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创作-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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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我希望会有很多人有淡淡的感受。我其实每篇东西都在追求这种东西，别人没讲过的，讲出来别人能感受的。
傅：就是写出人所未写的，然后感触别人曾经所感而没有言说的东西。我注意到有一些评论说到您在《霜冷长河》之后，文风上就失去了《文化苦旅》的清新和《山居笔记》的大气，而变得故作姿态。我想您自己也一定注意到了文风上的一种转变。您觉得您的这种转变是自然的吗？
余：非常自然。故作姿态我不同意了，我觉得我是更摆脱了作文章的习气。《山居笔记》已经摆脱了，我每一种书都不一样。按着说刚才的话题，别人讲过的我不要去重复，自己讲过的也不要重复，自己以前用过的讲法也不要重复。你这本书是这样一种风格，第二本书最好不要重复这种风格。重复，你当然可以保持住好多习惯性的关注的程序。好多作家是这样写的，但是我是另外一种作家，我不希望读者买到我第二本书的整体感觉是第一本书的续编。不是。必定是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对我是陌生的，对读者也是陌生的。我带你们进去。否则的话，我就不必要写这第二本书，因为我的感受在第一本书里已经表达过了。世界那么大，我老是“文化苦旅”，那可以“旅”个一辈子，“旅”到我死。按照这个方法，写各个景点，都可以写下去。这我就觉得没必要了。《山居笔记》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了，它的跳跃比《文化苦旅》的差别和后边几本书的差别都要大。因为我完全是从把一个大的学术问题，试验着用散文的感性笔调来进行思考和讨论。感性能不能进入思考，这是我《山居笔记》里的一个文题实验。这在《文化苦旅》里边没做，《文化苦旅》平心而论，写得还可以。但总的说来是一种已经有人写过的美文。
傅：您现在是比较刻意地以一种新的思考的角度，新的一种文风，来写散文？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6）
余：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一定要不断地寻找我前一本书的毛病。《文化苦旅》的一个缺点是，太像作文章了。随着我的阅历的开阔，随着我对文章之道的自由的获得，我知道更要进入到摆脱一般文章格局的方法。追求漂亮文章的这种欲望，是我写第一本散文集时所不可避免的，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我的好处是，我快速地发现，这还只是文学爱好者都喜欢的那种漂亮文章。到《山居笔记》的时候，我已经不追求这种漂亮的文章了，但我还在谈历史问题。到《霜冷长河》的适合，我给自己找了一个非常开心也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不谈风景，不谈历史，不谈文化，就谈人生。我在给《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写的序言里说，人生其实是世界上最最难谈的问题。没有一个学者说，我对人生有了发言权。但他可以对很多问题有发言权。
傅：没有人敢说，我谈透了人生。
余：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好好地谈一谈。这很难，只想试试看。谈的方法一定是，因为人生没有最高理想，在人生上谁也不是学者。谁也不是人生学的学者，你知道吧？所以你不可能居高临下地以一种学者的姿态去说，人生应该怎么样。你只能探讨我们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霜冷长河》在我的书当中是特别诚恳的一本书。事实也证明。文化界的评论为什么不能听呢？因为这本书是我的书中发行最大最快最好的。国外的一些高品味的作家告诉我，说我最好的书是《霜冷长河》，因为我是非常真诚地在谈心。
傅：那您自己觉得呢？
余：我认为后两本是用的生命代价去考察了，这很重要。如果没有后边这两本书，我对《霜冷长河》当然是满意的。对自己的书很难说一个标准的比较，那些作家讲的也是他个人的爱好。因为我的完成使命不一样，比如《山居笔记》我解剖了我心中一直没法解决的几个文化难题，关于山西商人的问题，关于清朝的问题。我的时候，《新华文摘》都转载，还有很多地方都转载，等于是我的同行们一起来解剖。我写《一个王朝的背影》以前，大家很少有人去拍电视讲清朝。我是比较早的为清朝像为康熙皇帝讲好话。
傅：包括写到他对长城的看法。
余：还有就是生命力。生命力对一个朝廷多么重要。而且像讲到明末的时候，反对清朝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悲剧在哪里？这都是我心中的问号。再比如对于科举制度，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也是问号。它确实产生了陈世美，产生了孔乙己这样的人格悲剧，同时它又使中国一千三百年的历史维持了文化意义上的有序。还有比如商人，山西居然一度是晋商最发达的地方。它为什么衰落了？
傅：当时是十商九晋。
余：为什么当时会在山西，不在其他地方？这都是我的问题。我就去考察。我比较满意的是这些东西，我的考察也就成了和这个民族共同思考的一部分。所以这本书我还是喜欢的。《霜冷长河》里边加了很多我个人的感觉，比如我对老师的回忆，特别是对我最最心疼的几位老师的回忆。这很难说是做作，我觉得这很难。因为这绝对把我的心中的一些符号放进去了。这个有的时候和中国文化没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我的人生，但是我想每个人有过我经历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些感觉。和以前的文章比较起来，确实不太像美文，我是比较随意写的。像我给中学生的回信，给朋友的闲谈，都放在里边。但好多人觉得，这就是比较质感的生活的言谈。作家最怕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摆架势，永远是自己的那套拳术，打个没完没了，永远站在台上。我是打了一会就下台了，下台了以后，与台下的看客们一起做随意交谈。谈完以后我又出发了，一会“千禧之旅”走了十几个国家，一会儿又到欧洲走了96个城市。因为以前没有中国文化人在这条那么危险的路上走过，我用我的文化感觉和我生命冒险的代价与我的伙伴们走完以后，我出现了一种写作状态，每天必需写。因为所有的报纸同时在登。我也等于是带着我所有的读者一直在走路。我写的地方很可能是吉普车的车轮上，很可能是离塔利班的枪口只有20米的地方，很可能是一个破烂旅馆门口的街沿上。写了以后绝对没时间改，因为卫星发射就在半小时之后。这我就进入到一种非常险峻的写作状态，而这个写作状态和生命的险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对这些书的珍爱就超过以前的了。
傅：您可以忽略掉您在这种局促的状态下所写的这种文字的讲究。
余：对，对。不去太在乎学术和资料的考证，也不在乎文字的探研，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方法，是一种“行为艺术”的写作方法。像我写草书的时候，就是哗啦一笔，不要去描啊画啊，因为它是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的。
傅：您更多的是在乎这种时候写作的生命状态，而不是在乎这个写作的过程和结果是怎么样的。
余：对个人是这样，如果在整体上看来，尽管我没有带书，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惊讶，我想信我这个惊讶是代表着多数中国人的惊讶。因为我是普通的中国人，我相信，我会惊讶，普通中国人都会惊讶。我会愤怒，普通的中国人都会愤怒。在那儿走的时候，我以一个非常普通中国人的态度来写这些感觉。吉普车上肯定没书，这样，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在以一种边缘状态的生命冒险来写作，就群体来看，我又是代表着很多中国人去走中国人以前没有走过的路。两个组合在一起，我觉得后面两本书的这种分量就重了。所以外国像日本、韩国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翻译是后面两本书，他们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亚洲文化现象，依靠生命、依靠体力一路走来。后面这一种特殊的重要，和前面的不一样。
傅：我在访周涛先生的时候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当前散文界有种说法叫“南余北周”。您和周涛先生也是好友，您觉得您和他在散文的风格上有些什么异同？
余：我们俩是同龄的好朋友，互相讲起的时候都非常开心。称谓随便怎么叫都可以，我们都不会感到难过。我相信我们有些很共同的地方，最大共同的地方是，认为文学的最终目的是表达生命的强悍和灿烂。这一点我想我和周涛是一样的。
傅：单从写作上来说，周先生更多似乎是源自自然的人性，而您更多的是源自历史和文化的一种理趣。
余：但是我也去撞击自然界，比如我从大西北开始写，也面对大山，也面对大海。但你讲得很对，他是直接保持着和自然的对话，我是在对话当中去寻找了历史和文化的中介。周涛有的时候不太在乎这个中介，直接就和自然对话上了。他这个方式挺好的。我这个方式也是跟我的经历有关，我长时间在大学教书，在南方文化很发达的地方。这大概都有关系。但在文学后面主要是寻找生命魅力这一点，我们两个完全共同。我们喜欢的作家，中国的比如苏东坡、辛弃疾，外国作家里边特别喜欢雨果，喜欢他的《九三年》。这都完全一样，一拍即合。
傅：我还看到过一些评论针对《行者无疆》，觉得您在写作当中比较多的沉湎于了历史事件，而没有去表现《文化苦旅》当中面对一种灿烂文化时的激情。您自己怎么看？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7）
余：那是他们没看懂，或者说看得太粗了。我在序言里边讲清楚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必须让欧洲人明白，他们的文明不值得那样骄傲，他们也是从野蛮过来的。我整本书要观察这个思维，就是你们是从海盗文明进入到文艺复兴的。我要让我们的同胞中国人明白，欧洲文明是从海盗文明过来的，也是从野蛮过来的。你们不是白衣天使，你们可以居高临下的来评判中华文明和评判伊斯兰文明，不是这样。 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怎么死的？伽利略是怎么死的？他们被宗教裁判所，被当时各种各样的小人包围，都经历过非常黑暗的时代。我必须要把这些他们自己忘了的那段历史来告诉欧洲人。他们以为他们天生是高于中华文明的，高于伊斯兰文明的。作为中国人，我要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天生的，人类其实一样都是从野蛮过来的。我们一起走到了文明，有没有可能让我们一起来共建世界文明的大业？在写欧洲的书里，不断地讲到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强调他们从野蛮的边缘走过来的这一刹那。把他们推到底线，让他们想一想他们的来源。他们有点忘了。而这个来源对我们中华文明也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轻视外国人，而我要告诉中国人，他们真是走向了文明。海盗也是听了教堂的钟声以后，慢慢的改造了他们的后代。另外一种就是对西方文明过于膜拜，只要是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那我要告诉他们，并不是这样。
傅：这倒让我想起周涛先生有句话说得非常好，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余：都是平等的。不必要这样。前两天我们还讨论到赵本山算不算艺术家的问题。我说你说不定能成为艺术家。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上不能出现以喜剧小品作为他主要身份标志的艺术家？这让我突然想到另外一点，如果他是从巴黎的艺术学院毕业的，现在演一些喜剧小品，我想在中国就没有人怀疑他是艺术家了。或者他参加过一个国际的什么样的小品比赛，得了奖，也没有人怀疑了。在中国这还是个大问题，依然把西方的坐标看成是最高的无可争议的坐标。像谁写散文，要是有哈佛的文凭，你就特别安全。因为似乎骂你的人就矮了一截。
傅：似乎我们约定俗成地觉得小品只能是通俗的，不能成为艺术。
余：只能是中国民间的。尽管我们自身也是来自中国民间，但我们注定是瞧不起他。幸好我在很洋派的上海戏剧学院作过许多年的院长，我知道悲剧和喜剧是平等的，知道喜剧当中，喜剧大戏和小品是平等的。所以我可以做出这个判断。另外，我们教育的基本方式是西方的。说来奇怪，尽管每年，十几年为他笑，为他高兴，为他鼓掌，但我们还是不承认他。而不承认他，也就是不承认自己的笑，不承认自己心中的种种享受。这也是我写欧洲之旅文章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让中国的读者知道，欧洲其实和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没有理由看轻它，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很多。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把他们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有读者看过之后，觉得面对伟大文明，和《文化苦旅》不一样。那是他看对了。
20年前，我对中华文明有一种重新发现的喜悦。对欧洲文明我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们以前讲得太多了，我在大学里头不断讲到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是平等的。
傅：我还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您每当一本新书出来的时候，总会令一些最先捧读的人失望。他们会很快发表评论，说一些刻簿的话，比如说文化苦旅分明是文化甜旅嘛。另外还会质疑《行者无疆》真的能“无疆“吗？我想问您怎么样看待这种缺乏善意的批评。
余：这倒是小事了。因为读者范围很广的话，总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我看来，他把苦旅的苦看成是，以为作家是非常辛苦才叫苦。他不能理解我讲的苦是整个中华文明的苦。
傅：而且是来自心灵和精神。
余：这个苦字，周作人解释过，不是我们所说的，仅仅是痛苦两个字。茶叶很苦，苦茶，但那苦中有味道，是一种苦涩的苦。这个比较复杂，不是说我形容的时候苦，不是。这一点我想写这样文章人的文化程度低一点。
傅：火气大一点。
余：火气大一点，往往是底气不足的一种表征。路上吵架也是这样，不是谁嗓门大，就是他有道理。可以把这看成是正常现象，包括行者是不是无疆的问题，那是他们不了解文学词汇上的东西。我已经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批评，一方面，我们不要生气。什么道理呢？总体看来，现在在文学领域里边，不正确的话也可以讲。我们其实好多年份都受委屈了。我们不能说我们要言论自由，到最后要求每一句话都正确。每一句话都正确的言论自由，就不叫言论自由。要允许人家讲好多不妥当的话，甚至于有些是带恶意的话。下面又有一个可爱的自由出来了，就是你也有不听的自由。这个时代就可爱了，他有讲的自由，有讲你好话的自由，也有骂你的自由。你呢？有可以听的自由，也有不听的自由；有回骂的自由，也有不回骂的自由。你都有。这不影响你的生存自由。和文革不一样，像老舍先生，那是影响到他的生存自由。这个不影响你的生存自由。这个平心而论，我不是故作潇洒。我是非常喜欢这种现象的产生，尽管可能他们太重视我了一点。总的说来，我是希望我们中国的作家、学者，都要习惯于这样来面对人家各种各样的的声音。现在主要问题倒不在于人家声音多还是少，在于我们的文化人，我们学者，更重要的要投入到社会，投入到民众当中去。社会在转型的时候，特别需要不要完全转型到经济上去。有没有可能转型转到文化上？文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