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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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茅盾夜夜挥豪写作书评或翻译。在《文学》的“翻译专号”上，他以“芬君”的笔名译了荷兰提巴喀的小说《改变》，在“创刊专号”上发表了评论《喜讯》（彭家煌作）、《战烟》（黎锦明作）、《战线》（黑炎作）、《怀乡集》（杜衡作），他还写了论文《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署名冯夷），又翻译了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土耳其、秘鲁等国作家的六篇作品，在《文学》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刊出。他写一篇换一个笔名，迷惑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官。
由于茅盾和郑振铎、傅东华、巴金等人的巧妙斗争，《文学》的四期专号“挡住了检查老爷的乱抽乱砍，为《文学》的继续前进闯开了路，也给国民党反动小报造的各种谣言，什么《文学》要转向，《文学》要停刊等等，以迎头痛击。”茅盾又写道，“到了七月份出版《文学》第三卷时，我们已经基本上摸清了敌人的底细，扎稳了阵脚。我们知道文章应该怎样写，杂志应该怎样编，就能瞒过检查员的眼睛，达到预期的目的。从第三卷开始，虽然每期还有被抽被删的文章，但已难不倒我们了，《文学》又开始进击。”
二九、劝说鲁迅出国治病
清早起身后，茅盾匆匆吃完妻子为他准备的油条、泡饭，就出门向鲁迅家里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思忖：怎么劝说大先生呢？
昨天，史沫特莱开车接他去外白渡桥旁的苏联总领事馆，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十八周年的一个小型鸡尾酒会。他看到了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许广平、郑振铎……等熟悉的朋友。
在酒会快结束时，史沫特莱把茅盾拉到一边，悄悄对他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你看他脸上缺乏血色，很不好看。孙夫人也有这个感觉。我还听说他常有低烧，容易疲劳。朋友们都希望鲁迅能够离开上海到外地去疗养一下。苏联同志表示，如果他愿意到苏联去休养，他们可以安排好一切，而且可以请他全家都去。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她停顿了一下，象是征询茅盾的看法，见到茅盾未说话，又接着说：“转地疗养的事，我也和他说过，但他不愿意，希望你再同他谈谈，劝一劝他，好不好？”茅盾表示愿意尽力。
来到鲁迅家，他才把话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她做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为什么呢？”茅盾问。“一旦到了苏联，就与国内隔绝了。我又不懂俄文，真要变成聋子和瞎子了。”鲁迅点着一支香烟，慢慢地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茅盾说。“我所谓聋子瞎子还不是指生活方面，是指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国内的报纸要好几个星期才能见到。”
鲁迅说出了他的顾虑。
“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交给苏联方面，请他们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茅盾进一步劝说，让鲁迅放心。
鲁迅听他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说：“凡事想象是容易，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感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匕首一击，如若事隔一人多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茅盾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
鲁迅听他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茅盾灵机一动，换个话题，对他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倒有时间办了。”
这话似乎有点打动了鲁迅，他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著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我们中国的情况对他们说一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的报纸和杂志，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会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哦，──”鲁迅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和成的。”
茅盾回到家，立即给史沫特莱写了封短信，告诉她：大先生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
隔了六、七天，他又到鲁迅家去。不等他开口，鲁迅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
过去敌人造谣说我拿苏联的卢布，前些时候，又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纠纷感到为难，躲到青岛去了一个多月。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还会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们说的，我要继续住在上海，在中国战斗下去！”鲁迅望着茅盾，眼光沉着而坚定。
茅盾心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的决心。不过还是向他说道：“可是你的健康状况，大家都很关心呵！”
鲁迅回答道：“朋友们的好意，我明白。我自己，疲劳总不免有的，但还不至于象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茅盾觉得他已无能为力，不好再多嘴了。第二天，他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三十、维护文艺界的团结
自从上海地下党组织在1935年春上遭到严重破坏之后，茅盾与周扬、夏衍等人的联系也失去了。他搬到了信义村，知道他新住址的只有鲁迅、郑振铎等几个人。
1936年元月初的一天，郑振铎来找茅盾，说夏衍托他转告，有要事须面谈，请茅盾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
“夏衍找我有什么事？”他问。
“大概是关于‘左联’的事吧。”郑振铎说。
茅盾就让他约定夏衍第二天上午在郑振铎家里见面，因为郑振铎是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住址是公开的，在他家会面不会引起国民党密探的注意。
第天，他们如约会晤，郑振铎也在场。夏衍告诉他：“自从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左联’工作陷于瘫痪，人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活动。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个新组织的宗旨是，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加入。我们已经与好多方面联系过了，其中也包括原来的‘礼拜六派’的人物。
不过，这件事要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
“哦，请你继续谈下去。”茅盾说。
“另一件事，既然要成立文艺家的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小了。我们准备在报上登一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这件事也要征得鲁迅先生的同意。但是，鲁迅先生不肯见我们，所以只好请你把这意思转告鲁迅先生。”夏衍问鲁迅：“你对这些变动有什么意见？”
在这以前，茅盾已在鲁迅家中看到萧三从莫斯科寄来的信，知道萧三建议“取消‘左联’，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从萧三写信的口气，茅盾感到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他个人作不了这个主，而是传达了党方面的指示，或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还听史沫特莱说起，共产国际在战略上有了重大变化，号召各国共产党在本国团结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对萧三信上的建议持赞成态度。这时，他对夏衍说：“我从萧三的信上已经知道了，最近也风闻有些活动。我对于党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是赞成的，‘左联’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也的确一直妨碍着工作的开展，不过究竟怎么办，我还要考虑考虑，等我同鲁迅先生谈了再说吧。”
“我们希望鲁迅先生能发起和领导这个新组织。”夏衍又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转告鲁迅先生。”茅盾说。
他们约定三天以后再会面。
翌日上午，茅盾去看鲁迅。他预料这次谈话不会顺利，因为他知道鲁迅对萧三的信采取看一看的态度。鲁迅对于把原来的敌人拉来做朋友表示怀疑，对于解散“左联”也不表示赞同。他认为“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严重的，曾对茅盾说，“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又说：“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有人在那里做，不会因为取消了‘左联’，他们就不做了。”此时，鲁迅铿锵的话语似又在他耳边响起：“‘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不是等于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吗？”
这次见到鲁迅之后，他转达了夏衍的意见。
鲁迅给茅盾点上一支烟，自己也燃着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说：“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不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至于解放‘左联’，我看没有必要。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然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茅盾听到鲁迅的回答如此简明，心想，看来他已考虑成熟，不必多说了。第三天，他来到郑振铎家中，把鲁迅的意见告诉了夏衍。
“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夏衍解释。
“鲁迅先生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转告他，我只做个传话人。”
于是茅盾第二次去见鲁迅，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鲁迅。当鲁迅听到“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这句话时，笑了笑说：“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茅盾敏感地觉得，这话的意思是：有周扬他们在里面做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
既然鲁迅这么说，我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本来是个传话人，弄不好还会被鲁迅怀疑是替周扬他们做说客，这样的教训我已尝过几次了，可不能重蹈覆辙。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他们中间传话。他辞别鲁迅，就托郑振铎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没再与夏衍见面。
后来，鲁迅因周扬等人背着他解散“左联”，大为愤怒。
茅盾在二月间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谈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的形势，说道：“看来春天真的要来了！”想不到鲁迅在回信中表示不同意：“现在就觉得‘春天来了’，未免太早一点──虽然日子也确已长起来。恐怕还是疲劳的缘故罢。从此以后，是排日造反了。我看作家协会一定小产，不会象‘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些人剩在地底下的。惟不知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的作家，如何办法耳。”
面对鲁迅的这封信，茅盾摇了摇头，心里说：想不到他对新组织会是这样的反感啊！
茅盾与鲁迅不同，他答应周扬参加并作为这个新组织的发起人之一，而且担任起草并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上签了名。他还接受冯雪峰的建议，在“吕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也签了名。
事后的一天，茅盾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骂他是“脚踏两头船”，不禁愤怒地自语起来：“骂吧，让你们骂吧，我不怕！”
“雁冰，怎么了？谁骂你了？”他妻子孔德止闻声不安地问。
“雪峰对我说，大先生不愿意加入文艺家协会，也不必再勉强；他们要另外组织文学团体，也就让他们组织罢。他要我两边都签名，两边都加入，免得人家看来完全是两个对立的组织。我想他这话不错，双方对立，有什么好处？就照他的建设做了。想不到一些朋友不理解我，如今居然形之于笔墨，对我进行攻击了！你说气人不气人？”茅盾激忿地说。
“只要做得对，怕什么人家说三道四！你尽管去做，总有一天大家会理解你的。”妻子安慰他说。
过了一会，他的心情平静下来，随手翻开了六卷三号的《文学》，读起自己写的那篇《作家们联合起来》：“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在这个存亡危急的关头，还有什么不可解释的怨恨能把我们的前进作家们彼此分化，甚至成为敌体，互相仇视呢？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大家联合起来，一同走向前去罢！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在这个存亡危急的关头，有什么个人的嫌隙芥蒂可容存在呢？放大了眼光，敞开了胸怀，坚定了意志，手牵着手，一齐向前走罢！”
他想，目前“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争论激烈，双方互不相让，显然难以调和，但是我和鲁迅、周扬两方面关系都比较好，我要珍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尽力调节双方的关系。唉，说客道做，作家难做，然而不正是因为难做，才需要我去做什么？自然，我不能做折中的调和主义者，我还要继续写文章，阐明我对“两个口号”的观点和态度！
夜深了，窗帷半掩，人声静寂，茅盾又坐到映出绿光的灯罩下，挥笔写作起来……
三一、月曜会
鲁迅逝世已近一个月了，茅盾却觉得恍如眼前，心头的郁闷依然无法排遣。
连日来，他为《文学》写了悼念的文章《写于悲痛中》，为《中流》写了篇《学习鲁迅先生》，给英文的《中国呼声》送去了《“一口咬住……”》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要学习鲁迅的伟大斗争精神，嫉恶如仇。“不顾健康地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为民族、为被压者求解放；学习鲁迅，这是我们青年一代的一项重要的革命任务……”他感到还有许多话要倾吐，还有满怀的感情要抒发，为了不断地宣传鲁迅，召唤青年朋友研究鲁迅，学习鲁迅，自己应该写的文章是很多很多的。
使他郁闷不舒的，还有笼罩上海文坛的沉闷气氛。这种沉闷是怎么造成的呢？他分析：
“主帅不在了，大家好似‘群龙无首’；左联解散后虽成立了文学家协会，但实际上未做工作，因而作家的活动没有了组织；文坛内部的矛盾、分歧和宗派情绪，使人焦虑，也使人灰心。”可是，能否做一些事情使大家组织起来呢？他想起开明书店通知他：他著的《创作的准备》已经出版，请他便时去取样书。于是，他换上件米色西装，将皮鞋擦了擦，对妻子说了一声，向门外走去。
还是在八月底，茅盾刚编完报告文学征文集《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的经理徐伯昕就找上门来，要他为《青年自学丛书》写一本谈小说创作的书。茅盾说：“什么《创作法程》、《小说作法》之类骗人的书，那一家小书铺里都有现成的，我最反对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书了，你们为什么也要出这种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