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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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期。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创建人民军队。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八月一日定为建军节。
南昌起义是伟大的，但起义后部队却坠入了路越走越窄的怪圈，一步步由胜利转入溃败。关于这次失败的原因，周恩来事后总结道：“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是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当时所有的人都没有就地扎根的思想。起义的领导人当年都很年轻。周恩来，29岁；叶挺，31岁；贺龙，34岁；刘伯承，35岁。他们脑海里占主导地位的战术模式还是北伐军式的攻城野战，还没有游击战争的思想。由于这个致命的缺陷，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开始遭遇一连串意外。
叶挺爱交朋友，许多人也爱与叶挺结交，他们喜爱叶挺的古道热肠和讲信义、重然诺的性情。叶挺对朋友从不设防，这一点让他吃尽苦头，也给他的事业带来损害。起义军南下广州途中第一次意外就是因他轻信朋友而引起的。
蔡廷锴是叶挺的粤军同事，两人无话不谈，关系一向要好。南昌起义前，蔡廷锴第十师也驻在城内。在讨论如何对待蔡部时，前委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谭平山、贺龙等人认为蔡廷锴革命意志动摇，坚决要求撤换其师长职务或者予以扣留。叶挺表示反对，提出：“廷锴也是穷苦人出身，革命觉悟还是有的，他作战勇敢，为人仗义，他来南昌，对我们表示好感，如果我们丢掉他或者扣留他，不光对不起朋友、十师官兵不服，就是汪精卫、张发奎也会借此大做文章。我看不如仍然信任他，令他继续担任十师师长，团结他一起革命。”周恩来不好再说什么。起义时，蔡部既没有参加战斗，也没有被缴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蔡廷锴被选为委员，他所统的第十师编入第十一军，受叶挺指挥。
将心比心，以情感人，叶挺以为深厚的友情和毫无保留的信任会留住蔡廷锴的心。他没有想到，8月4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的第二天，第十师就突然脱离既定行军路线，朝浙江方向扬长而去。
聂荣臻在回忆中认为叶挺对此事负有责任：
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信任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因此，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作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8月3日出发，4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
蔡部出逃不仅带走了全军将近四分之一的兵力，还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士气。
叶挺来到总指挥部：“我误信朋友，此事我要受处分。”
贺龙满怀遗憾：“若依我的意见，把他扣起来，哪有这等事？”
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教训啊教训！这事怪我大意，我负完全责任。”
起义军遭遇的第二个意外是酷暑行军，非战斗减员严重。起义军南下路线有两条。周逸群主张走大路，沿赣江南行，经樟树、吉安、赣州，取道韶关，直下广州；周恩来、叶挺等人主张走小路，由赣东经寻乌直取东江。最后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起义军进入了赣东山区。
时值八月，天气火热，山路崎岖难行，每个战士背负二三百发子弹，还要自扛机枪、大炮，沿途居民听信反动派谣言大都逃散，不仅食物不能保证，就是茶水也难以买到。行军三天，非战斗减员即达三分之一。
第三个意外是“铁军”迷路。8月下旬，起义军抵达瑞金，侦知钱大钧率三个师屯兵会昌，企图堵截和消灭我军。前委决定由叶挺指挥第十一军二十四、二十五师主攻会昌。8月30日早晨，朱德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在城北攻城，吸引守军视线，然后由第十一军强攻城西。第二十四师准时投入战斗，可第二十五师却不见踪影。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叶挺急得团团转。倍则攻之，十则围之，这是兵法常识，如果不能集结优势兵力就无法突破敌人防御。
第二十五师的底子是原来的叶挺独立团，从来都是提前进入战场，这次竟然延时误事。周恩来也感到奇怪，派出通讯兵去联络。
战斗打了半天，第二十四师攻击一再受挫。时近正午，周士第带着第二十五师赶到。原来二十五师半夜行军，走错了方向，冤枉赶了好长一截路才发现错了，又折回来，耽误了时间。
叶挺指着敌军制高点——寨岽，对周士第说：“看见那座山了，上面都是敌人，攻上去了，城就破了。”
钱大钧部与第三师和二十四师拼了半天，已经筋疲力尽了，哪里经得起二十五师的冲击，很快就败下阵地。
会昌之战，是起义军南下后的最大胜仗。敌军六千人被歼，钱大钧带着余部三千余人落荒而逃。在这场战斗中，起义军也付出伤亡一千余人的代价。
第二天，黄绍竑不知钱部已败，带领二千余人逆袭会昌，攻入城内。城内起义军猝不及防，十分被动。叶挺沉着冷静，亲率部队将黄部赶了回去。刘伯承亲眼目睹了叶挺卓越的军事才能，钦佩地对参谋团的人说：“没有见过一个军人在兵临城下万分危急时刻，能够像叶挺那样沉着！”
第四个意外是作战计划被否决。会昌战役后，部队改变原来由寻乌入东江的计划，决定取道长汀、上杭入东江。9月5日，前委在长汀福音医院举行会议，研究攻取东江的作战计划。叶挺拟定的作战路线是：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攻梅县，然后经兴宁、五华取惠州，同时派小部兵力，最多两个团直趋潮汕。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叶挺解释说：“一是潮汕敌军兵力空虚，地势又无险可守，估计可以不战而得。二是如果先以主力取潮汕，再折回来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可能过于迂缓。”
“希夷是粤军老将，对广东的军情、地理十分熟悉，我赞成他的计划。”周恩来补充道：“当年黄埔军东征时首取惠州，惠州一下，东江平矣。如果因取潮汕而迟误攻惠州，可能会造成三个恶果，即敌人会从容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向我军主动发起进攻。”
叶挺、周恩来的作战路线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我们南下为什么？重要的目的就是占据海口城市，取得国际援助。汕头是粤东主要的海港，应该首先占领，补充军事物资。”
“以小部兵力攻打潮汕，是建立在敌人兵力空虚的判断上的。如果敌人兵力充裕怎么办？如果敌军顽强死守怎么办？”
持反对意见的前委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路线图，即以主力攻潮汕，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然后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夺取惠州。这个方案得到苏联顾问的大力支持，他一再质问：“你们还要不要国际援助？”大部分军官也渴望得到一个巩固的、有充足物资保障的后方，表态赞成先取潮汕。
叶挺方案被否的直接后果，导致起义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更加糟糕的是，起义军在经过三河坝时，作出了分兵的决定，所分部队正是战斗力最强的叶挺第十一军。这一决定加速了起义军的失败。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6节 广州起义
9月19日，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等部留守三河坝，掩护全军侧背，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带领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直取潮汕。潮汕守备情况正如叶挺所料，国民党军队十分薄弱，虚晃一枪就分路撤离了，起义军顺利占领潮安、汕头。
在潮汕，愁眉不展的叶挺又向前委提议放弃潮汕，集中兵力回击惠州，将多余的枪支悉数运往海陆丰。他的提议再次遭到拒绝。 不仅如此，前委还作出了第二次分兵的决定，再留一个师由周逸群带领留守汕头。
敌军抓住起义军攻打潮汕的时机，分三路进逼。陈济棠率领粤军主力第四军十一、十三和新编第三师从广州出发，抢占原来可以作为潮汕屏障的揭阳、汤坑一带有利地形；黄绍竑率领第七军两个师从粤北出发，日夜抢渡韩江，悄悄地绕到潮汕后翼；钱大钧所部进逼三河坝。
叶挺的担忧终于成为可怕的现实。但是，陷于重围之中的起义军对敌情的严重性还没有察觉，占领潮汕后又花了一段时间筹饷，然后才进军揭阳，迎击粤军。由于三河坝分兵，起义军只有六千余人，不及当面粤军的三分之一。要命的是，前委接到敌情通报，说当面粤军只有一千余人，于是决定在揭阳北部向山湖发起进攻。山湖均为丘陵地带，起义军处于仰攻态势。
错误的决定，谬误的敌情，不利的地形，使起义军举步维艰，敌人越打越多，苦战三昼夜，虽然歼敌三千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达二千余人，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不得不退回揭阳。部队30日凌晨回到揭阳，就接到黄绍竑袭取潮汕的消息，部队再损一千余人。这时，起义军只剩下不到三千人，并且陷入数万敌军的铁桶阵中，败局已定。
10月3日，起义军领导成员二三十人在普宁县流沙镇召开善后会议。此前，中共中央派张太雷前来传达指示，要求部队开赴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部队一切事务均由周恩来全权处理。
流沙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中央指示后，征询叶挺、贺龙两位军事领导人的意见。
叶挺说：“到了今天，只有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的！”他说的当流寇是指“打游击”。
贺龙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卷土重来！”
会议还未开完，就遭到敌军攻击，大部分领导人化装离开部队。周恩来这时正在发高烧，躺在担架上，落在队伍最后面。有人见他病成这样，劝他也离开部队。
周恩来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
叶挺说：“有我在，就有恩来在。你们快走吧！”
起义军撤离流沙不久，就被敌军主力截为两段，全部溃散。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就这样失败了。贺龙的第二十军全军覆没，叶挺的第十一军有少量部队突出重围，第二十四师一千二百余人由董朗、颜昌颐带领到达海陆丰，改编为红二军；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三千余人在朱德、陈毅的带领下坚持下来，第二年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改编为红四军。
部队被打散后，叶挺、聂荣臻搀扶着周恩来，边打边撤，转移到海丰县。他们不熟悉当地的路，听不懂老百姓说的话，手上又没有钱，几个人只有叶挺带着一只小手枪，饥肠辘辘，连起码的防卫能力都没有。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地方党的负责人杨石槐，找了一只小船，将三人送了出去。
死里逃生的聂荣臻对那颠行于大海之上的一叶扁舟有很深的记忆：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槐，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两人和那船工只好挤到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有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非常艰难，在茫茫大海里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容易才到了香港，杨石槐同志同省委取得联系，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以后就走了。”
由于才华、名气和影响，叶挺受命去指挥一场注定不可能胜利的战争。在广州起义前三小时，他被通知到位；战斗打响之后，他几次提出转兵海陆丰。他的正确建议被拒绝，却要为此承担失败的责任、处分和批判。申诉无门的叶挺脱党十年，后来他辛酸地对孩子们说：“哪里是我脱党，是党不要我。”
叶挺与周恩来感情深厚，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党内知己和革命的引路人。在南昌起义过程中，他坚决拥护周恩来的领导，两人心意相通，意见常常不谋而合。兵败潮汕之时，他保卫着重病之中的周恩来，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在转移到香港后，叶挺又将惟一的手枪送给周恩来防身。他的侠义之风令周恩来终生不忘。
据叶挺自己说，他一生中最难挨的日子是逃亡香港的那段时间。
由于忘记了周恩来反复叮嘱的接头暗号，叶挺等人找到中共广东省委秘密联络点，负责接头的同志闭门不纳。他们举目无亲，只好四处漂泊，希望能碰上熟人、朋友或者同志。数着越来越少的盘缠，同伴忍饥挨饿，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一天，实在饿得不行。叶挺说：“走，吃白食去。”他带着同伴来到一家靠近池塘的早餐店，叫来许多盘馒头、包子和点心。吃完一盘，他就将盘子偷偷地丢进池塘里，再叫一盘。原来这家早餐店结账是按盘子算，过早的人很多，老板一时也搞不清楚，没有发觉他们这种孩童式的把戏。
人生有起有回落，英雄也有无奈时。后来中共广东省委证实他们的身份后，派人接上关系，才结束这段充满度日如年的日子。
1927年12月，叶挺被任命为广州起义总指挥。
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被称为土地革命初期的“三大起义”，叶挺参加领导了其中的两次。与南昌起义相比，广州起义显得十分仓促，在起义爆发前几小时，他才匆匆赶到广州。
当年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的聂荣臻回忆说：“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的几小时——12月10日晚上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其实，广州起义酝酿的时间长达一两个月，此前一直由广东省委组织的三人革命委员会负责，具体分工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负责军事和政治，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和省委军委书记周文雍兼任赤卫队总指挥。当时，由于驻扎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队内部发生混战，广州城内反动派兵力空虚，市内只有四个团，力量最强大的是教导团，该团由原来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改编而成，团长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共有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共产党员有二百余人，三个营长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员。教导团只要除去少数顽固分子即可投入起义。其他三个团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战斗力极弱，凭教导团的实力，有把握消灭或击溃他们。党除了能够控制和影响教导团外，还可以直接指挥广州数量庞大的工人赤卫队。为准备起义，广东省委将全市工人编成联队，派遣徐向前等大批黄埔军校毕业生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起义原定12月12日举行，计划分两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