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创作-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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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看来您这方面的心态调整得比较好。现在批评界形成了一种现象，人数不知道多少，好像批判余秋雨也是一个时髦。最近我注意到报纸上有一个消息，说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新出了一本书叫《文坛三户》，他把金庸、王朔还有您均列为通俗文学。
余：我没看他的书，如果说我们是通俗文学，至少我一点不感到委屈。因为我写书绝对是给老百姓看的。我作过很多年的教授，我写过好多好多的学术著作。你可能也没有看到过我以前的学术著作，尽管那在学术界也还算畅销。而且，我凭这些学术著作得了很多很多奖，但这个和国家、人民的关系实在是离得太远了。这也是我自己有时候感到比较羞愧的地方。凭这几本书，当时各种各样的头衔都在我头上了，但这几本书对我们社会的变化，对中国的老百姓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推动，对他们的阅读有什么比较好的影响吗？在我写了这些书以后，我作了六年的领导干部，作院长。完了以后，我开始旅行。我走在大地上，希望这块大地上的人能够读懂我的语言。我不知道这位先生写了什么，如果说我是通俗的，那是对我的肯定。我就是希望在这个领域里边能够给大家介绍，大家能够和我交流、沟通。一点不羞愧。并不是说我的书没人读，我觉得很骄傲。我一点不骄傲。因为没有读者有个大问题。精雅文学没有读者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你的作品没有受到检验。阅读是种检验，这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边非常重要。你说你的作品写出来，就是给我的几个朋友看看。高雅得不得了。这我觉得挺浪费的。还有过去写的学术论文，也是这样，同行们看了，说写得好啊。这没什么用。
傅：阅读范围很小。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8）
余：同行也不作实践。我的研究成果，他们没有一个实践。对他们实践没好处，也就是对中国的实践没好处。这个事情发生过了吗？好像发生过了。也可以说没发生过。所以我倒是觉得不太好。如果说我是挺通俗的话，我觉得很愉快。
傅：您的另一个容易遭至非议的举动，就是参与媒体活动过多，抛头露面多。许多人觉得独守书斋的人，好像才称得起学者。因此对您频频上镜曝光颇有微词。作为您自己，到媒体露面，做节目，肯定要耽误时间和精力。而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您怎么样在这种活动和写作过程当中，找到一种谐调和平衡。
余：现在有关我的争议，其实最后都落到一个争议，就是这个。其他争议我觉得都谈不上。文体到底好不好，各人有各人的所爱，比如有的人不喜欢我的散文创作，我觉得也很正常。关于有一段时间讲我的历史问题，这也没什么争议的，事实会越来越清楚。剩下的只有一个，就是媒体问题。这我需要讲几句，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学术意义。没有进媒体的人一定会认为，上媒体是他自己愿意不愿意。一定是有这么一个非常大的错觉，以为我想上媒体他就上媒体了，我想上中央台就上中央台，我想上北京台就上北京台。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傅：中央台不是余先生开的。
余：就算是我开的，我老上，如果没有收视率，作为老板，我也觉得我不该上。也就是说，这是广大观众对你有文化结构的一种选择。你被绝大多数观众选择了，是这么一个问题。原有的文化结构在文化转型的过程当中，要对新的文化结构重新选择。原来的文化有没有可能被今天的社会，重新获得局部的话语权。有一个考验是，你能不能进入家家户户都要打开的电视，这是对原来话语权的一个考验。文化有没有话语权这很重要。有的学者在客厅里讲得很好，一到课堂就讲不好；有的人在课堂上讲得不错，一上电视他讲得非常糟糕了。也就是说，你在客厅语言不见得是课堂语言，你在课堂里面也不是传媒语言。客厅和课堂加在一起的语言都不能成为当代的传媒语言的话，证明你这个文化话语方式和今天不断在发展的民众有距离。
当然，不能让所有的民众都去听大学里的课。但大家千万要注意，现在我们所谓民众这两个字里面，大学毕业生很多很多，不是我们原来想象当中一讲民众的时候就是小贩、卖豆桨的老爹什么的。不是这样。现在很多很多电视观众的文化程度，绝对不比现在自称精英的那些大学毕业生低，很多很多都有大学文凭。你在寻找和他们沟通的可能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寻找现代话语的一种社会生存的可能性。不是说我现在研究宋代一个诗人的生卒年，看我什么时候愿意不愿意上电视。不是这样。你想上不是就可以上，你想上，这个话题是对的，但是你的表述不对，你的表情不对，你的语言节奏不对，还是不行。这是太重要的问题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成为一个谦虚的学生进入电视。为什么呢？你在电视里边能够和广大观众接通的难度很大。我举个最近的例子，我参加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做评委的时候，我其实对自己是压了一副非常大的重担。讲的题目尽管不太深，但是古今中外文史哲天文地理都有。这些知识正确与否，由主持人来讲，轮不到我余秋雨来讲。我讲就是对这个对和错做出我的判断和讲评。下面的问题来了，这个讲评，今天直播的观众有几亿，观众当中有很多大学教授，也有很多家庭妇女，像我妈妈一样的人。你在电视机里讲古今中外各种知识的时候，你要讲的让教授们不感到可笑，让家庭妇女不感到艰深。这对我是考验。我并没有这个本事，我只有通过这样的实践，才能提高我这样一种本领。
傅：对您来说也是个挑战。
余：我的评判者是广大观众，而不是别的人。所以这不是维持不维持的问题，是我自己在寻找磨炼自己的课堂。
傅：您的评委们是电视机前的观众。
余：亿万观众评论我呀。我是在进行着我的训练，而我希望给自身一个启示，在我们这样文化大转型的时代，一定要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这样的训练。
傅：学者介入电视其实对提升电视栏目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余：对提高电视是好的促进，对提升自己也是很好的促进。因为你可以检验自己哪些知识是有用的，哪些知识是落伍的。都可以检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还有一点就是，书斋学者埋头做学问，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学问怎么做？所谓埋头做学问就是看以前的书，以前的书不是产生在这个时代的，清代的书你研究得很透，你对清代的社会有个解答，我觉得不错。但问题是你不能把自己的结论用轻松、漂亮的文字告诉更多的读者，告诉理工科的工程师，告诉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如果他们都不知道，写完以后，你了解了清代这个事情，你就写个论文几个人看看完了。等于是浪费，谁也不知道。另外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文化课题需要得到解答，社会上别的问题也需要从文化的意义上获得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你完全推掉了，躲在书斋里不发言，这些问题谁解决。没有人解决。你想解决，凭你书斋里这几本书能解决现实问题了？所以我的感觉是，书斋的学者你们太自信了，你们以为一本老书能够让你们获得足够的知识来解决今天的问题。不可能。懂外文的，你们如果以为读了一两本英文书，就能够回答中国的问题。也不可能。所以应该像法国大革命前后一样，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样，要有大量的人文知识分子站到社会第一线，和广大民众站在一起。
傅：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现代社会，面对金钱和权力，学者和作家应该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品格和操守？
余：我觉得他应该首先成为一个普通人，正正常常得像老百姓一样的普通人。现在我觉得广大普通人的基本的人格操守，要超过我所理解的文人。这是我多少年的判断。我非常同意我的朋友余华所说，有个德国记者问他，你觉得中国人当中道德品质和人格品质比较低下的是哪一群，他说好像是文人。
傅：我对这话印象非常深。
余：他指的是和一般的老百姓相比，这个我非常赞成。如果文人能够提高到一般人的水平，是大多数文人的一大进步。我不否认文人当中有好多不错的人，但是他如果能够提高到一般寻常人的水平，因为寻常人他懂得很多按照正常方式过日子的生活规则；他不会太自傲；他知道勤勤恳恳地根据自己的一个活来谋生；他知道怎么打理前后左右邻居的关系；怎么对家庭负责；对周围的人负责。他把自己看成是普通人以后，他不会用一种狂放的语言，好像自己要改造世界似的。他不会这样。他更不会做虚伪的东西，不会掩盖。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有些知识分子，说我上镜头多，那证明他每天在看电视。我比如一个礼拜上五次电视，我自己是看不到一次的，他五次都看到才会批评我。那我就要问你，你怎么有那么多时间，看了五次。你看五次不是单单看我。也就是说，你整天在看电视。
傅：他就是要看完之后批评您。
余：问题是你整天看电视又瞧不起电视，这就是文人的虚伪。老百姓不会这么虚伪，他喜欢看电视就坐在那里看电视。特别讲我比较多的，还不是当歌手大奖赛的评委，是那之前作大学生辩论赛的讲评。这个播出的时间很长，当我最后讲评出来的时候，往往是午夜之后了。这他们都看完了，我当时就觉得很好玩。午夜之后，我都不看了，已经睡觉。老先生你还在电视机前看完这一切，然后你表示某一种不同的意见。我就是觉得你老人家至少好长时间没有很好作学问了。这是开玩笑了。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9）
我们要洗刷掉虚伪。我们其实都是老百姓，我们过日子；我们能够得到的经济收入；交通中所出现的拥挤，我们也要碰到；生活中遇到的沙尘暴，我们也会遇到。我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不是贵族。怎么只觉得读了几天大学就把自己当成是精英了呢？然后就觉得我们不能和流行在一起。你的生活就很流行。某种意义上，你可能还赶不上流行。你不能和世俗在一起。我们就是世俗中人，这一点我和他们有很大的区别。我一直承认我是世俗中人，所以说我通俗作家也好，说我和世俗关系太密切也好，都对。我奇怪的是，你是大学两年级还是三年级突然成为精英的，就是你成为精英的时间是哪一天？
傅：哪一天从世俗中脱俗了？
余：什么时候成为精英，看不起老百姓了？专门要研究脱离老百姓的本事了？是哪一天，是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吗？还是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纳闷。我现在也是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很多博士，也有很多博士生导师都把自己看得很平凡，是世俗中人。我对这个就比较有想法，尽管你的问题比较具体，我把它扯远了，实际上是一个概念，就是面对着今天的传媒文化，面对这个传媒文化的广大民众直接接触的一种窗口，我们不能端着架子。我们的文化已经落后于我们的社会很远了，我们再摆架子的话，会落得更远。我们还是放下架子和民众在一起，跟上时代的步伐，文化还有希望。否则这个文化真是被人家丢弃了，谁也不看你们在讲什么了。一定会有这个悲剧。
傅：对一个作家文人来说，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是不是最重要的？
余：是最重要的。不瞒你说，自从我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我一直努力地在做。方法是这样，我不需要任何官职，包括一般的荣誉职称，我不参加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的会议，我全部都没有。很多人觉得我上传媒很忙，其实我比一般的文人要有空。你设想一下，一个不开会，不上班的人，他会有多空。我跟你谈一次话，也就是一个下午。开会要开多久？我又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连手机都没有。我就是旅行、写作。偶尔到北京的时候，上上电视。在上海我从来没上过电视，省的电视也从来没上过。来北京大概也就是4、5天的时间有电视活动，说到底，还有别的活动。只有歌手大奖赛时间长一点，但白天还可以做别的事，就是晚上在那儿坐一坐。其他时间就是我看书和旅行。在我看来，我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比较有空的。他们真是不要担心。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出的书很多，而这个书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我有足够的时间写这些书，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带那些博士生，有足够的时间编词典，写学术论文。那些一直担忧我上传媒会浪费我学术时间的人，我怎么看了那么多年，他们没有出过任何书。
傅：您每天都在思考、写作？
余：我恰恰是保持了你所说的独立人格，独立人格的方式就是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经济上要独立，我现在是个不拿工资的人。我带博士生，有个最基本的钱。我做院长的时候定的。主要是讲课津贴。否则好多教授都不讲课了。基本工资很低，我最基本的工资就是一般每年到一定的时候捐给受灾地区来的学生。我就靠我的稿费来过日子。经济独立了，说难听点就是谁也不怕了。
傅：经济独立有助于保持人格独立。
余：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再加上我不参加任何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也不担任任何官职。现在这个社会时代比较可爱，这是我完全独立思考和观察的结果，不是哪个领导教我说的。这种人的生态环境的独立和自己经济来源的独立，造成一种人格的独立，我觉得对文人来说这是第一生命。
傅：您有没有感觉到思维枯竭的时候？或者说有没有一种担心，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有没有可能出现迟钝、枯竭。您有没有这种担心？
余：现在我就觉得没时间，时间不够，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写。因为人生经历实在是很丰富，比如我欧洲只写了一本书《行者无疆》，其实写五本都可以。这书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欧洲也是从野蛮过来的。如果换另外一种主题，又有大量大量的话出来了，很多很多。比如现在的欧洲有没有可能跟我们中华民族冲撞。这是另外一本书的题目。至于中东到塔利班地区那一路上的感觉，真可以写。现在回想起来，我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过程，都可以写得非常非常精彩，包括文革当中的历史。因为有好多人提出疑问，我一想，那可以写成非常好的文学传记。就好像时间不太够。倒不是被其他事情冲撞了，只是感觉到自然生命就这么一点时间，一天就24小时。我睡觉已经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