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派遣徐向前等大批黄埔军校毕业生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起义原定12月12日举行，计划分两步走，首先以教导团十一个连为主力，分途攻打第三师新兵一团、炮兵团、公安局和第四军军部；广九车站铁路工人集中进攻警察署。待起义军占领全市后，将收缴的武器发给工人，合编一至二个师，然后攻打驻守珠江南岸的李福林部队。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7节 起义失利
即使是在战争中，女人的嗅觉也比男人灵敏。12月上旬，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比邻而居的城内国民党驻军丝毫没有察觉，但到广州逗留数日的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却看到了共产党即将暴动的迹象，立即赶回上海，向汪精卫和粤籍国民党中央委员报告。12月9日，汪精卫发出密电，命令陈公博、张发奎派兵包围苏联领事馆，解除教导团的武装。教导团是起义的主力，如果被缴械、分编或遣散，广州起义将无法举行。这一消息被共产党获悉，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经过磋商，决定提前于11日清晨3时举行暴动。
“既然决定起义了，军事总指挥应该赶快到位。”广东省委内部有人建议赶快通知远在香港的叶挺火速回粤。
“叶挺是国内著名的大人物，广州城内家喻户晓，如果过早回来，一是可能引起敌人更大的注意，打草惊蛇，二是会增加他被捕的危险。”三人委员会仍然决定叶挺于起义正式爆发前回粤。
身为军事总指挥，既没有时间熟悉敌我情况、兵力部署，又不能参加制定决策，还必须指挥作战，这在叶挺还是第一次。这个决定被陆定一认为是广州起义失败的重要失策之一。
12月10日深夜，叶挺赶到指挥部。他不想做单纯的“执行官”，军人的常识和指挥习惯提醒他要首先了解情况，摸清动向，做好应付各种可能事变的预案。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他与张太雷等领导人交换看法，同总指挥部和各路战斗部队首长碰头，召开战前调查会，亲赴重要暴动点检查准备情况……在接触和交谈中，他发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迹象：
——广州虽然敌军兵力空虚，但广州周围却聚集了多达十万的国民党正规军，其中距离最近的为李福林第五军和黄琪翔第四军，随时可以合围广州城；
——起义决策层和中层干部中意见不一致，以广东省委军委委员聂荣臻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起义的时机不成熟，以区区数千人对抗多达十几倍的敌人，并且把占领和据守广州城作为目标，似乎不太现实；
——起义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军事联络工作不够严密，如总指挥部和情报、交通、宣传队等组织不健全，办事细则和人员、赤卫队编制、各工会负责人都没有确定下来；
——工人赤卫队虽然有七个联队，但大部分都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小部经过短期训练的也没有实战经验，最为不利的是，这些队员基本上是赤手空拳，只有少数枪械和少量手榴弹。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叶挺找到总指挥张太雷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纽蔓：“我执行三人革命委员会制定的起义计划。但是，广州周围，敌人力量强大，只要他们一转身，我们就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我提议起义成功后，不宜在城内久滞，应当将队伍拉出城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军汇合。”
“你这是什么意思。起义还没有开始，你就想跑，想到农村当土匪？”纽蔓暴跳如雷，指责叶挺有“动摇情绪”。
张太雷说：“先指挥起义吧，其他的事打下广州城再说。”
11月11日凌晨，起义准时举行。战事出奇的顺利。教导团分路攻击驻沙河的步兵团、驻燕塘的炮兵团，大获全胜，占领了省公署、军事厅和至关重要的城北制高点——观音山；警卫团第三营在击毙该团反动军官后，攻占第四军军部、军械库和第十二师留守处，打开库门，向工人发放武器。公安局是叶挺认为最难啃的骨头，结果黄平带人长驱而入，警察没有任何抵抗就撤退了。仅用了两个小时，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即占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转眼之间，白色恐怖的中心变成了红色的海洋。
攻占公安局后，张太雷、叶挺即将总指挥部迁入该处。在楼下会议室，他们主持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会议，叶挺报告军事情况，杨殷报告肃反情况，周文雍报告工人赤卫队的情况，恽代英宣读《苏维埃告民众书》。会议正式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代理主席，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红军总司令。
11日下午，西关被工人赤卫队攻克，整个广州城只剩下驻守南江的李福林部还在顽抗。
一切都是按原定起义计划在进行，击溃南江之敌看来不在话下，控制广州城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当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叶挺脸上却露出了与大捷不协调的冷峻。
11日20时和12日凌晨1时，张太雷连续召开两次军事会议，讨论局势问题。
纽蔓有“暴动专家”之誉，广州起义的计划就是在他的参与下制定的。他处于亢奋之中，大叫：“目前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进攻，进攻，再进攻，这就是我们的方针。”他还指责叶挺在西关被占后，指挥不够敏捷，未能全力增援西关和打下河南。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兵力不足，不是不想打，而是打不下来。
叶挺在顺利的表象下看到了汹涌的暗流，再次发言：“我们手头上只有一个多团的正规武装，还有几千没有经过训练的工人武装，凭这点兵力是不可能坚守广州城的。我的意见是，以保存实力为主，将部队撤出广州，拉向海陆丰。”
他的建议得到聂荣臻等人的支持。
“打了胜仗，不去追击溃败中的敌人，反而要往外撤？这是什么逻辑！”年轻的广州书记黄平坐不往了，慷慨陈词：“我不知道叶挺同志顾虑什么？现在伤脑筋的不应该是我们，而是敌人。我们的任务就是乘胜追击，把苏维埃的旗帜高高地打起来。”
纽蔓说：“苏联城市暴动的经验，我多年领导暴动的经验，就是要反对右倾思想，特别是领导人要坚决克服动摇、犹豫的情绪。”
叶挺和纽蔓都是军事权威，他们的意见却要张太雷这样一个对军事十分陌生的书生来取舍，令他十分为难。最后，渴望胜利的心理和对苏俄革命的崇拜让张太雷偏向了纽蔓。
12日下午，形势突然逆转。从韶关赶回的敌军偷袭观音山，李福林部队乘势展开全面反攻，广州城四面都响起激烈的枪声。张太雷正在西瓜园主持召开群众大会，闻讯赶往大北门去指挥战斗，乘车行至大北直街，遭到敌军伏击，身中三弹，壮烈牺牲。当晚，苏联领事参加了指挥部的会议，四面告急电纷纷打来，甚至有消息说，敌人十五分钟后就会打到公安局。苏联领事提出：“情况既然如此严重，党和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可以暂时撤退，留下管军事的同志在这里指挥。”
匆忙之中，总指挥部作出主力经花县和石龙、惠州之间撤往海陆丰的决定。在敌军冲进城内、部队被打散后，叶挺化装成瞎子，戴上破帽子和墨眼镜，遮住脸，一手拿着竹竿，一手扶着妹妹，凶险万分地逃到了香港。
这次起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缺点，就是撤退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好，缺乏通盘规划，指挥也不够统一，许多战斗单位根本就没有接到通知，仍在原地作战，损失惨重。教导团撤出城后，敌人杀红了眼，见到口音不对、衣服不对的人就抓、就杀，仅仅三天之内就杀了七千多人，党和工人赤卫队的力量几乎被搞垮。徐向前当时担任工人纠察队第六联队军事教官，他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和敌人战斗了一天多，情况越来越危险。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同志不幸牺牲；观音山丢失，部队也打散了。傍晚，我到公安局起义总指挥部住地去找徐光英同志，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谁知那里空空如也，办公机关已全部撤走。屋里乱糟糟的，地上摆着些木箱，盖子已打开，里面净是银毫子，我抓了两把，留着备用，转身走出了指挥部。正巧，碰上了武汉军校时期我那个队的区队长朱先墀，他和六七个人正匆匆忙忙路过这里。他说：人家都 走了，你还不快走！快走，到黄花岗集合！我就跟他们一起到了黄花岗。那时也没有部队，听说已撤往桂县，我们赶紧出城，去追赶部队。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叶剑英同志住在北京西山，聊起了这段历史。他说，那天我也没有接到撤退的通知，晚上到总指挥部去，不见人影，才知道情况有了变化。我在楼上，见桌子上满是一叠一叠的港币，都是一百元一张的，也没有拿点，转身就走了。剑英同志说：我们那时傻得很，不知道带点钱在身上有用处。我说：我比你还强点，抓了两把银毫子，装进口袋里才走的。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8节 选择流亡
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在当时党内引起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从中央政治局扩大到广东省委，尔后又蔓延至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大多数起义的当事人，特别是领导人通过亲身体验和冷静思索，认为关键的原因是总指挥部坚持城市中心论的思想，几次拒绝叶挺向海陆丰转移的正确意见：
——徐向前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除敌众我寡、缺乏经验等客观因素外，主要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以夺取大城市为中心，机械地搬运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起义成功后，没有立即把队伍拉出城市，转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而是死拼硬打，想占住城市不放。”
——聂荣臻、叶剑英认为，起义初胜后两次军事会议是一个关键，如果采纳叶挺的意见，把部队拉到海陆丰去，情况就会大不相同，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因为那时已经占领了银行，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起义队伍包括人数巨大的工人赤卫队还没有被打散，如果带往海陆丰，加以整顿，会打开新的局面。
——当时负责处理广州起义党内纠纷的周恩来十年后在《六大研究》中也提到：“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撤退，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革命干部。”
——连当时坚决反对撤退的广州市委书记黄平也在《往事回忆》中承认：“事实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被采纳，可能要避免很多人的牺牲。”
但是，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特别是受由于敌人大屠杀所激怒的复仇情绪影响，党组织作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1927年12月下旬，中央巡视员、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到达香港，经过调查，写出《向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提出了四条批评意见：1。起义前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单纯搞军事运动，甚至借口保密而阻止鼓动群众。2。起义后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3。完全没有执行没收反动政府和反动派逆产的政策。4。未能有计划撤退，许多负责同志没有接到撤退的通知，因而很多干部和赤卫队未能撤出，在敌人反攻进城后被杀数千人。 应该说，这个报告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广州起义中的失误。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也基本上采纳了这些观点。
错误起缘于1928年1月1日至5日举行的新广东省委全体会议。在会上，许多参加者怀着复杂的心情，激烈地批评起义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领导起义的总指挥张太雷和红军总司令叶挺首当其冲。主持会议的李立三不仅拒绝叶挺等人与会，剥夺了他们说明事实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不仅未能引导出席者冷静地理顺情绪，把注意力集中到总结经验教训上来，反而提升和张扬了这些不适当的追究、迁怒和罚办倾向。会议通过《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严厉处罚了所有起义的领导者，分别给予七人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议案指斥叶挺在担任红军总司令期间，“表现消极”，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叶挺怀着一腔委屈，向中央提出申诉。中央接到一些广州暴动负责同志的申诉和李立三的信件、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后，认为：“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完全成立于当时群众因失败而愤激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导也就随着偏下去，甚至党的改造也和广州暴动混在一起，于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愈觉模糊，过去各级指导机关的不尽完善也完全归论到暴动中的指导机关身上。” 中央派周恩来到香港纠正李立三主持下对广州暴动的错误结论和处罚决定，派邓中夏接替李立三的省委书记职务。
留党察看的处分虽然撤销了，但是叶挺“表现消极”、“指挥动摇”等罪名依然未改。叶挺觉得不满意，继续要求改正错误的指责。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已远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留守国内的中央机关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于是，叶挺追到苏联，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申诉。
在苏联，叶挺受到冷遇和明显的歧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主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不让他参加六大，共产国际不给任何答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不给他安排工作。更有甚者，深受米夫青睐的王明还写《广州暴动纪实》一文，指责叶挺在指挥起义中违背了苏联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验和原则。叶挺奋笔疾书，写下关于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同时致信共产国际，要求认真讨论和评判广州起义中的问题，如果在一月之内仍然得不到答复，自己就离开苏联。
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答复，连个回条都没有。莫斯科的高官们好像没有意识到叶挺已经来到了这座城市，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叶挺这个人。
共产国际不理睬叶挺，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却景仰这位传奇英雄。他们派代表邀请叶挺去作报告，用鲜花把会场装扮得十分美丽。可是，米夫、王明又指使一批学生故意捣蛋，共产国际也下令不准叶挺去演讲。叶挺一气之下，离开了苏联，来到德国。
后来，叶挺意识到党内的争论不能靠怄气解决，愤然出走过于意气用事，于是又回到苏联找共产国际。这时，谁也不理他，连以前的熟人都像遇见瘟神一样躲着他。叶挺无奈，只好再次选择流亡。
在党内，他是不受欢迎者，苏联没有他的容身之所；在国内，他是红军总司令，被蒋介石悬赏缉拿。有党难归，有国难投，他只好选择欧洲和澳门作为避难地。这一避就是十年。
对于这段历史，叶挺怀着十分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深怀委屈，当孩子们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党时，他辛酸地说：“我没有离开党，是党不要我呀！”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当年的负气出走也觉得惭愧。
其实，当年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党组织实行罚办主义，不只是他，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内的许多起义领导人都遭受过各种处分。毛泽东自己统计，他遭到的党内错误处分达八次之多。但是，毛泽东、周恩来选择的是继续工作，让实践来证明孰是谁非。
周恩来是叶挺信赖的朋友和知己，他以当事人的身份解释这段历史：“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