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政策与当代世界经济陈先奎大预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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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华外交的变与不变
美国总统换届总会酝酿着内外政策的调整，对于获得连任的总统而言，也仍有对过去四年基本政策评估与调整的要求，“变”与“不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对于一个获得连任后想“青史留名”的美国总统而言，“变”总是绝对的，维持原样的“不变”当然是相对的。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不变”是保持两党数十年来有着基本共识的既定政策，而“变”的方向则会因应美国内政治气氛起舞，在当今形势下，进一步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有着美国内政治环境的支撑。布什总统当然不可能忽视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内对中国、对美中关系的基本评估与政策建言，包括基辛格等战略家在《外交》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的建言，还有美国思想库、国会涉华机构的政策评估报告对华政策动议。其中无不蕴含着某种值得注意的积极倾向：一是敦促美国政府重视中国迅速崛起的国际政治现实，适应“世界权力东移”之势，把中国纳入“世界权力核心圈”之内，让中国发挥一个崛起大国的应有作用，美国第一次邀请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今年的Ｇ７财长会议，就是要让中国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这显然是对早就有声音呼吁把中国纳入七国集团、甚至成立包括美欧日中四国集团取代Ｇ７动议的一个侧面的积极回应；二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中双边密切的经济协调既在于解决双边日益突出的经贸摩擦，更在于确立全球或地区经贸秩序“交规”和“路线图”上，让中国负起作为世界经济重要推动力的作用；三是美国应该在寻找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具有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约束台独势力冒险行动对美中关系、对东亚地区稳定与繁荣造成的巨大危险。鲍威尔最近的访华称“台湾不具备一个国家所需要的主权”，当然可以看作是一个积极信号；四是在亚太地区，通过拉住中国，让中国发挥一个崛起大国的建设性作用，探求亚太地区建立地区安全机制的可能性，如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等，以化解中美在观念上的冲突等等。
在国会智囊层面，即使是相较保守的美中经济关系评估委员会也在近期发表报告，认为美中之间建立“坚实、持久战略关系”的现实基础与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想象，美国新总统上台之机，美中推进建设性合作面临着相对良好的国内政治气氛，如何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将考验着布什总统的政治意志。
当然，美国对华战略有着显而易见的一致性与连贯性。交往与牵制总构成对华政策的两方面。对于一个迅速崛起、国际作用与日俱增的中国，其未来究竟如何演变，美国内不光是保守势力即使是理性的学者都不可能宽心无虞，对崛起的中国挑战美国利益的战略担心总难以释怀，美国全球军事部署客观上构成对华不利的战略态势也被中国战略家视为有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由于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台湾问题的挑战性增大，美国作为台湾问题最大的外部因素，没有任何理由任由台独势力冒险，美国军事挺台名义上是平衡台海军力需要，但实际上是美国向台湾发出的错误信号，为台独势力所利用，刺激台独分子恃势前滑。
熟悉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史的人们当然非常清楚，在处理涉外冲突中，一个即使国力虚弱的国家在反复敦促、外交协商、严正警告无效、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也会义无反顾地把战争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一个崛起的中国在处理国家统一、捍卫国家主权与尊严这一重大问题上，战争虽是有悖于中华民族“仁”与“道”的选择，但包括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却是国家之为国家的最起码道德诉求。面对台独势力铤而走险，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政治诉求，将始终折射台海难以隐匿的战争风云。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虽有战略分歧，但也有着不言而喻的共同利益，如维护台海稳定，促进东亚的稳定与繁荣及地区合作等。在陈水扁一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造成台海危机阴影挥之不去的情况下，美国既然承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鲍威尔访华所明确否定的台湾所谓的“主权地位”，应是其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任何在此一问题上的立场反复只能造成更大混乱的政策解读。切实履行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言行一致地谨慎处理台湾问题，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需要。
2确立现存大国与崛起大国 全新合作关系的基本范式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关系将日益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一个崛起的中国更有能力也有必要关注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中国崛起进程始终是不断融入世界的过程，这决定，一个崛起的中国不会也不必以挑战或挤占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发展空间为历史己任。国家利益有排他性，但更有交互性，共通性，国际政治空间也更非是一个物理概念。美国理性的学者（如兰德公司高级顾问查尔斯·沃尔夫）深信，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的和平崛起将“扩大其他国家可占据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中国崛起将“为美国提供更多可占据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应该欣悦地看到，在推进对美关系上，相较于第三代领导集体，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的中国领导集体有着良好的起点，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同样有益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仍显落后的大国，注定要经久持续地把发展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注定需要促进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中美两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有着积极的政治接触、有着频繁的人员往来，两国人员相互理解与日俱增，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合作积极而有成效。正如胡锦涛主席在电话祝贺布什总统当选连任时所言，布什总统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取得了重要进展”。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尽可能把中美关系建立在一种持久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之上，既是两国人民的相互期望，更应成为两国政府为之努力的方向。对布什总统而言，努力争取一种相较长期稳定的对华关系，持久推进建设性合作，确立国际关系中现存大国与崛起大国全新合作关系的基本范式，当应成为其第二任内最为重大的外交遗产之一。
（三）美欧关系：角色调整任重道远
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欧洲对此次大选失望的人肯定比美国人多，有４８％的美国人（克里所得的普选票）对布什当选不高兴，而高达７０％的欧洲人对克里落选失望。然而，无论欧洲人是否喜欢布什，他们都不得不在未来四年与布什打交道。如果欧洲还希望改善欧美关系，他们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布什身上。对美欧关系而言，布什此番连任依然是一个新的开端，今后四年时间布什有足够时间反思、调整大西洋两岸关系。毫无疑问，欧洲各国政府、思想库、甚至大公司现在都可能挑灯夜战研究布什第二任期对欧政策的走势。
目前，欧洲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布什第二任期内单边主义外交是会收敛还是会继续发展”？其实，单就美欧关系而言，布什的外交思维固然重要，但欧美近年来愈走愈远的根本原因还是两国的利益重叠不像过去那样多了，而布什的外交方式和伊拉克战争仅是个引子。在过去四年中推动美欧关系走向低谷的那些因素今后四年仍将存在，如果没有新的导火线出现，美欧关系将处于小打小闹之中，如果再有类似于伊拉克战争的情况出现，美欧关系注定还会恶化。
美欧之间长久以来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是小布什总统上台以后才产生的，有的是冷战结束的产物。美欧之间有战略上的猜忌，有对应承担责任的推诿。
早在１９９２年老布什任总统时，美国国防部就搞了一个秘密计划，由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主笔，称为《战略防御计划》，认为正在崛起的日本和统一后的欧洲将成为美国未来最主要的威胁。这个秘密报告后来被媒体曝光，在全球引起巨大震动，以至美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澄清，称这并不代表国防部的观点。但是，这件事给美欧关系的冲击恐怕不会很快消失。
其实，防止欧洲出现一个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一直是美国对欧洲政策的一个方面，美国永远不希望欧盟能与其平起平坐。
美欧在北约内部的“主仆”之争或“平等权”之争“古已有之”，但冷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军事威胁不存在了，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减少了，故制衡美国的底气更足了。这是一对正在发展的矛盾，但到目前为止，欧洲仍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尚不至和美国公开决裂，因此这对矛盾仍是体制内的问题。
除了美欧在战略安全上的斗争，美欧在责任份额问题上的矛盾也是一个重大问题。美国认为，从北约建立以来，欧洲一直在安全问题上搭美国便车，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享受和平红利，却不愿增加军事投入，分担维护欧洲和平的责任。２００２年美国的国防开支超过所有北约其他国的国防开支总和的８５％，２００３年美国的国防支出还在大幅增加，欧洲国家在国防上的投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美欧军事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对此，美欧双方均承认，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太大，双方根本不在同一个平台上，军事力量难以对接，更无法有效合作。不仅如此，欧洲尽管受和平主义的影响，大部分国家也同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军费，但效果却长期难以显现。如果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不能缩小同美国的军事差距，北约在军事上就是一个摆设。但是欧洲在军事上长期积弱积贫，既有政治原因，亦有军事方面的考虑，这恐怕是美国不得不长期应对的头疼问题。
尽管美欧之间存在这些矛盾，但美欧之间更多的是共同价值观、共同理念和共同利益。时至今日，这些共同之处仍是美欧关系的主流。从政治体制上看，欧洲民主仍然是地球上最接近于美式民主的，欧洲和美国分享着共同的民主思想，并都想将这种欧美价值观推向全球。从国际体系角度看，美欧都希望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和开放的国际交流体系，都渴望进入主要世界能源供应地，都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遏制部分破坏人权的国家。可以说，欧洲仍然是美国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大部分外交战略都离不开欧洲的帮助。今后四年，布什政府注定会推行以反恐为核心的全球战略，并且在下述三个方面推动美欧之间的战略合作。
其一，美国要求欧洲紧随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确立欧洲的反恐战略。“９·１１”后美国家安全战略迅速转型，美国亦想方设法迫使北约认同美国的新战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会议副主席哈特斯森认为，首先，美欧必须在北约的根本使命问题上达成一致，即必须认同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当前的主要威胁，这样北约仍是一个有共同威胁的军事联盟；否则，美国就没必要放着自己国家的安全问题不管，为北约支付账单和浪费精力。“９·１１”后，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在美国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和２００２年的两次国防部长会议上，北约各成员国都承认共同威胁是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布拉格峰会正式以宣言的形式确认反恐、反扩散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北约的战略目标。至少在书面上或表面上，北约认同了美国的反恐战略。
然而，战略目标转型不仅仅是一个书面或表面的问题，北约若要真正随美国战略转型，要采取诸多重大措施，突破种种原有规则。北约如果要完全或多半转变为打击恐怖主义及其支持力量的工具，就必须转变北约的结构及其军事、政治、外交职能。过去５０年来，北约一直扮演保障欧洲稳定与安全和化解外来威胁的角色，现在北约要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这需要对武装部队的装备进行更新换代，并予以额外拨款。但欧洲的政治家与社会舆论都不愿意“欧洲军事化”，潜在的冲突现在已经显露出来。随着“反恐战线”的扩大，各国的议事日程与北约的确切地说，与目前美国人强加给欧洲的议事日程之间的步调不一表现得越发明显。
其二，在北约内部推动以反恐为中心的军事改革。一方面，建立一支小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组建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设想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２００２年９月在华沙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上提出的。同年１１月，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决定允许该部队对世界任何地区出现的潜在安全威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快速反应部队将以快速战略运输能力、情报获得能力和先进的装备为基础，所以这支部队的建成将提高各成员国军队的应急和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缩小北约欧洲成员国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差距。冷战结束后的１０年里，欧洲一体化迅速发展，但在军事上与美国相对而言进一步衰落。“９·１１”后的几次战争表明，由于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太弱，与美国军事力量不属于一个层次，因此很难在同一个平台上搞军事协作。欧盟缺乏向一个远离本土但具有潜在敌意的领土派遣并维持一支战斗部队的必要手段，甚至缺乏在欧洲境内派遣部队的能力。美国要求北约的欧洲成员国缩小与美国的力量差距，加强军费预算，但必须在北约框架内增强军事力，不允许欧洲搞独立防务。
其三，调整美国驻欧洲军队，将军事战略重心转向不稳定地区。由于“老欧洲”反对伊拉克战争，美国感到愤愤不平。伊拉克战争刚结束，五角大楼就加速把数万名美国部队撤出德国，并提出在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前东欧集团国家建立新基地的计划。据美国军方人士透露，从德国基地抽调部署在伊拉克的１７０００人的第一装甲师不会再回到德国基地了。大选前夕，布什又明确宣布美国将在数年内大大减少在西欧的驻军。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驻欧美军最重要的改组。
驻欧美军超过１１．２万人，其中８０％分布在德国周围。但是，近年来一些西欧国家越来越不愿意让美军驻在他们国家，而在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这些国家亦不愿帮助美国，与此相比较，刚刚签字参加北约组织的中东欧国家希望接待美国军队。美国此次全球军力大调整原因非常复杂，应当说涵盖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军事领域发展变化的各个方面。既有现实需要，亦含有战略考量；既有政治原因，亦包括军事需求；既有全球统筹，亦有地区特色。
由此可见，不论就美欧关系的基本结构，还是今后美国对欧洲在反恐战略上的需求而言，美欧之间都存在利益冲突，美欧关系决不是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