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民日报》就这次会面发表了一条重要报道，文章描绘江既有技术敏锐性又有传统的尊老品格。这篇文章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表明由面向西方的知识分子创造出的技术进步，与工农大众的革命并不发生矛盾。
为了表现自己日益增长的政治悟性，江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呼吁要团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周围。此时，江泽民已开始推行党的路线，而不仅仅是支持党的路线。江通过公开自己的鲜明观点——文章是他个人忠诚的象征——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
1984年10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的决议，强调经济增长，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议中庄严地载入了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个前瞻性的提法最早是邓于1982年就阐述过的，此后一直指导着改革实践。这是个里程碑：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再相互矛盾。新的纲领断言，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从现在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以公有制为其产业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且成为日后改革的理论指导方针。
同年，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成为法律。外交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政府放弃了单纯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做法，采取维护中国独立及和平、追求国主动权的更为和谐统一的政策。
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将于1985年届满，北京方面在物色他的接班人。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汪年纪偏大，领导缺乏活力，另一些人将此归咎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上海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没有繁荣起来。
“我当然参加了让谁来接替我任上海市长的讨论，”汪道涵回忆说，“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
汪道涵告诫江，不要期待桂冠。据说，他告诉江，做上海市长就像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回答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由于对他的任命仍属保密，江借机开始重新熟悉这个他热爱的城市。尽管他仍承担着部长的职责，他已开始考虑上海。据说他穿上了退休人员的衣服作为伪装，然后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市内到处走动，从他曾经学习过的校园到他在游行时曾走过的街道，再到他工作过的工厂。他随处可见的都只是上海没落的辉煌。环顾城市四周，破旧的危房以及残缺不全的基础设施让江泽民感到吃惊——他决心让它旧貌换新颜。
第7章 1985…1986年“少说多干”
“上海”的字面意思就是“在海上”，城市坐落于中国东海沿岸，长江入海口以南。20世纪早期，上海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城市及金融贸易中心，超过东京和香港这些新崛起的城市，被称为“东方明珠”、“中国的巴黎”和“冒险家的乐园”。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上海跌入低谷。从日本侵略和中国内战到中央计划体制和“文化大革命”，众多事件的共同作用，使这个以前的重要都市成了一座孤立和破落的老城。
甚至在邓小平开始改革之后（上海从未被划定为经济特区），进展仍然缓慢。而其他地区，特别是华南的广东省却正以非凡的速度发展。上海据说就像“老牛拉重车”。1980—1983年期间，上海的发展速度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都亲自参与了振兴上海的计划。1984年春，邓这位最高领导人在视察完深圳后来到上海，发现两个城市的反差惊人。改革前的深圳只是一个棚户区，如今却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大都市。反观上海，曾经让上海引以为荣的基础设施甚至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住房过于拥挤、交通堵塞、电信服务低劣和环境污染都制约着城市的发展。邓批评市里的领导：“我每年来上海。我看到的都是老样子。你们就不能加快点步子？下次来，我希望能看到大变样！”（后来，邓小平自我批评说，没有把上海列入20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批经济特区是他的责任。）
问题既表现得具体，又带有政治性。当地政府中的僵化问题相当严重，以至于被谑称为：上海综合症。这个城市的新市长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满怀期待的北京和心存疑虑的上海都将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就在江泽民接任上海市新市长前，他回到故乡扬州。他把亲戚叫到一起，对他们坦率地说：“古时候，‘一人得道（意思是顿悟成仙，长生不老），鸡犬升天（意思是当一个人达到了高位，他所有的家人及亲戚朋友都沾光）’。扬州离上海那么近，两个城市的人交往频繁。等我在上海开始工作后，你们决不能打我的‘旗号’（意思是不要以我的名义去争取优先的待遇）。”
在上海人的眼中，江被认为是北京方面的人。据说，当时“尽管观察家和一些官员没有低估他的能力，但很少人相信他能取得成功”。59岁的江泽民并未因人们对他期望不高而灰心丧气，立即着手作出自己的成绩。他身为市长的第一个正式举动就打破常规，没有发表讲话而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江泰然自若，充满自信，邀请众多记者提问。此前一天，他曾告诉上海媒体，城市发展将以三大支柱为基础：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与扩大出口，以及加强科技与培训。
他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说：“我花了12天半的时间来听取汇报，并到很多地方实地考察。多年来问题堆积如山。我们只能逐个地加以解决。我们应该少说多干。”
上海的状况如此严重，江不得不首先关注食物。他要求粮食储备至少能够坚持3个月，并通过谈判从别的省市购进了肉食——这一临时措施后来被“菜篮子工程”所取代。“菜篮子工程旨在为市民提供充足的主要副食品。
这一“工程”使家畜饲养工业化，还为蔬菜种植划出3万英亩的土地。市里聘用专家检查供应系统的各个环节，从选种、收获到销售。这些步骤是战略上自给自足的解决方式，而不是这个城市曾经赖以生存的权宜性应急措施。江后来说：“上海市民非常讲究，要吃新鲜蔬菜。”
江的第二项优先任务是改善交通运输系统。他说：“我们必须改变上海的三个面貌。”他提及的计划包括建设新火车站，扩建国际机场，修建客运码头。大量的其他建设项目也开始动工兴建。
然而，新市长最远大的计划是为未来浦东新区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是影响及于全国的重大地区发展尝试。江泽民让汪道涵负责考察这一项目，草拟初步方案。
在家里，江面临着个人压力。尽管他得以与家庭团聚，但他夫人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他年迈的岳母也需要照顾。接着，江到上海几周后，他敬爱的养母王者兰在扬州去世。
尽管江与他的大家庭分别已久，但他决定今后每年清明节都要回乡祭奠已去世的亲人。清明的字面意思是“清洁明亮”，在这个时候，人们要为先人的墓地打扫卫生，拔除野草，清扫尘土，以表敬意。几个月前，江曾到江上青的墓地祭拜。江上青牺牲30周年时正值“文革”高潮，红卫兵亵渎了烈士原先的安息之地。“文革”后，1982年，墓地修缮一新，并竖立起了3米高的墓碑，上面刻着江上青的指挥官与朋友张爱萍将军的题字。泽民去瞻仰的就是这座新坟。如今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冲击之后，国防部长成了支持新市长的中坚力量之一。
在江就任前不久，发生了一起被媒体讥笑为“冷餐事件”的愚蠢的丑闻，令江非常难堪。在一个推广电子技术发展的招待会上，几百名客人带着自己的塑料袋或其他容器来哄抢自助餐台上的食物。招待会刚开始几分钟，所有的食物就被一扫而空。第二轮添加的食物刚出现，又被抢了藏起——还有300副不锈钢刀叉也不翼而飞。混乱中，人们拦截服务生，并掀翻了桌椅。
这一事件对一个本已受形象问题困扰的城市来说更是个耻辱。一位漫画家就此了一画幅画，题目是《请派交警来确保冷餐大宴的安全》。市纪委发布通报，认定这一丑剧造成了31370元的损失——或者说是每人为26元，相当于一位工程师一周的工资。
江很不高兴。他曾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7月，在江当选上海市长两天之后，《人民日报》报道了江严肃处理官员腐朽生活方式的决定。江这样做是与长期的传统陋习作斗争，也是一场未竟斗争的延续。他从小处着手，提倡在因公宴请时实行“四菜一汤”制，而不是准备大量奢侈的食物。但是，中国的东道主们把这项政策理解成“四大盘菜加一大盆汤”。这样，在拘泥于字面规定的同时，他们可以给客人在四个盘子里放上不同的佳肴，一大锅汤里也有很多美味珍馐。
江勇敢地刮起了行动的旋风，为僵化的工作方式带来了生气。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倾向于待在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靠报告和情况通报来发号施令，出行都是计划周密，安排妥帖。与之相区别的是，江在到任的第二天，就身着便装，悄悄地走到人群中，去检查上海糟糕的交通状况。在听完一名官员的汇报后，江和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感到不满意，便走出去视察一个新居民区。他们参观了两套公寓房，结果听到了一大堆的抱怨。（在任何地区，党的书记或者说“党的首脑”都是第一位的，而主要行政长官则是第二位的，所以对一座城市来说，党的书记是最高官员，市长则位居第二。）
江还帮助码头工人清理成堆的垃圾，然后又给工人们递毛巾送水。在另一场清洁城市的活动中，他铲西瓜皮，与街头小贩聊天。江经常在谈话中添加一些中国的民间谚语。
城市改革中也有弊端，北京对这种弊端的复杂后果准备不足。当党同意由市场来确定价格后，由于生产商利用长期被压抑的需求来抬高价格，通货膨胀率迅速蹿升。1985年，上海的零售价格上涨了17％，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食物、衣服和交通——突然之间都涨价了。这让30多年来只知道稳定价格的人们猛吃一惊。
中央政府对于采取什么应对行动出现了分歧。赞成市场改革的人认为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有的人则认为需要控制价格以维持社会稳定。
学生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此类现象一到社会转型期就会出现。在同济大学，对学校伙食和宿舍拥挤的不满，发展成为对更严重事情的抗议活动，比如对日本消费产品大量涌入、生活费用增加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为了绶和紧张局势，江去大学对一万名大体上友好的师生发表了讲话。江承认消费品价格的攀升出乎意料，但他为改革进行辩护，解释说，市场经济最终将把供求价格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学生的骚动平息了，但这只是为即将发生的事件做了一次彩排。
江泽民上任不到一年，在离他60岁生日还有3个月的时候，他推出了《上海总体规划》，这是经过几年设计与论证的结果。这项规划聚焦于3个地域：包括黄浦江以东的广大浦东地区在内的市中心区域；呈手掌状展开的7座卫星城镇；其他众多的城镇和村庄。市中心地区将依靠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与外围地区相互连通，同时由环形公路把卫星城镇连接起来。市中心地区的工业将逐步向外迁移，各县、镇也将发展自身的企业，主要是加工蔬菜、鸡蛋和家禽的食品加工厂。江宣布：“在下一个5年里，上海将经历历史上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阶段。”
这些改进措施耗资巨大，政府急需资金，江泽民常常向海外投资者寻求投资。市府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到了32亿美元，其中14亿分别用于建设地铁、桥梁、水处理工厂、机场扩建工程和电话交换机。为了建造大桥，他发行公债，向投资者保证投资收益至少达到15％，然后征收过桥费以确保承诺的兑现。但即使如此，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设江规划的所有新项目。
作为市长，江的管理风格植根于他那工程师有条不紊的思考方式。首先，他阅读或听取汇报，然后倾听专家的意见，接着进行现场调研，最后提出下一步工作的建议或要求了解进一步的情况。他和普通人一样早上8点钟左右到办公室，通常由于下班后有活动而很晚才回家。江的办公室里有超过3000本书，数量上仅次于汪道涵。午饭常常是市政府食堂的汤面，他因此得了个绰号——“面条市长”。他从未为此生气。
决策都是在每周的市长办公会上做出，参加会议的有市长、副市长及其他高级官员，大约有12个人。办公会通常在周一召开，有时候要开一上午，但很少提供午餐。会议程序很正式。议事日程会在上个星期五就发给每一个人，由会议主持人控制时间。每个问题都由分管这一领域的副市长先发言。讨论之后，由市长做总结。如果每个人都同意，这件事就算通过。否则，就要放一放，等以后开会再讨论。
“我的办公室和江市长办公室在同一幢楼里，但不在一个楼层，”主管财政的副市长叶公琦回忆说，“如果我要找他，就给他办公室打电话。如果他不在，我就约一个时间去见他。江也这么做。如果他要找我，他总是先打电话。他直接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是失礼的。作为分管预算的人，我有时候发点牢骚是很自然的。从来没有足够的钱来干我们想干的所有事情。”
叶继续说道，“我把他当成兄长看待。毫无保留地与他交流思想及共同关心的事情。作为他的首席财政官，我向他坦诚地说出我的意见。他也从不把他认为优先的事情强加给我。”
叶公琦在江泽民担任市长的将近4年时间里一直与他并肩工作。“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叶说道，“当有好事发生时，他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他的热情。他会在会议或吃饭时对我们大家说，‘让我唱首歌为你们助助兴。’为他的下属唱歌？这在高级领导人中绝不是一个平常的举动！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就像喷泉一样从他胸中涌出。江是个活力充沛的人。兴致高时，他会公开表露出来。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也许是某个官员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可能会变得非常恼火……”
“江很透明，”叶继续说道：“他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有些高级干部摆架子，但江从不，他总是脚踏实地。我作为上海市副市长分管益民食品厂和中国制皂厂两家工厂，多年前，江年轻时曾在那儿工作过。在工厂老员工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既能干又热情的人。其中一些人仍然和他保持着联系。”
尽管当了市长，江泽民的个人生活仍很简朴。除非是参加市里的活动，他很少去饭店，而是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他十分珍惜饭后的时间，常用来读书和学习。他的夫人王冶坪不参加上海的社交活动，更喜欢待在家里。当他们家搬到康平路时，那里是上海一块警卫森严的地区，很多高级干部都住在这里，王冶坪为不得不离开20年的邻居们而感到难过。
新房子看上去很大，有3层楼3个卧室，大约5000平方英尺，但有10口人住在这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辈、岳母、保姆和江夫妇。因为他们的家乡扬州离上海很近，每年都会有五六次亲戚或朋友的来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