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红颜,我们的手-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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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雷�/生活在春天里 / 从外部观察的人们 / 知道什么底细？/……我独自 / 生活在春天！”——一九九一年，我在阳光明媚的愚人节收到希梅内斯和阿莱克桑德雷的合集《悲哀的咏叹调》，随手翻开便见到此诗，不由亦生春天般的喜悦。
可是，即便是这样与志趣相投的意中人（希梅内斯与塞诺薇娅曾合作翻译泰戈尔诗歌）新婚之际的快乐吟唱，他仍突出了“独自”。那日记体诗集另一处还有类似的说法：“……无论在哪里 / 和你在一起，真叫人欢喜！/ 新的、孤独的 / 春天！”
孤苦、忧郁是希梅内斯毕生的气质。果园主、葡萄酒商的父亲猝逝，优美的港口故乡颓败，国家动乱，世界大战……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伤心。所以他写《让人心痛的花园》，写《破碎的心灵》，写《谁能了解时光背后的东西》，写“回忆只意味着怜惜自己”的《死亡》……
但在形式上，希梅内斯又追求简洁、淳朴、自然、清新。且看他的《码头》，只有这么四行：“我们在睡觉，/身体/是灵魂抛在/生命海底上的锚。” 言止意远，引人遐想：那么，灵魂是停泊在那至高无上的码头……曾有记者评论说：希梅内斯“是那些像阳光照耀一样朴实无华地产生的诗人”，我们遇上他，“恰如有一天我们看见了一朵花。”诺贝尔授奖词则把他比喻为一位老园丁，写的都是果树、池塘、啼鸟等普通的事物。他这种风格深远影响了后来者，除了阿莱克桑德雷，授奖词还说，洛尔迦“著名的绿色诗即源出于此”。
2004年5月16日午后
《悲哀的咏叹调》，赵振江等译，漓江出版社，“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1989年4月第一版。
灵魂曾披上你的颜色
手头有一本外国情诗选《我看到开满了花的小径》，购于大学时一九八九年十月，书名出自西班牙洛尔迦的《两个姑娘》一诗。——这些意象、时日、题目组合在一起，使这小书成为我私下一个无意的纪念物！
后来买到的赵振江译的《洛尔卡诗选》，也与大学有关。那是几年前的五月，毕业十周年聚会，当约定的大聚会与其后无心插柳的小聚会都结束，挥别故人后，独逛校园对面的树人书店购得的其中一种。当日书店全面折价，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它要关闭了，广州最早的新型文人书店代表之一，终于撑不下去；那次人散后的造访，便是我在这喜爱的书店最后一次买书。散了吧，在那样一种情形下的所得，也就别有一份纪念意味。
该书选诗二百五十多首，并两部诗剧，更有诗人亲笔画的众多线描插图，以及他与挚友达利等人交往的照片等，称为洛尔迦在国内“最厚实的选本”。但我却将它视为“副选”，一直想找的是与洛尔迦情味相契的戴望舒的译本。——今年在一月号《收获》上读到北岛的《洛尔加：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资料翔实、剪裁得当、分析精到、文情俱佳，是我所见洛尔迦评述文章中最好的一篇，也是近年北岛重出江湖、由诗而文中写得最见功力的一篇；其中便称赞戴望舒的译文“光彩新鲜”，至今无人能及，亦为戴望舒诗歌翻译中的顶峰。
北岛又提到整理、补译戴氏《洛尔迦诗抄》的施蛰存，那种“重友尽责谦卑自持的为人之道”。这也同样是我一向感怀的。施蛰存对戴望舒那种难得的、不同流俗的、以极“吝”而愈见深厚的友谊，我甚为爱惜感动，专门写过一篇《有一些记忆无法写下》述之，另《呼唤阿索林》时也有所及。加上本来就比较喜欢戴望舒，其诗、其译、其人、其学我都也还感亲切、欣赏，遂一直留心搜求经施手的戴氏著作，以具体表现物来既存彼人，更存此情。天怜我意，大前年冬在旧书店喜遇一册二十年前的、由施蛰存收集编辑的《戴望舒译诗集》，终可略偿心愿。
那书中最感欢欣的，便是一卷《洛尔迦诗抄》了。本就钟情的诗人作者，最为合适的诗人译者，联手为灰黯天气中被俗务烦扰的人，“披上橙子的颜色”——《最初的愿望小曲》：“灵魂啊，/披上橙子的颜色。/灵魂啊，/披上爱情的颜色……”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五日夜整理
《我看到开满了花的小径》，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情诗集萃”，1989年9月第一版。
《洛尔卡诗选》，漓江出版社，“大师诗选”，1999年3月第一版。
《戴望舒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诗苑译林”，1983年4月第一版。
在绿色底下唱着深歌
购得《戴望舒译诗集》的二〇〇一年偷闲冬日，听西班牙吉他，读戴望舒所译洛尔迦的诗，为之沉醉。
他唱着《塞维拉小曲》：“橙子林里 / 透了晨曦 / 金黄的小蜜蜂 / 出来找蜜。”唱着《梦游人谣》：“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 绿的风，绿的树枝”。唱着《小广场谣》：“是谁把诗人的道路 / 指示给你？/ 是古谣曲的 / 泉水和小溪”。还有《海水谣》、《骑士歌》、《小小的死亡之歌》等等曲谣，用他那“心里刺进了 / 五柄利剑”的《吉他琴》伴奏：“它哭泣，是为了 / 远方的东西”……
简洁，明亮，典型西班牙的优美。可是，西班牙的诗歌等文学、吉他等音乐，总是在鲜活热烈背后有深沉厚实的浓愁呼之欲出；作为西班牙风格的代表，洛尔迦当然也是这样，他打动人的，不止《树啊树》、花朵、海洋、山冈、村庄、河水、《恋爱的风》等等浮面的意象之美，更在于“勇猛的喜悦底下隐藏着的悲哀”。（《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亚思挽歌》）
这首“挽歌”所致的主人公，是不愿平庸度过退休生涯、为求得英雄的死而复出的著名斗牛士（同时也是文人）。洛尔迦为这友人写下的挽歌杰作，激越、沉痛而感人。但其中有一句：“他要寻找他准确的侧面像 / 可是一个梦哄了他”，却似乎不符合主人公的求仁得仁（他最终果然死于斗牛）；然而，洛尔迦是超越了就事论事，写出一种人间普遍的悲剧。这种普适性的超越，也使得人们可以把这“挽歌”唱给诗人自己：看过一部电影《洛尔迦的失踪》，深沉的男声朗诵贯穿影片：“在下午五点钟。/ 恰恰在下午五点钟。/……此外便是死，只有死 / 在下午五点钟。……”反复的吟叹，加重了悲剧色彩，用的就是此诗第一章。
是的，虽然洛尔迦有时可算是现实主义诗人，记录了不少社会性的苦难，但其诗中的“悲哀”，还更是“超现实主义”的，向上向外笼罩了广大的不同时空、向下向里抓住了人类的宿命本质：《梦游人谣》的鲜亮绿色后，是“可是我已经不再是我/我的屋子也不再是我的”；《蔷薇小曲》的蔷薇，“不寻找晨曦/……寂静地向天上 / 她寻找别的东西”。他奇妙地混合了欢畅与痛苦、静美与激烈、明快与惆怅、美酒与鲜血、生之恋欲与死之命定，唱出色彩斑斓的忧伤“深歌”（一种民歌，洛尔迦曾取为诗集名），从简单、优美的表象直抵核心，然后弥散出广远的沉重。像他写的岸上的水手，像他叹息的《水呀你到哪儿去》，洛尔迦，总是令人眼前一亮，却又心底一紧。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五日夜整理
对于水的怀乡病
“……含羞而美丽的黄昏 / 和疲倦！”（阿尔陀拉季雷）《戴望舒译诗集》里面其他的西班牙诗人，也都吟诵着这样的南欧风情，散发着这样我所迷恋的气息，与洛尔迦一起，“安静而同时向前推 / 永远唱着同样的诗句 / 但却用着不同的水”。（狄戈）那些优美的意象、微妙的联结，在穿窗而入的阳光中鲜活地弹出发黄的纸页，穿过长久的日子，依然栩栩如生，使我像狄戈写的那样，再次“梦想，梦想着（那么娇小）/ 那地中海的好姻缘”。
该辑“西班牙诗选”，最可说说的是阿尔倍谛。戴望舒译有其《邀约青空》：“我邀你，影子，到青空中去……”
戴望舒深受其所译介诗歌的影响（当然，也是因为他本身与之“情投意合”才会去译，从而保证了这些翻译的用心和传神，使读者能收原作与译文“一箭双雕”之益），我在他的译诗里不时遇到戴自己诗中意象、情绪的原型，甚至是直接借用。比如这首《邀约青空》，加上另一个西班牙人沙里纳思《物质之赐》中的“一个怀乡病慢慢地升起来”，便促成戴望舒写下《对于天的怀乡病》：“我渴望着回返 / 到那个天，到那个如此青的天 / 在那里我可以生活又死灭 / ……我啊，我是一个怀乡病者 / 对于天的……”
可惜戴望舒没有译阿尔倍谛那首更出色的《天上的三次回忆》。该诗我在大学毕业前后都读过，那样的天堂，那样“在身体、名字和时间之前”、“一只鸟为了一朵百合可以去死的时候”，那样我一直神往的远古洪荒、原始自然，令我仿佛也有一份“回忆”在，读着阿尔倍谛的杰作，便如与之重新照面。
——我想我也是有“怀乡病”的人。大学时，是曾对宗教化的神秘的天、对原始远古抱着出世的怀乡之渴慕。而后来的怀乡病，就只是向着大学时光、那“灵魂的时代”了。这对象的转换，一方面是由虚无缥缈落实为真实有过的依凭，另一方面，却是“退而求其次”的“每况愈下”，是可悲的——只是事实上，两者都一样不可能达到，只剩下回不去的回忆。阿尔倍谛有诗集名《地上的水手》，恰与洛尔迦写过的《两个水手在岸上》相呼应；这是我们可哀的命运了：领受过浩瀚、本属于大海，最终却只有脚踏实地，“对着水凝望”。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五日夜整理
第一部分 书架之南第12节 几阵雨，一道彩虹（1）
再也无法追上那场雨
施蛰存说，雨果的《良心》应是戴望舒留存的最早译诗。不过此诗只具备纪念价值：戴望舒仅此一试后几乎再也没有接受雨果的影响。加上诗歌在雨果的创作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而我们又对这位大文豪太熟悉，所以在我这一系列中就可略而不谈了。
这样一路写下来，戴望舒翻译过的法国诗人就只剩下魏尔伦。不过魏尔伦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他跟波德莱尔、瓦雷里、阿波利奈尔等人一样，因为太“现代”而没有得到戴望舒多久的热情眷顾、创作和应。他采用中国古诗格律句式、糅合文白的风格，译魏尔伦的《泪珠飘落萦心曲》、《瓦上长天》，也远不如罗洛的译文好：“泪洒落在我的心上 / 像雨在城市上空落着 / 啊，是什么样的忧伤 / 荆棘般降临我的心上？”“你做了什么，你在那儿 / 不停地啜泣 / 啊，你做了什么，你在那儿 / 用你青春的日子？”
是啊，我们也要问，是什么使诗人耗尽青春在长久悲泣？这两首诗，分别出自魏尔伦因枪伤兰波而入狱、在监牢中完成的《无言的心曲》和酝酿的《智慧集》；前者的第二句“雨……”，出自该诗题记，原作者是兰波——戴望舒没有译出的这个名字，就是最主要的答案！
魏尔伦曾有过与妻子“赌书消得泼茶香”一类情致的《幸福之歌》，但很快，才华惊人的美少年兰波出现在他生命中、并永远成为他的故事：倾倒，热爱，同游，带兰波跻身巴黎诗人圈子、为其发表作品、助其成名；当不肯停留在某一阶段、某一模式的兰波决计要分手，他在绝望中开了枪……出狱后，他与已潇洒放弃文学的兰波见了最后一面，然后兰波继续浪迹天涯去历险，魏尔伦则于众叛亲离中，萧然到他乡教书度日（他们“私奔”时也曾一起教书谋生）。后来他终于回到巴黎，再度获得了文学声誉（甚至更高，被选为“诗人之王”），又过起从前酗酒放纵的生活：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可是，有过那样的经历，心灵也像久病的身体一样，该垮了吧？用戴望舒的话说：“他的疲乏是愈来愈深了。”他还是念念不忘的，搜集兰波作品，为其《彩画集》写了序言（而那个放弃者，对此已不闻不问）；兰波死后第四年，他又为其诗歌全集作序。不到一年后，他也在潦倒孤独中辞世了。
六十年前，戴望舒写过一篇《魏尔兰诞生百年纪念》，最后引用他认为比较公正的评价：魏尔伦将“亲切而感伤的抒情主义导引到完善之境”。罗洛在其《魏尔仑诗选》（这小书是解放后的第一个选本，也是我迄今见到的唯一一本）译本序中，形容魏尔伦的诗“像散生在无穷平原上孤寂的花朵，带着向往唱着忧伤的歌。” 又说他推崇雨果，曾写诗致意、寄赠诗集，但反对雨果式的“滔滔雄辩”；他的好友在悼词（后来被用作法文版《魏尔伦诗选》序言）中称，他“像树叶一样，常常是呻吟胜于歌唱”。今人刘铮则“始终认为他的内心一定不会像外表那样粗砺，毕竟法国诗歌里最温婉纤细的几首诗就是魏尔伦写的”。——由以上评介可见，魏尔伦的写作本应与戴望舒不会太相悖（不过，罗洛指《雨巷》似乎直接受魏尔伦《夕阳》的影响，我却觉得两诗相去太远）；戴望舒的最终疏淡，恐怕不是文学风格问题，而是跟魏尔伦惊世骇俗的放浪生活有距离吧？像罗洛概括的，这是一个必须奉命唯谨的公务员，却又是一个不遵守社会伦理和创作规则的不羁天才。我惊佩于魏尔伦能将二者合于一身，但也知道，这到底是无法追步的人间特例了。
二〇〇四年七月2二十五日夜
《魏尔仑诗选》，漓江出版社，“域外诗丛”，1987年4月第一版。
旧雨重来，却不能到达彩虹
今年（二〇〇四年）恰逢兰波周年一百五十诞辰。这个天才少年是一个神话，一个我倾慕的人（是“人”，不仅是“诗人”）。他十五六岁就开始写诗，作品惊世绝艳，震动文坛；创作生涯不过短短几年，便已成为一流的、开拓性的大家。他一度的亲密伴侣魏尔伦有两句评语十分恰当：“如梦幻与音乐般舒展的诗句”，“具有绝对独特而又非凡情趣和神奇的语言能力的大诗人。”但不到20岁，兰波就把惊人的文学成就弃之如敝屣，脱身去展开同样令人炫目的后半生：周游世界，入过军队，当过流动马戏团的翻译等等；后来到非洲组织镖队护送走私军火、象牙，在丛林中与强盗作战几乎送命；最后因染热瘴等病而死，年仅三十七岁。他对写作的弃绝十分干脆彻底，追求比文艺更广阔的现实，甚至有点痛恨早年的文学岁月是误入歧途。他是潇洒地或曰绝望地参透了人生，不肯将形骸囿于一种生活方式，及时领悟和转向了——而正是这样的转向，使他用生命成为真正的诗人。随便举一首小诗《出行》，可见其境界与追求：“看够了。色相在空气中处处遇合交会。/ 也够了。城市的喧嚣，黄昏，日午，直到永远。/ 知道得够多了。生命的中止，多次停顿。——啊，喧嚣和色相！/ 在新的情爱和音响之中，出行远去！”（王道乾译）
葛雷为其译《兰波诗全集》（其实不全）写的译序，品评甚佳，但对兰波的选择，赞美之余仍有所惋惜乃至微词。我则是完全倾倒的——神往，是因为自己不能、深知其难。宿莽借兰波“铜醒来变成了铜号”一语，指兰波从铜号醒来变成了铜，比喻甚精当。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