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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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二等作家已经成名，稿酬为千字３－５圆左右，可住３间房，每月房租２０多圆，生活费至少１６０圆左右；月收入必须２百圆（合今人民币6千元）左右，如成名后的夏衍、胡风。进入一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生活。
（３）三等作家小有名气，稿酬为千字２－３圆；若参加杂志社可有编辑费；若已开始独立出书，可有版税收入。 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每月房租１５圆左右，若住两间房则月租金２０圆以上，生活费１２０圆（合今人民币3千6百元）左右。如丁玲、胡也频、萧红、萧军的收入，从４等升为３等；夏衍、胡风（主要是译述稿）、阳翰笙、周扬等一开始也是千字２圆，后来才升为３圆。开始进入中层社会，生活小康，比普通市民稍好一些。
（４）最低的四等作家一般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酬为千字１－２圆，开始总是过着独身生活，或者将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单枪匹马在上海滩头闯江湖，每月个人生活费以及书刊费约２０－３０圆。一旦结婚成家，如何维持家庭生活的呢？住亭子间房费１０圆，大米小菜油盐煤球等每月伙食费４０圆，加上衣服、乘车、应酬（请客吃饭等），每月生活费需要60圆（合今人民币1千8百元）左右。仍属于普通贫民，如叶紫、柔石、沙汀、艾芜等。
作为参照，30年代上海市的中学教师月薪50－140圆，小学教师30－90圆。上海报社月薪一般为：主笔200－400圆，编辑40－100圆。旧式商店的店员月薪10－30圆，新式商店普通职员月薪20－40圆。（１圆合今人民币30元左右）。
３０年代的上海作为世界金融经济中心之一，号称东方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三大都市（位于纽约、伦敦之后），生活费用不仅比北京高，也比日本东京高。
当时上海一个标准家庭（4…5口人）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如何？鲁迅1935年文章里说过：在上海租界找一处带院子的住宅（二三层小洋楼），租金每月一百两（银子）；巡捕捐按房租的百分之14，共计114两。每两作１圆４角算，大约等于160银圆。上海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每月约400银圆以上；中等生活费用每月约100银圆；基本生活费每月约66银圆。
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出现长期的经济危机，而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繁荣的机会，沿海城镇的市场有所进步，中国银圆坚挺，在国际上的汇率升值。例如，1930年１月，中国１银圆可以兑换日本74日圆，1931年初１百银圆＝４６日圆，1932年初１百银圆＝６９日圆，1933年初１百银圆＝98日圆，1934年初１百银圆＝115日圆，1935年初１百银圆＝125日圆……中国推行法币以后大致上１百圆法币都可以兑换１０５日圆。 总的说来，在上海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在东京可以过两个月。
30年代上海文化人的生活水准，一般收入要比北平低，而支出要比北平高（只有少数大学者、大作家的收入可以跟北平相比。）那么为什么在上海的文化人反而要比在北平的多，而且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源源不断地涌往上海呢？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田汉、巴金这样的文坛巨子；而且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区，可以避免国民党的专制镇压（国民党政府不能进租界搜索和逮捕），相对来说还有些言论、出版自由。另一方面，1927年4月以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不复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人纷纷南下。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于1930年３月２日成立，会员约５０人；1936年初自动解散。
据胡风回忆，鲁迅每月捐助左联２０圆。1933年８月以后，胡风担任左联的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每个月定期到“公啡”咖啡店见到鲁迅，这２０圆就由胡风经手。1934年春胡风辞职，左联党的领导一度与鲁迅失去联系。1934年深秋（１０月下旬或１１月初）阳翰笙、周起应（周扬）、沈端先（夏衍）、田汉在内山书店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１００圆的支票，交给周扬。”（据夏衍《懒寻旧梦录》）这就是鲁迅为左联支付５个月的赞助费。有时，鲁迅还给予左联额外的资助，例如为援救艾芜出狱捐款５０圆，向特科党员吴奚如支援３０圆，等等。
除鲁迅定期捐助２０圆以外，茅盾每月捐助给左联１５圆。据《胡风回忆录》所载，这每月３５圆（折合现在一千多元）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2）
主要用作左联内部通讯的印刷费。
那么，一般左联作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呢？
据关露回忆：她在１９３２年春天加入“左联”，记得第一次开小组会的时候，党团书记丁玲同志出席。……当时左联同志都很年轻，除开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穆木天比较年长一些而外，大都只有２０岁左右到２６、２７岁。因此，绝大多数人没有成家，孤身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用一个煤油炉自己作饭，上老虎灶买开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饭馆去买１圆钱６张的饭票（一顿客饭２角钱，买一圆钱可以优惠），或者吃１２个铜元（相当４分钱）一碗的阳春面（一分钱＝３个铜元）。经常由于交不出房租被房东驱逐，吃饭是简单便宜的伙食，有时还饿一顿饱一顿。……
当时一斤鸡蛋价值２角钱，也就是说２－３分钱就可以买一个鸡蛋。这样便宜的鸡蛋，左翼文学青年有时也吃不起。
１９３４年间，关露曾在上海欧亚航空公司当一个小职员。后来知道特务发现她是左联成员，要抓她，关露只好把这个月薪７５圆的职位辞了。
叶紫加入左联时，周扬同志派关露找他谈话。叶紫房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关露见他用铺板当桌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写东西。他已结婚。当时正是夏天，好些人都吃西瓜，但叶紫的孩子在吃菜瓜（菜瓜比西瓜便宜）。
１９３５年，聂绀弩主编《动向》期刊在文艺界打响，不仅自己有了固定的收入，还将叶紫拉到报馆当助手。叶紫得到月薪６０圆，从原来住的灶披间搬了出来，安心生活。（据梅志《胡风传》）
戴平万住在法大马路，他的一个同乡开的纸店后楼。房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他就坐在床上写字。晴天的时候，他上街也穿套鞋，因为他没钱买皮鞋。
周扬有一阵住在北四川路，他经常到法租界来跑一趟；谈完工作以后，要坐车回家，就找关露借几毛钱做车钱。（引自关露《我想起了左联》）
周扬还经常找胡风借钱，有时动用鲁迅提供给“左联”的资助。
据艾芜回忆：１９３１年他乘坐轮船从厦门到了上海。他说：“任何地方都有找不着职业的苦难，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厦门时曾写过一篇散文《香港之夜晚》，投到上海光华书局出的《读书月刊》，试一试拍下上海文艺界的门，看看能否容纳我这个曾在海外流浪归来的游子。到了上海……看到文章登出来了。可是，我写信（到光华书局）去要稿费，却得不到回音。我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住宿费和伙食，一个月９圆钱。”艾芜用了从缅甸华侨那里得来的生活费，维持了一段时间。不久通过熟人在江湾劳动大学附近的农民家里租了一间屋子，还带一间灶房，每月租金仅１圆。自己做饭吃，每月５－６圆就够了。这样很省钱。每天他到劳动大学农学院阅览室看报纸，然后坐下来写文章投稿，但经常拿不到稿费。１９３２年春艾芜由沙汀介绍参加左联。他就是这样开始了文学生涯。（引自《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据齐速回忆：１９３３年，他只有１９岁。当时在虹口区唐山路一个弄堂小学教书，薪金非常低，每月仅有１０圆。……另外靠三哥四哥给些钱。住在亭子间。一日三餐是这样的：早饭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包油条加白糖），每人几个铜元（合３分钱）；中午在小饭馆内，米饭、黄豆豆腐、猪肝菠菜汤约２２枚铜元（合７分钱）；晚饭喝粥加碟小菜约１０来个铜元（合４、５分钱）；总之每人每天不到２角钱，一个月伙食费５－６圆就够了。
据吴奚如回忆：１９３５年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琴妹”在织袜厂当女工，每月工资２０圆；小学教师和小职员、店员每月工资大约４０－８０圆。左联和“社联”一般青年成员属于这样的城市贫民，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刘芝明、陈克寒等同志，以及后来党的理论权威胡乔木、艾思奇等。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二
（一）胡也频
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关于他的生平，有不同说法。
他原名胡崇轩，幼名胡培基。１９０３年５月４日生于福州市城边街，７岁时，祖父送他到私塾读书；祖父在戏班唱戏，次年就去世了。父亲在戏院里打杂（一说当经理）。
后来，胡也频到教会学校崇德小学念书，１４岁转入福州乌山师范学校。１９２０年他离开福州去天津大沽海军学校。
据胡也频的侄儿胡少璋说：“１９１８年，也频被送到一家祥慎金铺里当学徒。金铺的掌柜是他的舅父，但两家关系很坏。１９２０年春，也频拿了铺子里的一副二两多重的金镯到上海去。”（陈按：黄金一两可换一百多银圆）。
但是据胡也频的朋友马宁说：“我对这件事有另一种看法。谁都知道，做学徒一般都是三年才出师，而且一般是没有工资的。也频的父亲廷玉先生说过：祖父死后，他（胡廷玉）经营了一家戏院，以包戏为生，生活还过得去。假如送也频去做学徒，为人打水送茶、倒夜壶等事，不是生活迫不得已，一般人家的子弟是不肯去干的。况且也频那时已经十五岁，肚子里也已有些墨水，怎么不在父亲经营的戏院里当个差使呢？……假如也频真去当学徒，最多也只是极短的时间。”
胡少璋说：“１９２８年底，也频回到福州与父亲商量，卖了祖父留下来的最后一座房子，得款一千块银圆（又说是一千二百圆），留下二百块作搬家等费用。回到上海后，于１９２９年１月筹办红黑出版处。”
最初与胡也频一起编《红黑》月刊的沈从文回忆说：“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
马宁分析：“少璋是１９２８年以后出生，这胡也频回家卖去祖宅的事怕是以讹传讹。要是也频有一千圆来创办《红黑》出版社，不至于几个月以后他就被迫去济南（山东省立高中）教书的吧？《红黑》月刊是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０日出版了第７期以后停刊的，胡也频当是秋季离开上海的……”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3）
（二）冯毅之
冯毅之１９０８年生于山东省益都县（今属青州市）山区农村。１３岁入青州高等小学、２０岁在第十中学（初中部）毕业，考入济南市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爱好文艺、写作。在老师胡也频、楚图南影响下，鼓动学潮宣传革命，被通缉。于１９３０年夏天 ［注：据丁玲回忆是５月］随同胡也频丁玲夫妇经青岛乘船逃亡上海，参加左联。在法租界进入左联举办的“暑期补习学校”两个月；１０月份加入中共。［注：据冯雪峰回忆“１９３０年７月和８月，左联和社联在文委领导下共同办了暑期补习斑；王学文代表社联、我代表左联，学员主要是从杭州、济南及其他城市动员来的左倾学生，共有６０人左右，地址在发租界环龙路……从学员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团员。９月间，现代学艺讲习所由社联和左联合办，由洪深出面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注册，只两个月即被查封了。地址是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
查《鲁迅日记》载，１９３０年８月６日去“暑期讲习班”讲课一次；又９月１３日记载“借学校六十”，指借钱给“现代学艺讲习所”。
２２岁的冯毅之在上海住了不到半年（一说四个月恐不确），因为无从谋生，又独自乘日本轮船神灵丸号（４等舱）回到山东老家，写了《海上之行》投稿未见刊用。不久受聘为高小国文教师，但因宣传革命而被劝退，发给半个月工资（估计有１０圆）。次日即往北平，立志做职业革命家，与潘训等筹办“左联北平分盟”任三人领导小组的“组织委员”。他暂时寄居学生公寓，在各大学推行读书会，如北大的“曙光会”、师大的“今日会”等。
冯毅之回忆说：“我参加革命后，感到最可怕的并不是被捕、坐牢、受刑，而是贫困没办法生活。因为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没有掌握政权，没财政收入，革命工作者不但没有工资，连最低生活费也没有，完全靠自己谋生。我在北平半年多，身上的钱化光了，不但没有亲朋好友可借，连能管饭的同志也找不到。 （１９３１年夏天）我只好回到山东益都县我的家乡。正遇上我的好朋友刘某到益都县东关高等小学任校长。我去当了国文教员，月薪２０圆，高兴得不得了。
１９３２年益都暴动失败，为避难，秋天又他离家去北平。父亲向亲友借下２０圆钱，除了路费，已所剩无几。他找到了党的组织关系。为解决生计，他租了个洋车（黄包车）做车夫。冯毅之后来回忆说：“拉车的生活使得我了解到，车夫的思想感情和爱好，不但与富有的资产阶级不同，与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不同。他们没有奢望、没有幻想、只求温饱。他们对于豪华的游乐场、影院戏院是不敢想的。喜爱的是有五花八门杂艺的天桥和街头巷尾的小饭摊。到天桥去化不了几个钱就可以看到云里飞的滑稽表演、大金牙的洋片和粗俗逗趣的相声，以及杂耍、武术、高跷等各种各样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愉快的民间艺术节目。街头巷尾的饭摊价钱便宜，小米粥玉米窝窝十分香甜。有时买卖好，多挣了几个钱，买上二两酒、一毛钱的猪头肉、喝上两盅，再吃顿白面馒头，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了。 我爱好文学，曾写了《洋车夫日记》，一直保存到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在战斗中全丢失了）。”［冯毅山现为山东省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１９９９年出版《风雨沧桑一百年》文集］
（三）王尧山
１９２６年，１６岁的王尧山（生于１９１０年７月１０日）从江苏省溧阳县到上海学生意（当学徒），每月发１块银圆。后来，他在浦东电气公司谋得一份工作，每月收入２０多圆。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左联一般青年成员大多是这样的城市贫民。
王尧山在６０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入党后，大部分工资交了党费。”（《新民晚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第２３版）
关于党费问题，值得研讨、考证。据老党员杨纤如同志说：“平常连缴党费都感到困难，象工人，每月缴三五个铜板，略表组织观点而已，再多就会影响吃饭。学生稍好一些，也不过每月缴一两只银角的党费。只有成名的左翼作家和有社会职业的同志，才能缴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