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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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十口人要养活，绝大部分家庭收入都用于买吃的。为了省钱，江早饭吃粥和馒头。晚饭是一天的主餐，通常有四个菜，三个蔬菜，一个肉或鸡、鸭。全家人围坐桌边。到了周末，他们会买只烤鸭打打牙祭。
由于通货膨胀，每个市民都感到手头很紧，江也不例外。当他们夫妇到市场上买食品的时候，听到人们大声抱怨飙升的食品价格。
江的妻子几乎从没买过昂贵的东西。但就在这一时期，她大大破了一回例。从江上大学时起，他就梦想能够自己拥有一架钢琴。但他经济负担这么重，买钢琴是不可能的。经深思熟虑的谋划，王从银行里提出了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些钱，勉强凑了2000块钱，买了一架聂耳牌钢琴（这是以一位著名作曲家命名的中国品牌）。
别人觉得上海市第一夫人应当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应当怎么做，王冶坪毫不关心。有一次，王去市府的一个大院看望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在门口被两名卫兵给拦住了，他们不认识她。王穿着一件棕色针织的旧毛衣，一条旧的黑裤，一双平口布鞋，还推着躺在婴儿车里的孙子。一名卫兵要求她履行正常手续，在进门之前填写访客登记表，而另一位则笑道：“别难为她了——只是一个不识字的保姆。让她进去吧。”就在这时，王的朋友跑出来恭敬地叫道，“冶坪同志！”名字一般在中国是各人不同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冶坪同志”是上海的第一夫人（就像在克林顿当政时期，在路上叫“喂，希拉里”，会引起路人回头一样）。这位党的领导人的妻子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还面带微笑地从两个目瞪口呆的卫兵身边走过。这两个卫兵如今可有了一段能终身讲给其儿孙听的故事了。
鉴于几名高级助手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相继病倒，江泽民提出了一项旨在改善健康和提高士气的计划。他命令下属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哪些运动适合于让工作辛苦的中年干部保持身体健康。最后反馈给他两个答案：网球和保龄球。江要求高级官员从中选一样。两者都不是一般中年人力所不逮的选择。
早些时候，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在办公桌边心脏病发作，陷入植物人状态，在昏迷6个月后去世了。期间，江常到医院探望他，毫不理会工作人员认为他可以把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上的想法。叶公琦说：“江知道，他的到场对医生是一个信号，它表示这个病人非常重要。”
朱宗葆夫人在这一变故打击之下精神变得很不稳定，江就把为他们的女儿寻找一个好出路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他邀请孩子在澳大利亚的伯父来上海，商议他侄女未来的选择。他们一致认为，朱的女儿应该移居澳大利亚。江亲自安排她的旅程，当她因证件不齐在香港边境受阻时，江还在夜里十点钟亲自给深圳市长打电话。江还帮助朱的遗孀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就在1989年赴北京前夕，他对叶公琦说：“请照顾好朱家。”江对他的副市长说，“我把照顾他们的责任托付给你了。”
当叶公琦也因病倒在离上海约140英里的杭州住院时，江专程赶去探望，并帮助安排治疗工作。1992年，他的另一位原副市长因心脏病去世。当时江已经是党的总书记，根据惯例，像他这么高级别的人去参加追悼会不大合适。然而，江坚持要去向他的老同事致敬。他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返回上海。媒体没有报道他的到来，此行他也没有计划做任何别的事情。
当江的大学室友童宗海患了视网膜脱落时，江安排了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为他治疗，这病在童的家乡是无法医治的。
“我当然知道江是上海市长，”童宗海说，“但我不想利用我们的交情。我感到羞愧，但我别无选择。我给他发了封简短的电报。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回电。江写道：‘我已为你安排好一切。请立即来上海。’”
在童到上海时，他几乎已经失明了。江的秘书贾廷安到船上迎接他，给他安排了住处，然后帮助他尽快转到医院。贾是河南人，他是跟着江一起从电子工业部来到上海的。他的工作范围事无巨细。不论是国事访问还是私人请求，江泽民都可以托付给贾廷安处理。
“江泽民到医院看我，”童说道，“他让我不要担心自己是外地病人（这在中国是很大的问题）。‘要安心休养，’江对我说，‘不要因为不是来自上海就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江的探望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他还带来了上海市卫生局的领导。医生告诉我，这是市长第一次来这家医院。我的视力后来完全恢复了。”
江对那些他喜欢和信任的人充满人情味，但对那些他不满意的人则很严厉，特别是那些行为和态度可能对国家有害的人。除了那些腐败和玩忽职守的干部，他还经常批评那些怀念共产党接管之前的日子的人。正如叶公琦所说：“那些人只要能够得到更多的食物，宁愿吃从外国人餐桌上掉下来的残羹冷饭，也不愿自食其力。”在江看来，这些人只关心钱，这令他愤怒。
1986年5月，江泽民和市委书记芮杏文举办了一个为上海市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会。这是对欢迎西方投资的同时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一个委婉说法。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甚至包括那些赞成加速改革的人，都担心市场自由化会引发社会动乱。他们害怕西方的“物质主义和颓废思想”会破坏中国制度的稳定，并削弱党的权威。对江来说，关键是要制订出文化和人文标准，以便建立一种健康而自立的中国社会主义。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达上海。江以真诚的热情欢迎她。女王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的王朝历史使人们对皇室传承非常尊重。两年前，当中英签署了确保香港回归中国的协议后，邓小平谈到了英国君主。他说：“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见到英国女王。”当邓终于会见女王时，由于女王不喜欢别人在她面前吸烟，嗜烟的邓礼貌地克制住自己。
似乎全中国都在为女王的来访作准备，这一访问象征着中国重新崛起为文化和繁荣的世界中心。江细致入微地投身于女王上海之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外滩，建筑物上的英国殖民遗迹都被清除干净。从虹桥国际机场到市区的长长的高速路被拓宽。草坪上安装了喷洒系统以确保草木郁郁葱葱。女王预定路过的每一条街道都张灯结彩。女王将下榻的国宾馆经过重新装修。当女王提出想从座车中观赏市容时，特制红旗牌轿车上的深色车窗就被换成了透明玻璃。
当女王走下专机的时候，1500名上海少年儿童挥舞旗帜，高举花束和手中的玩具熊猫。数千人表演了中英两国的传统舞蹈。还有两个儿童向女王和她的丈夫菲力普亲王献了花。江泽民用英语欢迎女王伉俪。
女王想参观豫园——一个有着400年历史的中国古典园林，其中的30多个亭榭个个都由曲曲折折的回廊和池塘上的小桥相连接，江建议她在湖心的茶亭里稍事休息，并在那里为她安排了一场雅致的表演。就在女王尝甜点、品龙井茶的时候，一位当地的民歌手和著名的笛子演奏家陆春龄为她作了表演。当天早晨，江专门拜访了陆，查看他所挑选的曲目，督促他要“做好准备”。在豫园的古风古韵之中，上海的江泽民坐在英国的伊丽莎白旁边，他们身后则是奇石耸立的园林和飞檐重叠的楼阁，陆吹奏了中英两国的几首曲目，包括《一个英国乡村园》。短暂的演出结束后，陆从自己私人的七支笛子中挑出一支送给女王，令她感到惊喜不已。女王还喝了两小杯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茶。
大约10天以后，又一位不同寻常的访客抵达了上海，他就是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昂纳克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在来宾留言簿上写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随后，他又向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塑像献了花篮。江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当然，那时两人都没有料到，3年后，昂纳克被赶下了台。
有时，江泽民不得不将市府的工作置于个人事务之前。当被江称为“娘”的养母于1985年去世时，江正在北京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因此他只好让他的妻子王冶坪和儿子绵恒料理葬礼。1987年，江领着全家从上海到扬州正式祭奠养母，他在墓前向养母表示敬意。同样，当他的生母去世时，他也没能亲自治丧。
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说：“三哥非常爱他的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江的生父于1973年去世后，他的生母到北京和他同住在一起。多年前，当江还在长春工作时，他的父母曾去和他一起住过一小段时间。后来他们又回到扬州。“尽管三哥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他在经济上负责赡养。”熟悉家族史的江泽慧说，“母亲在晚年很高兴能和她的儿子及儿子的家庭一起过日子。”
1986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江在前一年5月提出的《上海总体规划》，并宣布上海应该成为一座经济繁荣、技术进步、文化先进以及环境清洁的世界级城市。目标是将上海建设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对于一个股票交易仍旧靠单一柜台操作、很多住房还没有卫生间的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沈永言，江的一位观察敏锐的朋友，注意到江的市长管理风格类似于他在长春时的工厂管理风格。“就拿安全问题来说，”沈指出，“尽管他治理城市非常忙，但每次重大事故发生，不管手里有什么样的要务，他都会立即放下，去努力想办法如何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
江还使自己成了一个谋求共识的高手，有一种和关键人物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毛、邓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定期巡视。要遵守严格根据级别而定的礼仪，还要符合无数细小的要求：食宿标准、专车型号、宴会时的座位安排，甚至包括报纸报道时所刊照片的尺寸。当地官员还理应知道上级的喜好、爱好、思想派别、政治倾向、个人目标以及各种需要和愿望。
到江泽民当市长的时候，他已经主持过数百次这样的接待工作了。在上海，他几乎接待过从邓小平以下的所有中国高级领导人。有一次，他在午夜时分亲自将一只蛋糕送到一位离休干部那儿，祝贺他的80岁生日。“这是宾馆里的最后一只蛋糕，”据说江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想让您认为我忘记了您的生日。”
国家主席李先念很喜欢冬天回上海，江对他照顾得异常周到，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江泽民是李的女婿。政治领导人的亲戚身份会令人起疑。谣言一再传播表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位市长怀有善意。
尽管一位市领导接待老同志被认为是政治上正确的行为，但江这样做带有深深的敬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发自真挚的感情。
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每年都要在上海过春节。如果说命运如何眷顾一个人是难以捉摸的，那么邓对上海的访问就是这种机缘的典型例证了。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让邓小平去了解江泽民了——对江的亲密了解，以后将会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第8章 1986…1989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在整个中国，不满情绪在酝酿中。一些人富了起来，但其他人却仍在吃苦；腐败日益严重；报酬与工作实绩仍不挂钩。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是“手术刀不如剃头刀”。1985年9月，北京的大学生举行抗议活动，大声疾呼：“打倒贪官！”
这次示威活动令中国领导层感到震惊。胡耀邦总书记试图解决问题。他支持打击腐败，提拔年轻干部，并且，最激进的是，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最初，邓小平在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给予了胡耀邦适度的支持，但也告诫道，“党必须维持最终的领导权”，而且“决策必须慎之又慎，以免造成混乱”。
而另一些领导人对改革的快速推进感到不满。在1986年9月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们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样加到文件中。（“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是指向以下几个方面转变的倾向，即西方式的多制党民主，这会取消共产党的执政；西方式的流行文化，这将淹没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式的经济制度，这将取消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表态表明了他政治态度的明确和他政治感觉的微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补充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邓的目标是双重的，即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又不削弱社会主义制度。
江泽民的策略却较为简单。他感觉到了这种新的不稳定局面中的危险，因此坚定地遵守着党的基本原则。在8月中旬召开的一次党的纪检干部会议上，江就打击党内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讲话。
知识分子也加入这场争论，着力表现出中国社会中的断层线。
12月5日，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1500名学生举行了一次校园抗议活动。“我们要自由选举！”他们高呼“民主万岁！”4天后，2000名学生走上城市的街头，高喊：“不民主，毋宁死！”当晚，他们向全国各地的同学打电话发出呼吁，恳请他们展开抗议，以示声援。
在江泽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贴出了一张小字报，通报合肥发生的情况。第二天，小字报不见了，被撕掉了。学生们被激怒，于是很快出现了两张新的小字报：一张重述了合肥的情况；另一张则对新闻审查制度进行了谴责。这成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海各大学里类似的小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尤其是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
每天都有更多的小字报出现，吸引了更多的学生。12月15日晨，小字报变成了大字报，而且贴满了校园。大字报因为在“文革”中所起的煽动作用，已于1980年被明令禁止，这是此后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大字报。不到一星期，上海交通大学所有的墙壁都为大字报所覆盖。
校方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试图安抚愤怒的学生，后者正倡议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他们的要求之一是与市长对话。学生们知道，江泽民在一年前曾经和同济大学的学生进行过对话。他们声称，现在他也应该来一趟交通大学。毕竟，他是交大校友。尽管他的下属在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江还是决定去。
江泽民要求更详细地了解学生以及他们所关注的事情。他的卷宗里含有一份交大党委书记递交的情况简报。有些问题是江能够处理和改善的，比如改善学校的生活条件，可是学生所要求进行的大部分变革都大大超出了江的权限。由于存在这些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放松控制——双方是无法达成一致的。
会面于12月8日举行。到达校园时，江泽民的随行车队被人们层层包围，以至于延误了到场时间。在40年前，几乎是同一天，江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