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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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王尧山公开的职业在浦东，而党的秘密工作基本上是在浦西，据他说，他常常是在浦西干到很晚；由于这样来回很费时间，他就在浦西租了一间房。他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因为大部分钱要交党费，租房间就挑最便宜的亭子间和阁楼。也因为形势非常险恶，住的地方常常要换。只要联系的人中有一个被捕了，就必须马上换地方。”
３０年代在上海市浦西租用亭子间房费大约１０圆，每月个人伙食费也需要１０圆左右。
王尧山２５岁左右曾经担任左联中共党团成员、组织部长，［注：据冯雪峰回忆说，“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间，左联的人事变动，我完全不清楚。在我脑中留下的一点印象是：好象胡风在这两年中做过左联的宣传部长，路丁（王尧山）做过组织部长］。他的住址在今江宁路新闸路之间，一个大弄堂里的三层阁楼上。据他说：“１９３６年３月鲁迅就在这个小阁楼上与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会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此说待考。
１９３６年４月下旬，冯雪峰由张闻天、周恩来派遣由延安秘密抵达上海，先会见了鲁迅，后与王尧山接上关系。这年１０月，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成立，主任潘汉年、副主任冯雪峰。１９３６年底，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命王尧山为书记，沙文汉和林枫为委员。［王尧山现为离休老干部，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4）
田汉的经济生活
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原名田寿昌，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花果园一个农家，家境贫寒。１９１２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免收学费；校长徐特立用自己的薪金替他买蚊帐，并且给他一个“购书折子”让他买书。
田汉幼年丧父。母亲把一床印花布被单和一件毛蓝布衫送进当铺换３块钱，又借债１０银圆，在长沙北门外开个小茶店，养家糊口。
１９１６年田汉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正好三舅父易梅园被任命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他带着田汉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当时留学生公费每月３６银圆，后来增加到４０多银圆。１９１９年暑假田汉回老家，携表妹易漱瑜同赴东京留学，一年后结婚。１９２０年１２月易梅园先生在长沙被军阀杀害。此后田汉夫妇断了外援，只能靠自己奋斗。
１９２２年９月，田汉留学日本６年后学成归国。夫妇从日本回到上海。田汉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月薪１００银圆；同时给书局职员上日语课程，业余写作、翻译。每月收入大约２００多银圆。在哈同路民厚北里４０９号楼房安家，月租金约３０银圆。他从长沙把母亲、岳母、弟弟、小姨等接来同住。由此田汉的家成为许多文学青年的茶室、饭铺、招待所，成为２０－３０年代艺术家的摇篮。有这样的特殊情况，每月开支２００银圆以上，经常入不敷出，差额依靠田汉的稿费、版税补足。
１９２４年初，田汉和易漱瑜自费创办《南国半月刊》，这是中国戏剧史上长达８年的“南国艺术运动”的开端。１９２５年又办《南国特刊》。１９２６年４月成立“南国电影剧社”，以不到３００银圆的资金，自编自导影片《到民间去》，终因经费不足而失败。
１９２７年秋，田汉被聘为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戏剧科主任为欧阳予倩、美术科主任为徐悲鸿）。共招收学生４００多名，每人学费及伙食费２０银圆，共得８千多银圆。然而原有负责人贪污公款被驱逐。学生们选举田汉为校长。学校房租等费用每月４００多银圆，拖欠３个月。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田汉组织了“鱼龙会”，开创了“小剧场”运动。门票每张１银圆，总共收入１２５０银圆，维持了学校。接着，在上海艺术大学的基础上，田汉又自办“南国艺术学院”，组织５０名学生到杭州旅行公演５天，开拓了杭州的话剧运动，并补充了经费。
１９２８年《中央日报》聘请田汉担任副刊《摩登》主编，每月编辑费３００银圆，这成为南国艺术学院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后因《摩登》发表了揭露蒋介石宋美龄政治婚姻内幕的讽刺小说，田汉即被解职，南国艺术学院断了财源，被迫停办。接着两年内，田汉组织“南国社”先后几次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等地公演，推进了革命戏剧运动。公演的门票为６角－１银圆，经常爆满，以此收入作为“南国社”的经费。同时出版《南国月刊》。无论办刊物、办剧团、办学校，田汉都坚持了在野的民间性质：不依靠官（政府），也不依靠商（财阀），从而保持了独立精神。
从１９３１年起，田汉以“陈瑜”为化名创作了《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等４部电影剧本；１９３３年７月田汉和阳翰笙担任艺华影业公司总顾问，月薪２００银圆左右；又拍摄了《民族生存》《肉搏》《烈焰》等３部影片，和几百首歌词，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电影插曲。
１９３５年春田汉被捕入狱，夏天在南京由徐悲鸿宗白华等保释出狱。此后一年多，田汉又在《新民报》发表剧本、评论、诗歌、散文４０万字，共得稿酬１２００银圆，以维持生活。
但他不甘寂寞，在阳翰笙等同志协助下，发起成立“中国舞台协会”，组织了几轮大规模公演。为筹集1000银圆演剧经费，田汉曾向徐悲鸿借款600银圆。前两轮公演亏本，国民党中宣部表示愿意提供赞助，被田汉谢绝。他表示：“舞台上亏了本，自己从舞台上赚回来。”并将某官吏以个人名义赠送的300银圆全部送回。第三轮公演《复活》大受欢迎，连演１２场，场场客满，果然有了赢余。
１９３６年田汉在南京主持话剧《复活》公演，当时报刊上介绍如下——
“售票的迅速与经济方面的收入，也是开记录的。《复活》第一次演三天，共十二场。大概一圆的对号票，在临时是不能买得的。六角和三角的门票，开幕前早经客满。许多人冒着雨来，又懊丧着回去。有些人还要求买票立看。前后十二场情形都相同。支出是四千一百圆，收入是五千八百圆，计得一千七百圆。虽说有这么多赢余，然而还是穷，穷得帐目到如今都不能结算。”
这就是说，当时话剧演出的门票，通常分为大洋一圆（合今人民币30元）、六角（合今人民币18元）、三角（合今人民币9元）三个档次。每场售票约500圆（合今人民币1万5千元），座位大约一千个。《复活》公演十二场，赢余大洋1700圆，（合今人民币5万1千元）。
［附记］关于１９３６年《复活》在南京公演的盛况，有人写为“田汉在四十年代报刊上”（见李辉著《田汉——狂飙中落叶翻飞》第３页），这是错误的。４０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上百、上千倍。且４０年代抗战期间南京早已沦陷。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田汉和阳翰笙离开南京。1938年抗战政府的军委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戏剧处处长，月薪法币300圆。
田汉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他自己从来不曾提起，也不屑计算。夏衍回忆说：“不管他写书、演戏、办杂志、搞剧团，甚至于请客吃饭，在他心目中从来不考虑到钱的问题。有了钱，比如一本书出版了，拿到一点版税，就大伙儿用；用完了，没钱了，就大家掏腰包，买大饼油条过日子。有人说他们是法国的波希米亚式的文人，有人说他们是原始共产主义者。”（夏衍《悼念田汉同志》）阳翰笙回忆说：“田汉精通日文，每天只要花上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翻译，就可以从中华书局获得优厚的稿费，生活得好一些；可是宁可身上一文不名，跟大家一起睡地铺，吃大锅饭，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进步戏剧运动。”（阳翰笙《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郑亦秋回忆说：“每天他都是东奔西跑，搞联络、组织演出、排戏、写诗、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虽然那时他很有名气，写写文章就能得到许多稿酬，如果细心也可以积攒下不少钱来。可是，他天生的仗义疏财，口袋里经常是空空的。一旦他有了钱，不是倾囊帮助他人，就是交给演剧队充实大家的伙食。有时，为了给大家开伙食吃饭他甚至去典当。”（郑亦秋：《我的良师益友》）
夏衍的经济生活
夏衍原名沈端先（端轩），1900年10月生于浙江杭州，１９１４年他１４岁，到染坊店当学徒；期满以后，每个月可以有２块银圆的工资。１９１６年他进了中学，伙食费、书籍费、学杂费一共不到５圆。不久转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５年制）１９２０年沈端先从工业学校毕业，由学校保送到日本报考官费留学。先发预备费２００银圆（当时汇率中国１银圆＝１·２日元），到日本的交通费轮船３等舱、火车３等座，一共只要几十圆。
２０年代初，留日学生每月官费６０银圆，折合７５日圆左右。日本生活费用，在东京的小饭馆里，一碗汤面５钱（合中国４分银圆），一份牛肉盖交饭１０钱（合中国8分银圆），所以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比较宽余，每月除了衣食住行以外，还可以买些书籍用品等等。中国公派留日学生每３年发一次旅游费，大约８０－１００银圆。１９２０年前后，日本出版界“圆本”流行，这是一种文史哲丛书，每月出版一本，每本定价一日圆。当时沈端先每月节省一日圆订购了一整套世界戏剧名著。
夏衍从东京学成归国后，１９２８－１９３４年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日文翻译者，主要依靠译书为生。译文稿费每千字２圆，他每天一清早起来就译书，坚持翻译２千字，每月译稿费１２０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４千元左右。这是一笔可观的固定收入。
１９２９－３０年间创立上海艺术剧社，第一次募捐经费大约２００多圆，其中陶晶孙捐款４０圆，沈端先翻译了一部日本小说，由潘汉年经手去换了２０圆稿费，郑伯奇、潘汉年各自捐款２０－３０圆，其他人也捐献了一些。１９２９年冬，上海艺术剧社排完了戏，到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的“白宫”小饭馆去吃饭，一客“２毛小洋”即２角钱。
１９３２年淞沪战争结束之后，夏衍从闸北区唐山路搬家到法国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弄堂房子２层楼一开间半，他回忆说：“顶费不算贵，２５０圆”（全年租金，约合今人民币８千元）。
１９３２年夏，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由洪深介绍，聘请郑伯奇（化名席耐芳）、钱杏邨（化名张凤梧）、沈端先（笔名黄子布）担任“编剧顾问”，每月每人致车马费５０圆；不久。艺华影片公司编剧委员会田汉、阳翰笙又聘请夏衍和周扬等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车马费３０圆。加上每天译书的稿费，每年出书有上百圆法币的版税，编写电影剧本还另有酬劳。这样夏衍每月至少收入２００圆，合今人民币７千元以上。
１９３４年深秋（１０月下旬或１１月初）阳翰笙、周起应（周扬）、沈端先（夏衍）、田汉在内山书店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１００圆的支票，交给周扬。（据《懒寻旧梦录》）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４日发刊《救亡日报》，由国共两党各出资５００圆做为开办经费。１８３７年１２月中，夏衍结算了１００多圆的版税。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偷走６０圆（当时大米７圆一担１００斤）这可不是小数。
总之，夏衍自己认为他在左联作家里面算是比较宽裕的。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5）
阳翰笙的经济生活
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７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月初八日）生于四川省高县。１９２８年做中共地下工作时化名为“华汉”，１９３３年开始用笔名阳翰笙。
１９２３年春，２１岁的欧阳本义决定到北京上大学，得到父母的支持，卖掉家里积存５年的生丝（一年的可卖３０圆大洋）和其他财物，又得到亲友的资助，凑足２５０圆作为川资和学费。９月抵达北京。
１９２４年夏天到上海，插班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名改为欧阳继修。……后到广州黄埔军校，并投入北伐战争。１９２７年参加八一起义。
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由郭沫若建议、周恩来批准参加创造社的地下党领导。以后陆续发表文论与小说，主要以稿酬为生。这一时期的稿费收入估计为每月１００－２００圆。
１９２８年以华汉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４篇、中篇小说１篇、文章８篇；１９２９年发表小说６篇；１９３０年发表小说７篇；等等。１９３０年出版长篇小说《地泉》，１９３１年出版中篇小说《大学生日记》，１９３２年出版中篇小说《义勇军》，稿酬可观。
１９３３年９月跟田汉一起加入艺华电影公司，主持编剧委员会。薪金待考。阳翰笙曾特约黄子布（夏衍）、周起应（周扬）等人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各致车马费３０圆。所以，阳翰笙的月薪估计为１００－２００圆。他编写了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赛金花》、《生之哀歌》、《逃亡》等。这一段时期收入颇丰，每月共约２００圆以上。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９日被捕，１０月由柳亚子、蔡元培等营救保释出狱。随即开始用笔名为南京的民营报纸《新民报》写杂文、剧评等。１２月１日受《新民报》约请协助该报副刊《新园地》的编审工作，每周去报社两次，酬金每月６０圆。此后一年多内，在《新园地》发表文稿一百多篇，以稿酬和编辑费（每月共１００－２００圆）作为生活来源。
胡风的经济生活
胡风原名张光莹（光人），１９０２年１１月生于湖北蕲春县。
１９２７年张光人担任江西省党务学校编辑员，月薪６０圆。这是在他的工薪收入中，目前可以确切查证的第一个数据。
１９３１年张光人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获得了半额公费（庚款补助金）每月４５日圆。
１９３２年张光人回国后，到上海被选为“左联”的宣传部长。这时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担任了《时事类编》的日文翻译员，不用上班。薪金比全日工作者少一半，月薪１００圆。他住进法租界金神父路一处西式公寓房，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书桌、和一个五斗柜。房租每月２０圆。早餐包给房主每月５圆；午餐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搭伙，每月１０圆。为过冬做了一件深灰色毛哔叽的驼绒长袍，化了１０圆；这件长袍他穿了４年直到抗战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