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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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叶挺信赖的朋友和知己，他以当事人的身份解释这段历史：“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训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应该给叶挺伸冤。”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9节 新四军
主动请缨，担任新四军军长。身为军长，叶挺理应成为决策核心，但是他的非党身份又使自己处于配角地位，加上与项英的分歧，他在三年任职内竟然两度出走，引发政坛轩然大波。蒋介石大做文章，毛泽东亲拟电文，明确叶、项的职权。周恩来由渝赴皖，调解军政矛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海外流亡十年的叶挺毅然回国，上书请缨出战。北伐名将重 新出山，成为当时政坛关注的焦点。
当时，国共两党达成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个军的协议。由谁来领导这支队伍？国民党提出由陈诚任军长，共产党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任军长。双方争执不下，都退一步，提出邀请叶挺出任这一职务。叶挺既参加过国民党，也当过共产党党员。他是双方可以接受的最佳人选。
蒋介石认为，经过党内斗争的沉重打击，叶挺这次回国恐怕不会死心塌地地为共产党卖命，如果主动提出让叶挺挂帅，可以施恩于他，便于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捏在自己手中；同时，叶挺毕竟是正规军人，不同于以钻山窜岭、分散割据为资本的“山大王”，通过叶挺将他们集中起来，调虎离山，既可以稳住后院，也可以驱虎斗狼，让红军游击队与日军拼个两败俱伤。于是，他不等中共方面正式表态，就抢先发布委任状。
叶挺渴望上阵杀敌，立即同意领导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这个军，并提议这个军改编后的番号为“新四军”，以纪念北伐战争中威震遐迩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蒋介石与叶挺的举动，引起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疑窦。毛泽东10月1日发电给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的方法拔去他们。现在却利用抗战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各区游击队暂缓集中，叶挺需到延安来，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南方。”19日，毛泽东又来电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
叶挺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后，万丈豪情刹那间灰飞烟灭。叶剑英来看老乡。他委屈地说：“国共两党都对我不信任，出于需要又都在争夺。我夹在中间，进退不得，左右为难。早知如此，我又何必争这个宝座，真是骑虎难下啊。”想到今后的路还长，现在还只是开始，这位硬汉一时激动，禁不住流出热泪。
叶剑英告诉叶挺，目前的误会是因蒋介石抢先发布命令引起的，劝他到延安当面与毛泽东讲清情况。
这年秋天，叶挺听从劝告，专程前往延安，拜谒毛泽东，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随后，他又作出虽然人在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忠实工作的承诺。
中央正式决定，由叶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党内称政委），由他们共同领导新四军。在延安，中央专门为他举行欢迎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钦和：《为民历艰苦，大义照千秋》。）
在叶挺之后，坚持赣南游击战争达三年之久的项英也到延安，受到全城英雄般的欢迎。毛泽东在与他商谈新四军组建工作时，特别交待了两条，一是要善待叶挺，争取与他融洽共事，二是对国民党要警惕，不允许安插一兵一卒。
12月23日，项英返回武汉，与叶挺见面。第二天，叶挺在武汉大和街二十六号新四军军部宴请项英和从延安来的干部。宴会气氛十分热烈。项英端着酒杯，对大家说：“新四军的成立，是国共两党谈判确定的，是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叶军长是北伐名将，希望大家今后要很好地尊重叶军长的领导，认真执行叶军长的命令和指示，在叶军长的领导下早日完成编组，上前线，打鬼子。”
叶挺既感动又惭愧地说：“大革命失败后，如同爬高山，大家都不畏艰险，坚持爬到山顶上去了，而我却在半山腰折了回来。今天，党中央既然如此信任器重我，让我当新四军军长，使我有机会能跟大家一起学习、战斗，我一定与项军长以及大家和衷共济。”
叶、项两人虽然都想把对方融化在自己的怀抱，但是领导体制上的弊病使他们的合作从一开始就笼罩在猜疑的阴影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麻烦是叶挺自找的。
毛泽东在延安接待叶挺时，建议恢复他的党籍。叶挺主张留在组织外做党分配的工作。这在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新四军，实际上是将自己摒弃于决策圈之外。项英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很自然成为决策的中心和主角。作为军长的叶挺则成了决策后征求意见的对象和配角。一种失落和惆怅的情绪慢慢爬上叶挺的心头，挥之不去。叶挺为改变被动的处境，曾经向中央提议建立新四军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中央同意他的建议，任命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仍旧是政委当家。
一天，叶挺郁闷，饭后散步至军部参谋处窗下，里面传来项英的声音：“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说白了，就是延安与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军部与三战区搞统一战线，我与叶挺搞统一战线，团结他一起抗日。”叶挺仿佛被一柄利刃刺穿了内腑，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他明白自己原来与项英还不是同一个战壕的同志，而是争取团结的局外人。他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介布衣却坐在满座华服轩冕的高官之间，显得那样不协调，甚至有些滑稽。更为可笑的是，自己还不觉得。他渐生去意。
项英并没有意识到叶挺情绪上的变化。1938年7月，中央通知项英到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项英将军政事务托付给叶挺，并关照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等人注意配合。
叶挺平静地问：“你去多久？”
项英说：“估计一个月，最多两个月。”
“好，我就代理总管军务两个月。你快去快回，这里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
“你是军长，没有你更不行。”两人在打趣中挥手告别，项英离开皖南云岭，经南昌、西安转赴延安。9月30日，六届六中全会才召开一天，项英就接到叶挺的紧急来电，称：“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逾去时之约，恳即从速南归。”“我拟于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
接到电报，中央感到震惊。因为当时新四军四个支队正按原定计划进入抗战阵地，没有出现什么重大情况，而且部队整训，本来就是军长的职责范围，在新四军组建到集结过程中，叶挺一直做得非常出色，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而且，在这封电报之中，叶挺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将辞职不干。这样新四军就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毛泽东等人商量后，决定项英立即赶回军部，设法化解矛盾，留住叶挺。
在赶回军部的路上，项英既恼火，又疑惑。他想破脑袋，也没有想出自己是如何得罪或冒犯了这位军事天才。他们之间，没有干过仗，没有红过脸，可以说风平浪静，怎么突然会出现辞职的事呢？
项英到达军部的第二天，叶挺从外地视察回来。项英当即到叶挺住处去探望，简要介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转达中共中央对叶挺一年来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一再挽留。
“我项英学徒出身，粗人一个，如果工作中有什么不周到之处，请军长指出来，我今后注意改正。但是，辞职之事，还请慎重，新四军离不开你。”项英诚恳地说。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30节 辞职
叶挺再三说明自己辞职，并不是针对政委本人，而是日军已在他的家乡惠阳大亚湾登陆，占领粤东大片国土，他想回广东去拉队伍、打游击，同时就近照顾在惠阳乡下和澳门两地的亲人，请项英谅解并给予支持。当晚，叶挺就离开了新四军。
叶挺毕竟是个藏不住话的军人。他在离开新四军时，给项英留下一封信，说明了他辞职的真实想法。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讲他不是共产党，不适合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
叶挺回家乡后，不到三天，就集结起一支三千人的抗日队伍，并接受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之邀，就任东江游击总司令。其后，他又率部在石龙、广九与日军交战，大胜而归。香港《申报》立即报导了“叶挺在东江抗击日军”的消息。
蒋介石正在西安开会，看到《申报》的消息后，当面责备余汉谋不动脑筋：“你想让共产党在华南再建立一支新四军吗？”他命令余汉谋马上解除叶挺的职务，逼叶挺离开东江。同时，蒋介石又生一计，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板着面孔，声色俱厉地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迫他出走与辞职。对于这样一位优秀人才，你们竟然不能容忍，不能接受。你们想干什么？既然你们不能接纳叶挺，新四军军长之职，我要重新委派新人。”蒋介石还邀叶挺到重庆一叙。
叶挺辞职事件如巨石击水，浪迭千重。中共中央正在焦虑如何善后，又接到林伯渠关于蒋介石要重新委任新四军军长的报告，更是愁上加愁。毛泽东亲自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嘱咐他立即找叶挺做工作，彻底解决新四军的领导问题，要叶挺主动收回辞呈，打消蒋介石重新委派军长的企图。
周恩来早就风闻叶挺在新四军有职无权，估计这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周恩来来到叶挺在重庆的下榻之处，紧握着他的双手，满面内疚之色，说：“我代表毛泽东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的霸道作风挫伤你，给你开展工作诸多掣肘。我也要向你赔礼道歉，没有协调好你们的关系，让你苦心劳神，我对不起老朋友。”
周恩来的诚挚态度感动了叶挺，他动了真情，噙着泪花地说：“我叶挺一心报效祖国，谁知堂堂的一个军长，却成了统战对象。真是讽刺！”
周恩来与叶挺本来就是知心朋友，感情很好。他们长谈了一夜，直到东方既白。周恩来客观地指出了项英的优缺点，指出叶项之间的矛盾主要是领导体制上的问题。他说：“现在问题解决了。”他拿出毛泽东的回电给叶挺看。
毛泽东的电报写道：“新四军问题应以叶挺回四军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之地位、职权，建议将新四军的军事指挥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
“毛泽东还要我告诉你，我们电报里说的不是空话，新四军委员会也准备改组，由你任主任，项英为副主任。我还要陪同你回新四军军部，找项英同志好好地谈一谈。”
周恩来的一番话终于把叶挺说服了，他主动向蒋介石收回辞呈，表示将重新履职。蒋介石气恼地说：“你不听我的话，听别人的话，是要吃大亏的，到时候就不要再来找我！”
1939年2月，周恩来陪同叶挺回到云岭。他与项英进行了深谈，批评他三条：一是家长制作风，凡事都自己说了算。二是看不惯叶挺一些生活作风，缺乏坦诚相见的精神。三是错误地把自己的同志当作统战对象，在政治上不放心，在工作上不给权，只在生活上照顾。
“他委屈，我还难办呢！”对于周恩来的批评，项英并不服气，他也倒了一肚子苦水：“新四军组建时，毛泽东反复交待要确保党的领导。叶挺他不是党员，叫我怎么办？按照规定，党的会议他不能参加，党内文件他不能阅读，党内决策包括干部的任命他不能参与讨论。你是不是要我违反这些规定？”
周恩来严肃地说：“项英同志，你要搞清楚，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是决策领导，不是由你项英一个人领导，也不是包揽一切。叶挺所要求的是正常行使职权，那些军事指挥权、人事安排、具体事务、作战指挥，按分工应由叶挺负责，你都给了他吗？你确信自己一定比他指挥得好吗？退一步说，如果叶挺是个党员，你就能跟他搞好团结？”
项英一时语塞。经过几天的说服，项英开始检讨自己，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周恩来还提议他们三人一起照相：“我们凭相片为证，精诚团结，毋疑毋猜。”
在叶项的联手指挥下，新四军捷报频传，声威大震，成为中共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武装之一。叶挺在一篇报告中写道：“汉口成立军部，军部移到南昌，再移岩寺……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整整打了两年多，大小一千二百六十五战，基本上完成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光荣任务。”（叶挺：《纪念本军成立三周年》。）
正当叶项加强交流、友谊日笃时，1939年夏，因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严重违背军令，其部下又发生严重的叛变事件，叶挺一气之下，报请战区批准枪毙了高敬亭。
这件事情给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浮上阴云。项英觉得，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得自己掌舵，他又开始把放出去的权力一点一点地收回来。叶挺也感到由于自己不熟谙党务，党务控制下的军务也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离心力开始加剧。对于他们的心态，当时担任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是这样描述的：“有时隐隐约约感觉到叶挺想以一些理由离开新四军，回到重庆或华南；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项英有个时间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
1939年10月，叶挺到重庆后再次公开表示辞职，又引起政坛地震。一时间，质疑声、声讨声、奚落声、嘲讽声，通过各种渠道向延安宣泻。毛泽东原本就是一个火爆脾气，听到满耳聒噪之声，忍不住心头火起，他愤慨地对周恩来说：“我真不明白，猪撞墙后还知道回头，为什么人会比猪蠢，撞上南墙，血流满面，还不知回头？从新四军组建时候起，我就一再叮嘱项英，要始终注意保持与叶挺的良好关系。可是他搞得一团糟，叶挺再三闹辞职。人家不会仅只说项英胸怀狭窄，而会说共产党容不下人。他自以为是的老毛病又犯了。”
“现在该是彻底解决新四军问题的时候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叶挺的问题是解决有职无权的问题，你跟希夷熟，由你负责做他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主动收回辞呈。”
周恩来像个高明的医生，望、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