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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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骗人的书，那一家小书铺里都有现成的，我最反对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书了，你们为什么也要出这种出呢？”　　
　　徐伯昕笑着说：“你误会了，那种东西我们是反对的，但是这一类书却有市场，有读者，一些年青的初学写作者，常常饥不择食买这种书来看，结果上当不说，还被引上歧途。　　
　　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外国研究和介绍这些经验的书就不少，只是中国还没有……”　　
　　“所以你就要我来写这样一本书，可是这是理论家的工作，他们可以把自己研究的成果用浅显的文笔写出来，以适合初学写作者的水平，而我是写小说的……”茅盾打断了他的话。　　
　　“不对，你过去就写过一本《小说研究ABC》，是不是？可见你是能写的。”　　
　　“哈哈！那本书是抄来的，是为了换稿费，当时我还没有写小说哩！”　　
　　“你现在有了亲身体会，所以你来写不是更合适了吗？再说……”　　
　　“写小说的人很多，你们何不去请别人？”　　
　　“我和韬奋商量过，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你平时写小说又写评论；当然，鲁迅也是合适的，但他在病中，是决不会写的。”徐伯昕见他还有点犹豫，又说，“你和鲁迅是好朋友，你有责任把你们的经验传授给青年啊！只要你把这些经验写下来，读者就会欢迎。”　　
　　茅盾见推诿不掉，只好答应。他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原理，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验，把创作技巧用通俗的文笔介绍给初学写作者。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一气呵成了。　　
　　当他取了书回家，妻子告诉他，冯雪峰等他多时了。他急忙抱着书上楼，热情地说：　　
　　“唉呀，雪峰，让你久等了。”　　
　　“不，不。我正在读你写的《研究和学习鲁迅》呢。”冯雪峰站起身说，“你说鲁迅先生好象盘旋于高空的老鹰，他看明了旧社会的弱点就奋力搏击，二次，三次，无数次，非到这弱点完全暴露，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他不罢休。写得好！你关于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技术的论述，也很精辟。你准备给那家报刊发表？”　　
　　“这是为《文学》七卷六号写的，王统照等着发排呢。”茅盾答，又从那包书中取出一本，签上名说，“《创作的准备》出来了，请你批评。”　　
　　“这种介绍创作经验的小册子青年人很需要。你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冯雪峰看了一遍书的目录后说。　　
　　“雪峰，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吧？”茅盾将一杯热茶递给客人。　　
　　“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嘛。”冯雪峰笑笑说，“鲁迅先生去世后，上海的文坛较前冷落了。我见到一些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他们谈起话来都不大有劲，心情沮丧，这与当前全民族抗日情绪普遍高涨的形势很不适应。我们要设法把作家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抖擞精神，投入新的斗争！”　　
　　“你说得对。是应该为青年作家们组织一些活动，使他们加强联系，交流感情，激励斗志。”茅盾表示赞同。　　
　　冯雪峰征询他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茅盾想起前几年出版界的一些老朋友曾举行星期聚餐会，十一二个人，每周聚餐一次，轮流做东，每人每次出一元钱，做东的出两元钱。在餐桌上，互相交换上海政治界、文艺界的信息，也解决一些编辑、出版上的事务。于是他向冯雪峰提出：可以仿照星期聚餐会的方式，把大家邀集到一起交流思想、感情。这种方式比较自由，大家可以随便交谈，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　　
　　“这是一个好主意！雁冰，我的事情多，也不大好公开出面，这事就委托你了。你可以再找几个同志商量商量。”　　
　　冯雪峰起身告辞，在门口他紧握着茅盾的双手，眼里流露出充分信任的神色。茅盾也点了点头，说道：“放心。你自己多保重！”　　
　　晚上，艾芜和申报《自由谈》的编辑吴景崧来拜访他。茅盾向他们谈了想搞个青年作家聚餐会的想法。他说：“虽然我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可我觉得自己跟青年人一样，爱和青年朋友谈天，青年朋友思维敏锐，见解新颖。如果大家能一星期或两星期聚餐一次，谈谈文艺思潮和新发表作品，该有多好？”　　
　　艾芜、吴景崧齐声称好。第二天，他又找了沙汀、张天翼征求意见，他俩也满口赞成。　　
　　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茅盾向冯雪峰谈了举行聚餐会的准备情况。冯雪峰提出一个问题请茅盾考虑：青年作家和“星期聚餐会”的参加者不同，参加“星期聚餐会”的郑振铎、傅东华、叶圣陶、胡愈之、陈望道、徐调孚……这些人是名作家、老编辑、经济都比较宽裕、每星期拿出一元钱来聚餐是小意思，而预定要参加聚餐会的青年作家，要他们每周掏出一元钱，都会感到吃不消，一元钱意味着三四天的饭钱呢。　　
　　经冯雪峰一提，茅盾想了个退一步的办法：不固定每星期一次，也可以两星期一次。不轮流做东，就由他固定做东家。凑钱采用“撇兰”的办法，每一“兰”一般是四角、五角、六角，负担不大，也活泼。饭馆是中小餐馆。　　
　　冯雪峰表示赞同。　　
　　茅盾提议这种聚餐叫“月曜会”。　　
　　冯雪峰觉得“月曜会”这个名字既新鲜，又好记。他对茅盾说：“你想邀请谁参加，就邀请谁。”　　
　　第一次“月曜会”聚餐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举行了。茅盾和王统照早早地来到预定的菜馆。他们选了一间屋子一桌雅座。不大一会儿，张天翼、沙汀、艾芜、朱凡、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陆续来到了。茅盾拿出一张纸，用笔在上面画了一丛兰草，在兰草的根部注明钱数。于是撇兰开始了。茅盾说：“我是东家，我先来圈。”　　
　　大家一一圈完了兰叶，打开一看，茅盾圈的是一元二角，他马上把钱掏了出来放在桌上。　　
　　别人哪会知道，他是有意圈画这最多的一份。　　
　　点的一道道菜肴送上来了，一个个话匣子也哗哗地打开了。茅盾指着王统照向大家说：　　
　　“在座的大多是青年作家，老王当然不算青年作家了。我拉他参加，一则是因为他是《文学》的主编大人，能对青年朋友来稿中存在的毛病提出一些意见，二则他与你们熟悉起来，也为《文学》的稿源开辟一个基地。”　　
　　“对，对！我是来交朋友的。雁冰拉我来吃菜，我来向大家拉稿。今后，请大家给我们《文学》多多支持啊！”王统照说。　　
　　有人关心地问茅盾，他是不是常失眠？茅盾说，他有了治失眠的“单方”，不大失眠了。　　
　　大家纷纷向他请教“单方”是什么。他说，这个“单方”就是地临睡之前读几页有趣而轻松的书。他举例：“譬如，昨晚我睡不着，就打开灯，读勃兰兑斯写的《安徒生论》。　　
　　我觉得勃兰兑斯的评论文章也和安徒生的童话一样轻松而有趣。他说，写童话不要用曲折的叙述，什么都得从嘴巴里新新鲜鲜当场出彩──哦，说是‘讲出来’还嫌不够，应当是咪咪吗吗、帝帝打打，或者是呜嘟嘟象号筒。他举例说，安徒生常常是这们开头的：　　
　　‘三个小兵在大路上开正步走……一　　
　　二！一、二！’或者‘那么……张开嘴巴的喇叭在吹，大底达大打！有一个小孩在里头！’……我读者读着，就在安徒生的鼓声中进入了梦乡，呼……呼……”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月曜会”上，茅盾讲的并不多，总中听别人讲话。每当人们议论到文坛现象和文艺思潮时，他总是注意倾听。他听到一些青年作家反映，他们写出了作品苦于无处发表。　　
　　就想出了出“丛刊”的主意向冯雪峰建议，创办了《工作与学习丛刊》。出了四辑：　　
　　《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茅盾在上面发表了评论青年作家艾芜、周文、葛琴等人作品的书评，以及其它评论文章。陈白尘后来写道：“1937年春，张天翼同志通知我去参加由茅盾同志主持的‘月曜会’的聚餐，这更使我兴奋不已了。此前虽然见过几次茅公，都是在公共场合，未能亲聆教诲。‘月曜会’……连茅公不过十来人。……那天，他身御浅灰长衫，足登便鞋，周身上下朴素整洁，在这十里洋场上，却似一尘不染，温文儒雅，飘然而至，真是文如其人！　　
　　“没有任何形式，谁也无拘无束，我们都围他而坐，随便倾谈。忽而国内国际形势，忽而抗日统一战线前途，忽而文坛掌故和新收获，忽而又落到创作问题上。茅公有问必答，自然地形成了中心。他那较重的浙江桐乡和轻微的口气，并不妨碍他谈笑风生，娓娓动听。我们这一群，当年的青年，真是如坐春风啊！……　　
　　“这个‘月曜会’，在茅公一生事业中，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朵浪花而已。他自己都可能忘记了。但正是这类一朵朵浪花聚集起来，便可以看出，在整个三十年代里，他为中国文坛培育了一代新人！说他是三十年代作家们的导师，想不过分吧？”　　　　　　　　　　　　
三二、炮火的洗礼　　　　　　　　　
　　1937年8月13日清晨，茅盾打形式收音机，播音员正在报告：因为战事，“银行停业两天”。　　
　　接着又说：“国民政府已于昨日封锁长江和南黄浦……”　　
　　近半个月来，他已在手记上写下了这样一些战况：　　
　　7月30日，北平、天津沦陷。　　
　　8月7日，日本大使川越抵上海；自长江止游撤下之日本海军军舰与陆战队亦已集中沪上。　　
　　8月10日，日本一面施放外交途径解决的烟幕，一面急遽向上海增兵，吴淞口外敌舰相望。　　
　　8月11日，京沪、沪杭两线我大军向上海推进。　　
　　8月12日，我大军继续沿京沪、沪杭两线推进，两线仅各开客车一班。　　
　　昨天，茅盾去和冯雪峰、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商量战争发生后办杂志的事情。他妻子去设法搬运寄放在开明书店总厂的两千本书籍。待他傍晚回到家里，却不见书籍搬来。　　
　　妻子说，好不容易才叫到一辆黄包车，家里的细软更要紧，就把两皮箱细软运到了租界的二叔家里。在睡梦中，茅盾还跟妻子争吵，说要把那两千本中西书籍搬运出来。今天，他要亲自去试一试，看能不能运出那些书，哪怕运出一部分也好。　　
　　当他换上衣服要出门的时候，收音机里传出了闸北已经开火的消息。他心急如焚地跑上街头，穿过已垒起沙包、有卫兵守卫的苏州河桥，向开明书店总厂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许多工厂在用卡车搬运货物和原材料。　　
　　海宁路上，挤满了人。茅盾一打听，原来是前面禁止行人通行，只允许持有特别通行证的汽车过去。　　
　　蓦然，几架涂着太阳旗标志的日本飞机嗡嗡地从人们头上掠过。不一会儿，远处轰轰轰地响起爆炸声，几股浓烟翻滚着冲上天空。人们议论着什么工厂、哪家栈房着了火。　　
　　紧接着，响起高射机关枪的哒哒声音，中国军队向日本飞机还击了。人群欢呼，鼓掌。　　
　　茅盾顿时觉得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晚饭后，茅盾正在收听新闻广播，郑振铎叩门进来，兴冲冲地告诉他：从上海市政府得来的可靠消息，政府决定开放民间的抗日救亡活动，各科救亡团体只要向政府登记，就可以化开活动。他还问茅盾是否马上搬家。　　
　　茅盾对他说：“暂时还不搬。老母早在内地老家，自己只有四个人，孩子大了，到紧急时刻拔脚便可以走。我大部分的书已经在火线内了，身边的一小部分随它去吧。”　　
　　这一夜，茅盾又失眠了，服了安眠药片，才勉强睡了三四个小时。醒来时，窗玻璃已映出朦胧的玉色晨曦。忽然弄堂里传来：“小白菜、韭菜要？菠菜、雪里蕻……”　　
　　怎么，还有农民出来卖菜？他感到诧异。妻子说要去买点青菜，茅盾就跟她下了楼。　　
　　妻子一问，小白菜的价钱竟然和原来一样！他感动了，心想：清晨冒着被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挑来这样新鲜的青菜，就是加价一倍，也不算多，而这农民倒并不肯抬价。问那农民：“日本飞机要来轰炸，不怕么？”　　
　　农民笑了笑答道：“要怕的话，就不能做乡下人了！”　　
　　茅盾的脑子里忽然闪现出一句古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天中午，茅盾去参加例行的月曜聚餐会。到了菜馆，他看到人数大大超出了预计的，心想：也许大家预感到这将是象征和平时期的最后一次聚餐，所以都赶来了。于是，临时又增加了一桌。　　
　　在餐桌上，人们的谈话集中到今后作家艺术家的任务以及如何开展活动等问题上。许多人的眼光向着茅盾，听他发表意见：“……在抗日战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我们要用它来描绘抗日战士的英姿，用它来喊出四万万同胞保卫国土的决心，也用它来揭露汉奸、亲日派的丑恶嘴脸。但我们的工作岗位将不再在亭子间，而是前线、慰劳队、流动剧团、工厂……。总之，我们要趁这大时代的洪流，把文艺工作深入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的抗日觉悟，开拓出一个抗战文艺的新局面来！”　　
　　在会上，多数人主张要赶快创办一个适应战时需要、能够迅速反映出作家们救亡呼声的小型刊物，而且提出要茅盾出任这个刊物的主编。这种信任和期待，使他感到义不容辞，立即向大家表示：下午就去找人商量，着手筹办，早日出版。　　
　　聚餐会将散席的时候，电台播出中国空军出动轰炸了日本海军“出云舰”的消息；大家还听到远处传来的一阵阵高射炮的声音。忽然，轰轰的飞机声在屋顶响过，茅盾和朋友们拥到凉台上，只见三架一队的飞机朝东北方向飞去，有人大声说：“好啊！这是我们的空军！”　　
　　下午，茅盾找到了冯雪峰、巴金，晚上又找了黎烈文，第二天一早找了王统照。他们都赞成由《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个刊物同人集资出版一份文艺周刊的计划。巴金来电话说：“勒以、黄源都赞成我们的方案。我建议明天开一次同人会。”　　
　　茅盾当即表示同意。次日，他和巴金约了四家刊物的主编开会，讨论了编辑方针、纸张和印刷问题。他们一致决定用《呐喊》作为刊名。他对巴金说：“我看，创刊号的文章就由我们这些人包了。稿件最迟十九号交来，文章不要长，一千字以内。”巴金表示同意，并说他还约了胡风、萧乾写文章，言明是没有稿费的。　　
　　晚上，隆隆的炮声似沉雷轰鸣。茅盾耳听炮声，手挥毛笔，撰写《呐喊》的创刊献词……《站在各自的岗位》。　　
　　第一期《呐喊》出版了。邹韬奋主编的《救亡日报》也出版了。上海的公众纷纷争购。　　
　　《呐喊》从第三期起改名《烽火》，在第一期《烽火》的封面上，加印了以下的文字：　　
　　编辑人茅盾，发行人巴金。　　
　　那些天，茅盾日夜为《呐喊》（《烽火》）、《救亡日报》、《抗战》、《少年先锋》等抗日救亡报刊写搞，眼睛熬出了一根根殷红的血丝，失眠症越来越严重，胃病也常发作。他妻子心疼得很，提醒他要注意身体。他说：“你放心，我不会累垮的。如果我不写文章，那才会闷死的！”他从桌子上捡起《救亡日报》第一号，对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