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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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于12月8日举行。到达校园时，江泽民的随行车队被人们层层包围，以至于延误了到场时间。在40年前，几乎是同一天，江自己曾是上海的一名抗议学生。那时是因为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一位中国学生。示威活动对共产党的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有3000多人来听江的讲话。礼堂里挤满了学生；他们没想到自己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为此更使劲地鼓噪，变得忘乎所以。当江走上讲台，他们开始杂乱地鼓掌。
江戴上老花镜，摊开一张小纸片，开始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讲话。他的讲话提及当前的经济五年计划的成果，可这并不合情绪激动的听众的胃口，一些人开始吹口哨，并发出嘘声。喧哗声中传出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对着江说，“你在讲话之前应该先倾听！”市长犹豫了，就在此时，响起群众的声音。许多人开始喊抗议口号。学生们不希望听到江想要说的话。
“平等地对待我们！”有人喊道。“我们应该先说。”另一个人叫着。
江泽民试图继续讲话，但人们开始报以嘘声。他停下来，严厉地注视着人群，似乎是看他们还敢不敢再发出嘘声。学生照嘘不误——这一次嘘得更响了。江挑出一名学生。“既然你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他对这个年轻人说，“为什么不对大家说说呢？”起初，这名学生不接受这一提议，但在朋友们的怂恿下，站起来拿过了话筒。他还没说完，已经有一批人排起了队，每个人都有一个问题要问或有一个观点要表达。
“为什么不允许媒体报道有关游行的事情？”“为什么一名警卫殴打了学生？”“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学生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变得咄咄逼人，而江却坐在观众中，倾听着这些问题。
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学生们群情激昂地概述了他们的要求：新闻自由，特别是对游行示威进行详实公正的报道；允许张贴墙报，以此作为公开辩论的一种方式；在法律上允许他们游行示威；确保不会对示威者打击报复。
市长把这些全记下了。等学生们提完要求，江走上了讲台予以回答。他告诉学生们，在共产党体制下，媒体是“党的喉舌”，必须报道对大众有益的事情。他说，只要不危害公共利益，就可以进行游行示威。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对游行抗议学生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他也警告说，如果抗议学生堵住道路并阻塞交通，他们就会破坏生产，阻碍改革。
江的话是真诚而温和的，但并不是抗议学生所要求的根本性的变革。人群似乎又激动起来。一个满面通红的学生抢过话筒喊道：“他是一个被委任的市长，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面对年轻人的爆发，江微微一笑，这令人惊讶的表情造成了片刻的安静。他说：“我一到校园，映入眼帘的都是要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大字报。”
“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一个学生打断了他。
“当然，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江泽民反驳道，“这是1863年11月19日，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所说的。”
“现在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江向他的观众们提出了反问，“你们有谁能背诵整篇演讲？”
没等学生回答，江就开始用英语背诵葛底斯堡演讲，就像上海市长变成了一部关于美国内战的戏剧中的演员。他用其出色的演说技巧——对语速和语调良好的把握——饰演着林肯总统，赋予了每个字句以意义与情感。
“你们必须领会亚伯拉罕·林肯的深层含义，”背诵完后，江忠告大家，“你们只了解林肯演讲的字面意思，而不了解它的历史背景。”
接着他将中国与美国进行了比较。江说，如果一个人只有肤浅的认识，那么他就不会明白在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会有多么危险。他说：“我们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与传统，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他告诉学生，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需要更多的耐心。
大多数学生并没有得到安抚。他们要行动，不要空话，他们认为江的论辩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学生们开始众口一词地呼喊，“民有、民治、民享……”尽管这个下午是在令人沮丧的僵局中结束的，但曾经是示威学生和交大校友的江泽民，表现出了面对年轻一代的意愿。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都没有报道这次会面，这使形势进一步恶化。许多学生逃课，聚集到校园的公告栏前，阅读未经审查的报道。报道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有偏见的，受到这些评论的刺激，学生领袖们开始号召上海各大院校举行罢课。当天下午有3000多名示威学生涌上街头。他们一边举着标语和大字报，一边散发传单，聚集到了两个中心地区，其中包括人民广场。警方没有进行干涉。学生们堵住了市政府大楼和市委大楼的入口，在那里静坐等待。
时近黄昏，副市长叶公琦力劝抗议学生们赶快散开。“下班高峰就要到了，”他说，“请不要阻塞交通。”一些抗议者听从了他的劝告，但仍有约2000人留了下来，继续要求与江泽民会面。
江在去他的外滩办公室的路上时，他的司机突然紧急刹车，结果市长将前额撞到了车窗玻璃上。伤口很浅，但流血较多，对本已针锋相对的局面这似乎是个不祥的预兆。江用手帕做了简单的包扎，然后从侧门进入政府大楼。在对头部伤口进行了清理和包扎后——这是他承受痛苦的一个明显象征——他同意与学生代表见面，经允许学生们逐个进入了把守森严的前门。
会面只是重复了前一天的情况。江对街头的示威游行感到愤怒，称他们造成了混乱，无法容忍。学生们影响到了上海的年生产目标，而他是以个人名誉担保过这一目标的实现的，而且他们触犯了他对于秩序的重要性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40年前，他曾乐意扰乱腐败的、受外国控制的国民党中国的秩序，但在他看来，现在是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他决心要帮助他的国家取得成功。
江还推测，“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会企图利用这种混乱。因此，江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对于学生的大部分要求他都不同意，尤其是对媒体不加任何控制，在他看来这会威胁到党的执政，威胁到国家的稳定。
学生领袖在离开时设想要在次日上班时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游行，导致整个城市的瘫痪，恰恰造成江泽民曾警告过的那种混乱。这位市长下令警方疏散这些目光短浅的学生。但他并不想镇压学生。按照江的命令，约2000名不携带任何武器的警察温和地将2000名学生带上公共汽车，送他们到各自的学校，在那里有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食物。这次疏散行动为有些焦头烂额的局面加上了一个暂时的乐观结尾，但学生们并没有泄气。“未来属于我们。”一些学生在乘坐公共汽车离开时高喊。
避免使用武力也许是一种估计错误。一小时后，有更多的学生走上了街头。当一万多名抗议学生席卷上海市中心时，市长表示他愿意与他们的领袖会面。北京的政策要求克制，建议江通过对话缓和紧张气氛。高层领导人正对此密切关注。
对话没有取得结果，第二天，是一个星期日，双方的对抗达到最高点。近10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游行使整个城市陷入瘫痪。
当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开后，工厂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参加了进来，以示声援。其中几个说：“我们和他们是一条心。”一群工人破坏了一辆他们认为属于警察的小面包车，将汽车掀翻在地，致使汽油溢出。观察家们担心局面即将失控。
江泽民与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以及公安部门一道开始采取应对措施。他们在上海体育馆召开了有8000名党组织书记参加的大会，要求所有的党员行动起来去阻止学生的抗议，包括恳请父母亲去劝说他们的孩子不要使用武力。工人被禁止参加示威，违者不发奖金。芮说：“我们不能让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否则上海就要陷入混乱并将波及全国其他地区。”
最终，大部分的应急准备工作都是不必要的。示威是突然开始的，而突然之间，示威的势头似乎也开始减弱。学生们返回了课堂，两天内，示威结束了。
一篇官方的新华社的稿件将这次的骚乱与“文革”动乱进行了比较。对于那些有知识、追求民主的学生来说，与盲目无知、否定民主的红卫兵相提并论一定是一种侮辱。但高层领导人是“文革”中的幸存者，他们都害怕动乱。中国历史明摆在那儿，他们说，在稳定与混乱之间没有中间地带。
“江同情那些学生，”叶公琦回忆道，“尽管他们很幼稚，但是大多数还是想加快改革进程，并希望得到更多的民主。这是可以理解的。江和我以及许多其他人也这么想！但是这里还有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都曾经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知道一定有‘长胡子的人’（也就是年长者）在操纵学生，从而将运动引向对抗。1986年是如此，1989年也是如此，只是第二次的后果更为严重。”
江在对游行进行反思时，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思想教育不够。后来他将游行的学生定性为“头脑简单”，强调他们“根本就不像我们在1946年时那样”。
对参与者的惩处表明了政府是如何重视社会稳定。煽动掀翻小面包车的两个人被投入监狱，罪名是“流氓罪”。
江兑现了自己的话，没有逮捕任何示威学生，但有的受到“行政处罚”的威胁。上海的党组织开始处理那些参与示威的党员。全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把游行视为党的挫折。尽管示威者们现在平静了，但仍有小片的不安定区域在全国的主要城市中冒烟。从这时起，北京高层的争论将集中在学生运动上。
12月30日，邓小平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对胡耀邦进行批评。邓支持在与学生打交道时进行“对话与说服”，但警告说如果他们使社会秩序不稳，就必须采取行动，从而认可了江在上海的做法。
“在上海有传言，”邓说，“中央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他们正在等着看这将出现什么结果。”
10多天后，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政治局会议上，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决定得以通过。
胡被指责没有服从党的集体决议，尤其是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过程中。赵紫阳被任命为总书记，顶替胡耀邦；李鹏接替赵紫阳，被选定出任总理。在作完必不可少的自我批评后，胡就隐退了，尽管还是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关闭了一家提倡现已被禁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纸。两天后，市委改组了《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委员会。
考虑到棘手的政治环境，江表现得相当不错，在应付学生运动和强硬派的过程中，他显示了他的个人能力和政治灵活性。这给中国的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能够用国际语言英语来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的江泽民，开始作为新型的中国领导人为人所知。（江泽民还曾经能够背诵哈姆雷特的独白“生存还是灭亡”与雪莱的《西风颂》。）
“我们应该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在1987年1月说，“在不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下，打破传统的经济模式，采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鲜明立场。然而，我们也要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经济中积极的东西。”江坚持邓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是一方面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在学生游行后的这些讲话，加上他接管《世界经济导报》的行动，强化了他作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同时又是一个有思想的改革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形象。
1987年3月，江泽民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采访。他穿了一件西式衬衫，打着领带，外套是一件带拉链的运动茄克，既有职业风度，又自信随意。江似乎急于向外国人证明，限制学生示威的目的是保护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如果有大批人上街示威，我们怎么能够吸引外国投资者到上海来？”他问道。就在这个月，上海吸引外国投资的总量跃升至第二位，排在广州（广东省的省会）之后，共为大约100个项目注入了20亿美元资金。
1986年初，江决定和上海市报纸以及电子媒体的编辑们定期举行会议。通常情况下，宣传官员负责这些报纸的内容。江亲自抓这项工作表明了他对媒体力量的深刻理解。当关于一次总水管爆裂的电视报道使市政府的官员显得非常无能时，江说，他期望人们能够理解上海基础设施中存在的问题，并能认识到市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些问题。不管灾祸有多严重，不管原因是什么，江希望在对此进行报道时能有一条积极的主线，提到市政府或党的官员的作用时更是如此。江认为，老百姓对领导人有信心，对于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就这一点来说，媒体应是政府用来贯彻自己政策的工具，而不是评估其有效性的一种检查手段。
在1987年年中，江泽民的媒体概念，受到了另一起与水有关的事件的考验。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叙述了江如何亲自下令修复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破裂的水管。这篇题为《江泽民市长亲自关心漏水事件》的文章极为引人注目，对江的行为作了高度赞美。它写道，当地方上的检查人员向江抱怨，水管漏水已有3个多月，却没人采取任何措施，工程师出身的江马上就管起了这件事，下令马上解决这一问题。
几周后，在一家全国性报纸的第一版上出现了一则报道，不点名地批评了江事无巨细的工作方式。一名记者给文章起了个机智的题目，叫《“事必躬亲”的另一面》。文章批评“某某市长”干涉官员体系的工作，暗示这样的干预鼓励了政府下级官员的依赖性、被动性和不作决断。尽管文章没有提江的名字，但事件发生在上海，毫无疑问文章所指的就是他。
借用一个中国成语“事必躬亲”，他批评了江。这句成语的意思是“这位大人物每件事都要亲自去做”（或用口语来说，是“每个细节老板都要亲自处理”）。这来源于一个经典故事，说明一个领导人似乎对细枝末节的事情感兴趣，却另有深意在内。但这位记者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在他看来，这件事是这种情形的“另一面”：一个领导者应鼓励（或是强迫）下属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越过下属自己去解决问题（作者承认，许多地方官员不负责任，只会相互“踢皮球”），这样才会产生更有效的政府。他引用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市人大代表的话说：“我不相信，这样的小事就一定要一个市级领导出面才能得到解决。如果这座城市的所有事情都要如此处理，上海怎么运转得起来呢？”
该记者指出，领导人“应该处理具有广泛意义的更大问题”，而不应“亲自处理任何细小的具体问题”。他接着批评“我们的媒体”“对这一问题不加注意”，而且更糟的是，“甚至发表文章称赞某某市长亲自处理一个出租车司机‘斩客’这样的问题”。在文章结束时，他写道，“那么我们应该自问，市物价局的局长、处长和其他官员，还有出租车公司的经理们都上哪儿去了呢？他们在干什么？”
“一读到《解放日报》上那篇关于江亲自下令修水管的文章，”这位记者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