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创作-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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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躺在一种强势文明的高枕上。　　　　
　　　　余：对。这一点在21世纪的三大文明的格局上，我相信他们慢慢的会暴露出它的毛病来。现在他们受到攻击了。我们是绝对反对恐怖主义，这是肯定的。但是你们怎么有可能来处理其他和其他文明的关系呢？你不能不承认伊斯兰也是一种文明。你们不是说全球一体化？在全球的范围之内，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你西方文明肯定无法统一这整个地球，那你如何来面对？这就成了他们视角当中一个严重的障碍。　　　　
　　　　傅：说到这儿，我正好想问你，就是从现实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这种血腥冲突来看，人类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种冲突，是不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断定为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余：可以这么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在《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里边反复讲到这个问题，照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不冲突起来的。我们和亨廷顿教授有个差异，他是从西方文明立场上讲一定要冲突起来。我是站在另外一个文化人的立场来看。他是个政治学家，我是作为一个文化人。既然你们共同成为文明，那么你们会有共同的语言，也一定有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文明的对立面，也就是野蛮、愚昧。否则你们称不上文明二字。所以我们要寻找到文明的共同的底线。　　　　
　　　　傅：不同的文明也需要求同存异。　　　　
　　　　余：有一个共同的底线。但遗憾的是，在我看来，无论他们哪一个文明，都不承认对方是文明，都认为对方就是野蛮，对方就是文明之外的。　　　　
　　　　傅：这似乎就是文明冲突的根节所在。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4）

　　　　余：你讲的很对，这是他们冲突的根节所在，就像好多宗教一样，他们把对方看成是异教徒，然后就远征。过去老说这个，现在还是这种毛病，就是把对方的文明看成非文明，一定要打，一定要把它消灭了。而对方肯定是非常的委屈，即便我有毛病，但我肯定也有文明的地方。这样的话他要来反击，因为对方也把你看成不是文明。这样的话战斗就没完没了，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到解决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看到全世界有如何解决的迹象。　　　　
　　　　我倒是想起另外一个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明的中庸之道，会起一些很好的作用。就在世界历史上，缓冲、缓解。它就没有把两方面都看成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没有把两方面都看成非常非常坏的。我想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其他文明在身边一个个垮台，中华文明一直活下来了？这个弹性的思维起了很好的作用。　　　　
　　　　傅：这用上中华文明里边那一句话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余：对。有没有可能在新的21世纪的世界文明格局当中，中华文明可以充当一个缓冲的作用？他把自己这种弹性的思维结构，能够感染其他大国。因为亨廷顿教授讲的很好，21世纪世界上值得谈论的文明有8种，但是真正成为主角的文明是三种：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我是匆匆忙忙、走马观花地把这三种文明的古迹全部看了一遍，看了之后的感觉就是这样，他们各有利弊，包括我们中华文明也有利弊。面对21世纪，他们都遇到了新的考验，在这个新的考验当中，中华文明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缓冲作用。　　　　
　　　　傅：您认为现在的当代作家文人的肌理血脉当中还多少程度地流躺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千年血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余：我想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比较好，就是当代中国人，因为作家范围太窄了。中国人千年血脉会一直保存着，它比较神秘，按照胡适之先生的说法，它是通过一些生活习惯，通过一些生活细节，通过一些由祖父、父亲传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字号，各种各样的心理定位来决定的。胡适之先生在30年代讨论中西文明比较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点讲得很好，他说这个东西并不是文化的遗传。唐宋诗词一定要背多少，不完全是这样的。它完全存在于生活习惯当中，你只要到欧洲，到哪儿去，你会觉得中国人的很多东西是没法改变的。他的生命节奏没法改变，他的生理结构和生命节奏是有关系的。他的那种爱好，吃饭的方式，对长辈的关系，有少数例外，多数他总有一种叫群体遗传的模式，这种群体遗传的模式到一定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就是文化的根基。而文化根基上面浮动着的文学作品，倒是可有可无的。文学作品很重要，但它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它可以递送最高贵的信号，但是最根本的东西还在生活方式当中，生活方式无法改变。所以这样的人来接受我们经过历史选择的比如先秦诸子的一些文化观念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方便。　　　　
　　　　傅：就是一种文化精神的渗透，在不经意间，它在你的肌理当中一直是流躺着。　　　　
　　　　余：文化精神背后还有一种文化生态，　它首先是个生态。为什么它特别能够接受这一些，甚至于特别能够接受比如说唐宋诗词的节奏？为什么能接受这个节奏，不能接受另外一种节奏？这个节奏的神秘性其实是可以用心理学的一种遗传结构来进入研究，这个我们现在研究得比较少，还比较薄弱。像格式塔心理学当中，它研究群体的组接方式，研究有没有可能有一种神秘的结构在那儿，就是它只能接受这个，不太能够接受那个。包括对文化的理念的接受，包括在审美的方式上。我们接受的是对话符的研究，对叙事方法的研究，都具有这种特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努力的研究这些特征。当研究不出来的时候，有一点感觉是有的，就是中国人现在肯定是以文化的方式在遗传着、在保持着自己的同一性，而不是用其他方法。主要是以文化的方式保持着自己作为人种的同一性。什么方式？文化，就是生态文化。所以我对这个是不担忧的，胡适之先生说这是不必担忧的。不要说大家都以为哪一天中华文化完全没了，这不可能。几千年历史证明，我们固守的东西过多，我们吸收外面的东西，有一点，不太多。不要轻易相信哪一天没了，这不太可能。　　　　
　　　　傅：在这上不要杞人忧天。　　　　
　　　　余：小孩子突然古文背得少一点，不要紧。你到海外的唐人街去看看就知道了，华人街全是华人。　　　　
　　　　傅：但是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有很多中国的小孩儿在四五岁或五六岁的时候被父母送去留学，比如说去美国或者英国。他们完全在很小的年龄就接受了西洋的教育，汉语这个母语慢慢地被消解了，甚至有可能是式微。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中华文明的传承。您觉得呢？　　　　
　　　　余：我觉得不会。在任何开放的世界里边，有好多边缘的现象，这还属于边缘的现象，人数在整个中华文明的主体来说是很少的。而且，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最后将会成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桥梁。我们见到过很多这样的人，我就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他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慢慢年纪大了，在西方世界里边发现惟一能够心里塌实地跟西方人讲的是东方文明。他重新开始学中华文明，这个时候他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搭界的桥梁。我们就缺少这种桥梁人物，有了大量的桥梁人物以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就可以很好地沟通了。我们会失去一部分，我们又会回来一部分，又会有第三部分成为桥梁，　　　　
　　　　傅：您的意思是说，一些支流的、边缘的可能对传统文明的消解，反回头来还可能对主脉的一种东西形成触动？　　　　
　　　　余：有好处。就像当年我们在想，有好多人出国留学，以后不回来了怎么办？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国家领导人下狠决心，即使不回来我们也要叫他们出去留学。这个门给他打开，这个狠决心下得非常的正确。怎么回事呢？我这次到欧洲去考察的时候感觉到一个问题，东欧有很多国家，他们有好多政治结构、军事结构都已经解决，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发展速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资金引入。所以才会懂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当中，华侨起了很大的作用。华侨是谁？华侨就是一百年以前没有回来的那一群，在中国当时不开放的时候，他们对中国没有办法。当中国只要有开放的可能，他们就成了中国复兴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他们回来投资，然后其背后的五百强什么的都慢慢来投资。他们是桥梁。这个华侨层次的存在是东欧很多国家所不存在的，所以东欧发展速度很慢。我引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即使一百年前出去留学没回来的人，他们的后代的后代，都有可能对中华文明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问题都不大。　　　　
　　　　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许多大学者，创作了不同样式的散文，像朱自清、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他们有些散文被作为了一种样式，现在被继承了下来。可以说有好的影响，同时也有一种局限性。比如说禁锢了人的思维，不好创新了。这些人的散文对你有过影响吗？　　　　
　　　　余：他们对我都有影响，因为在五四以后白话文兴起以后，他们作为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的创业者，就开拓了白话文表现高层文化思维的可能性。这对我们的影响就非常大，往往有种惊叹的效果。你知道有很长时间，我们的好多中学语文课本里边的课文简直就是社论。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文革，当时在大跃进以后，社论就代替了中文教育。看过这些文章，再看30年代那些文学家写的文章，你真是感到非常惊喜。他们各有自己的千秋，真是了不起，开拓了白话文第一代的优势。但是有的话必需说明，就是白话文的优势在于不断地创新。那么多年过去了，不能说完全陷在他们的模式上，这是形式。至于思想上，现在社会发展实在太快了，多元了，好多问题是他们想象不到的。他们那时候怎么能想象中国人会是现在这样子，世界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所以我们如果思想和形式都完全落在30年代散文的基础上，在今天看起来就显得比较可笑了，就变成一种您刚才所说的不必要的模式了。对这个模式是要打破。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5）

　　　　傅：现在有很多人写散文，比如说学朱自清、学周作人，就完全落在他的套子上，限制了一种创新，而没有创新就很难有发展。　　　　
　　　　余：我想是这样，有少数人这么学也可以，就像有的书法家后代有人彻底模仿他也可能。但就整个中国散文如果完全回到那个时代的话，那是非常不合体的。那个时代不是这个时代，他们如果活着，他们也不会写这样的散文了，是这样一种情形。而且他们本身也有不同的成就，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像余光中先生，我看他就不是非常喜欢朱自清的那种散文。我想他不喜欢也应该是他的自由，你不能说你必需喜欢。他可以不喜欢。　　　　
　　　　傅：不能说你不喜欢朱自清，你就不是好散文家。　　　　
　　　　余：对。在朱自清散文里边拿《荷塘月色》和《背影》相比，就我来说，我喜欢《背影》，这也是我的自由。我喜欢这样的比较多，我可能相比较而言不太喜欢《荷塘月色》。余光中先生可能也是这种判断选择。所以在这个领域里边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自由，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一点不带有对前辈的不尊重。　　　　
　　　　傅：这种喜欢有没有可能跟年龄和文化结构有关系，比如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喜欢《荷塘月色》，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大概更容易接受素朴的《背影》。　　　　
　　　　余：其实这些散文家，比如像梁实秋，年轻时写的和年老时写的确实不一样。您刚才所说的散文家，有些很早就去世了，没有活到真正的老年时代。在我看来，非常炉火纯青时期的散文往往是在中老年以后。　　　　
　　　　傅：那时味道就出来了。　　　　
　　　　余：老味出来了，感觉特别好。年轻的时候，写诗，写戏剧，写小说比较好。这是我的一个偏见，说起来蛮好玩。年轻的时候，你有一些诗情洋溢，构思奇特，像曹禺年轻的时候，写了很多优秀的剧本。这个时候可以忙这个，构思小说，有好多好多奇特的故事。但当你的生命已经是苍苔斑驳，那个时候你可以悠悠然地写一些散文，而这个散文比较的有厚度。我不是说年轻人不要写散文，倒没这个意思。　　　　
　　　　傅：人在老年之后的那种心态跟年轻人不一样，写作的时候不必去在乎什么，不必去计较什么。年轻人好像过多的还容易去营造什么，或雕饰什么。　　　　
　　　　余：如果用句很漂亮的话说就是，老年实际上是人生的散文化。这是比喻老年人的生活很像散文化，每天的日子可长，可短，谈话可以非常自由，每句话都有厚度。这很像散文。年轻的时候很有戏剧化，很诗歌化，谈恋爱的时候还很小说化。到了中老年以后，人生就有些散文化了。就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看中老年心态的散文。　　　　
　　　　傅：您觉得您现在的散文到了一种老味的境界了吗？　　　　
　　　　余：我是追求，我想每个人只要他喜欢什么，他的笔下就会渗透什么。我现在写的一定是和我以前写的文章不一样，和年轻时写的不太一样。　　　　
　　　　傅：朱自清先生有过这样一句话，我自己挺喜欢，就是作为一个作家，“应该于人们忽略的地方加倍的描写，使你于平常身历之境，也含有惊异之感。“您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余：必须这么做，否则你的散文就绝对不可能受到任何读者的欢迎。因为如果不是朱自清先生所说的这样标准的话，你就无法进行写作的入门，因为你讲的是寻常话语。　　　　
　　　　傅：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语。　　　　
　　　　余：用与别人差不多的话，讲与别人差不多的事，这个糟糕了。朱先生说的意思是，别人不太注意的东西，你说得特别仔细。别人即使说过的，你的说法也不一样。这才是好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一定要有独特的发现，这也是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创新的内容。但是我对这说法有个补充，就是在众人不注意的角落你去描写，避免雷同是做到了，但是要注意你这个角落，一定能够弹拨动很多人的心弦。他们是没谈过，但是你谈出来，大家还会心地一笑。这才是有价值的。　　　　
　　　　傅：独特的东西还必须有一种共鸣的传达。　　　　
　　　　余：这种共鸣其实就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这是最好的。心中所有，他没表达出来，他没想到这一点，但是你一讲以后，我心中有感觉了。是这样的。当年我对奶奶是这样的，他讲出来了，说是对奶奶有这样一种玩笑，原来我也是这样。心弦弹拨动了，对你产生了某种哪怕小小的共鸣，这篇文章就能够成立。如果你谈的东西大家都谈过，那不好。朱先生就反对了。我要补充的一点是，如果你谈的东西别人都没有引起反响，只是你个人比较特殊的东西的话，这个弹拨有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显得琐碎而没有价值，引不起别的读者的反响。　　　　
　　　　傅：您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比如在“文化苦旅”的行走思考当中是不是很注意这个？　　　　
　　　　余：注意一定要找到别人没讲过的话。你想写敦煌，敦煌有多少人写过，鸣沙山、月牙泉有多少人写过。我一定要写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当我讲出来这些东西，我希望会有很多人有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