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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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摩登舒适，使你完全忘了这是老北大。每一层有一间盥洗室，冷热水管，应有尽有；大小便抽水设备不必说，还分成了坐桶和蹲坑两式，于是“南北咸宜”。光线明亮空气清洁，一切卫生条件都具备了。够资格享这福的是四年级毕业班。　　　　
　　　　中国的“拉丁区”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30年代北平文化人（6）

　　　　法国巴黎有一个著名的“拉丁区”，是那些“物质贫困、精神富足”的大学生们聚居之处。北京沙滩附近号称为“中国的拉丁区”，这一带有许多小公寓，住着一些不知名的学人，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或旁听生。这些小公寓通常是个不太大的四合院，院子里种上点鸡冠花或者牵牛花之类，甚至有口金鱼缸，但多半是并不十分幽美的。正房厢房都分隔成几个小间，里面一付铺板，一张小书桌，两把凳子，洗脸架，还有个小书架。地上铺着大小不一的砖，墙上深一块淡一块，裱糊着发黄的白纸，衬着那单薄、褪色的木器，在十六支灯光下倒也调和。公寓的钟通常比学校的快半点，这样，老板娘夜间好早点关电门。这里物质环境保存着京师大学堂的原状：不干净的毛房，雨季从墙里面往外渗的霉气，每天早晨你得拉开嗓门喊“茶房！打水！”但是先后有过几万人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住到这世纪的公寓里，恋恋的住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四年，直到迫不得已，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著名的三老胡同就是沙滩附近的东老，中老，西老三条小胡同，布满了公寓在20—30年代，如果你第一次到北京，冬天的半夜里出了前门火车站，坐着辆洋车在漆黑中摸索到一位朋友住的公寓里，轻轻的推开门，小小的房，小小的煤炉已经只剩下一点烬火，万籁俱寂，一枝短短的洋烛，伴着那位朋友伏案疾书。这幅图画给你留下一个永世不磨的印象。　　　　
　　　　多少无名学者在这里埋头苦学。当时这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场所，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差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茶水、电灯、用人、一切在内。吃饭，除附近的便宜小饭馆外还有最便宜者，几分钱就可以吃饱。不远处就是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包，欢迎你进去。如果你高兴遛达一下崇祯殉国的煤山，宣统出宫的神武门，供玉佛的团城，和积翠堆云的金鳌玉带桥，你可以走进那钉着九九八十一个金黄钉子的朱红大门，踱过那雕龙舞爪的玉石华表，以一位主人翁的姿态进入金碧辉煌的北平图书馆。　　　　
　　　　而最痛快的是求师。北大的学术之门向贫寒的知识青年开放。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更不会市侩也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最妙的是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决不盘查你的来历。你不但可以听，而且听完了，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提出论文来请它指正，他一定很实在的带回去，很虚心的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到第二堂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到你揄扬。这种学生是北大极欢迎的。虽然给了个大好听的名称：“偷听生”。　　　　
　　　　就这样，形成了“拉丁区，最可贵的“区风”——浓厚而不计功利的学术风气。　　　　
　　　　３０年代北平一般生活费用　　　　
　　　　据民俗专家金受申先生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所写的《北京通》连载文章称：“牡丹每朵花价在十银圆上下，一盆三朵，便是寒家一月生活之费。”（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第１０页）。可见，当时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３０银圆左右（合现在人民币一千元左右）。　　　　
　　　　北平的知识阶层一般比较富裕，四五口之家每月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娱乐应酬等）平均都在百银圆以上。　　　　
　　　　全国各地到北平求学者，几年后得到一个大学毕业的资格，生活是不犯愁的。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在北平谋生有一定的困难，但往往能获得前辈学者教授的资助，因为他们富余的钱比较多，支援十来块钱，就能解决大问题。　　　　
　　　　据张中行说：１９３５年８月中旬他初到天津，在东北角（官银号）饭铺用餐，一菜一汤，主食是花卷，菜是清炒虾仁，七寸盘满满的，味道很好，价１角６分。他和何其芳都在南开中学教师食堂包饭，质量不错，还可以点菜，每盘菜价１角或１角２分。　　　　
　　　　杨沫回忆：１９３５年她２１岁时，和丈夫马健民住在北平一个小四合院里，一间东屋分成里外两部分。　　马健民在《世界日报》社当一名小职员校对，月薪２０多元。每月房租６银圆，菜金８银圆左右，有时花１角钱买点儿猪肉（１银圆可买７－８斤五花肉）炒菜吃上两顿。她这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生孩子以后，没有工作。全靠马一人收入维持大小三口简朴的生活，手头比较紧。她有时写几篇文章换取稿费，但是发表的不多。　　　　
　　　　３０年代北平娱乐场的票价　　　　
　　　　３０年代北平最盛行的娱乐享受是“听戏”（欣赏京剧）。大致说来，名角如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票价是每张１银圆左右，当时最红的武生杨小楼，票价１圆２角。（北平戏园子和戏院的票价还分几个档次，参看下文。）　　　　
　　　　文明茶园，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路北，煤市街南口外。票价：戏场散座每人铜子儿１６枚（合４分钱，１分＝４枚铜子），茶水钱４枚（合１分钱）。池子内都是圆桌，每桌１银圆可坐６人，每人约１角６分钱；茶水和椅垫钱铜子２４枚（合６分），即每人４枚，约１分。以上说的是楼下男座。楼座正楼、东西楼大包厢是头等，每间４银圆，茶水椅垫４０枚（合１角钱）。二等包厢（靠北边小包厢）每间３银圆，茶水椅垫４０枚。正楼包厢后是正桌，可坐６人，每人３０枚（合７分钱），茶水椅垫钱２４枚，每人６分钱；东西楼包厢后是散座，每人铜子儿３０枚（合７分钱），茶水椅垫钱４枚，合１分钱。　　　　
　　　　也就是说：连戏票带茶钱，最便宜的楼下散座每人５分，正桌每人１角７分，楼上散座每人９分；比较贵的楼上包厢，每人６角到１圆左右。（当时国币１圆＝今人民币３０元。）　　　　
　　　　天桥大棚　　　　
　　　　北京城前门大街南面就是天桥。清代以来，有许多贫苦艺人集中在此卖艺，五方杂处，戏园子、杂耍场、书茶馆、落子馆等约２００多处。这是社会底层的娱乐场所。　　　　
　　　　３０年代天桥兴建的演艺场有天乐园、小桃园、万盛轩、丹桂茶园、小小戏院等。一般用方木搭架，篱笆抹灰为墙，顶上覆盖瓦楞铁或铅铁板，仍然是棚式结构。可容纳三五百人。棚内一端堆土成戏台，观众席设茶桌长凳，供应茶水、小食品、手巾把，与大戏园子类似。门口设五彩牌楼，进门收钱，开场时铜子６０枚（合１角５分），中轴减为４０枚（合１角），到大轴时只收２０枚（合５分）。设备简陋，收费低廉，演出辛苦。然而天桥娱乐场出了不少名角大腕、天才艺术家，如荀慧生（白牡丹）、新凤霞、侯宝林、雪艳琴、月明珠、李桂云等。　　　　
　　　　哈尔飞大戏院　　　　
　　　　位于北平西单刑部街的哈尔飞大戏院，于１９３０年９月开始营业。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２－２５日，黎锦晖率领上海市明月歌舞剧社来北平首演于哈尔飞大戏院。每场票价３角、４角５分、７角，包厢３银圆、４银圆（每人１银圆）。这是儿童歌舞剧目在北平舞台上首次展现。　　　　
　　　　１９３８年１月６－２２日，哈尔飞大戏院举办１７天曲艺杂耍大会，票价１角５分、２角５分。由于上座率很高，２２日以后继续上演。３月又举办一台曲艺杂耍大会，票价１角５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30年代北平文化人（7）

　　　　北平电影票价　　　　
　　　　３０年代北平的著名电影院有开明、新明、真光等。　　　　
　　　　开明（吉祥）电影院是一座大众化的电影剧场。从１９２１年２月初北京《晨报》登载的广告可见，东安市场开明电影院（即吉祥剧场，设在吉祥茶园内，白天演戏，每晚放映影片两场），第一场７－９点，第二场９点半－１１点半。票价：正面包厢七座４银圆，五座３银圆，两座１圆２角，合每位６角；侧面包厢每位５角，眷属同座；正厅座每位铜子６０枚（合２角），普通座每位铜子３０枚（合１角）。１９３１年《世界日报》刊登的“吉祥影戏院”广告，票价差不多。　　　　
　　　　新明戏院故址在前门外香厂路，可容纳观众一千二百人。1927年６月，新明戏院改为电影院，全新设备，专门放映电影（默片，有中文字幕），每天两场，夜场加奏西洋音乐。日场下午３点30分，夜场８点30分开演。票价：楼上包厢每位大洋１圆，楼上散座５角；楼下前排４角，楼下后排６角。日场优待学生一律收国币（不用收银圆），以制服徽章为凭。　　　　
　　　　坐落在东安门大街中段路南的真光电影院（原址即今中国儿童剧场），当时是座具有先进设备的电影院，可称为“豪华型”娱乐场。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开张，可容纳８百观众（一楼５百，二楼３百）。票价比较贵，是北平电影院里面最高的。分三个档次：一等价是专利特轮名片，即独家放映的世界获奖影片（如《自由魂》及《乱世佳人》等）票价６角－１圆５角；二等价是多家放映的头轮片，５角－１圆；三等价是复映片，４角－８角。　　　　　
　　　　附：真光电影院职工的月薪　　　　
　　　　电影放映员月薪１５－３０圆。讲画师（默片放映时担任内容讲解的）月薪３５圆。勤杂工月薪最低１０圆。一般职员月薪３０圆以上。（那时一袋面粉价２圆）　　　　
　　　　另有在大光明电影院卖说明书的小孩子，每份说明书２分钱，提成十分之一，每天能挣上２、３角钱。肚子饿了就到西单饭摊子上花一角钱吃上一顿。　　　　
　　　　国剧（京剧）票价　　　　
　　　　２０－３０年代，北平公演京剧（当时称国剧、大戏、平剧）的高档场所是：第一舞台、开明大戏院、真光大戏院等。　　　　
　　　　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东的“开明大戏院”，是中日合资的西式建筑，可容纳观众８百人；影戏合营。观众席为新式单座折叠椅，二楼设包厢。票价：楼上散座１圆５角，包厢４座８圆（每人２圆）；楼下前十四排每位１圆２角，后十排每位８角（根据《晨报》刊登的开明大戏院广告）。　　　　
　　　　“第一舞台”位于北平西珠市口大街中段（柳树井），观众席有３层，共容纳二千六百人。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介绍：“这里的一切建筑、灯光，完全模仿上海三马路大舞台的形式。……在民国初年的北京，这应该算是首屈一指最新式的一个戏馆子了。”　　　　
　　　　第一舞台是上演义务戏募捐济贫、赈灾次数最多的一个剧场。例如，在1930年11月17－19日，梨园公会在第一舞台为辽宁、陕西、北平水灾举办３场筹款赈灾义务戏。出场的有梅兰芳、萧长华、杨小楼、尚小云等名角大反串。由于是募捐，票价比平时高出好几倍：特级包厢６０圆，一级六座包厢３０圆，一级四座包厢２０圆，二级包厢２４圆，三级包厢１６圆，正厅４圆，中厅３圆，旁厅２圆，木炕２圆，后背１圆，三楼一律１圆。　　　　
　　　　1931年初第一舞台一场义务戏的收支情况是：票款收入2537圆，世界红十字会捐款一千圆，上海大舞台经理黄金荣捐款一千圆（由梅兰芳返北平时携回），梅兰芳捐款1330圆，共收5867圆。散发给艺人、职工困难户917人，每人４圆；伶界孤寡120份，每份５圆。余下1599圆作为梨园公会经费。　　　　
　　　　西餐的价格　　　　
　　　　1938年春，长安大戏院的２楼和３楼改建为“长安大餐厅”。按照西洋餐厅的标准装修布置，供应西式大菜和套餐，可同时接待上百人。根据现在可以找到的菜单，价格如下：　　　　
　　　　一汤一菜、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５角；　　　　
　　　　一汤二菜、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７角５分；　　　　
　　　　一汤三菜、小吃、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１圆；　　　　
　　　　一汤三菜、小吃、水果、点心、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１圆２角；　　　　
　　　　此外，长安冰棍机房（进口现代化设备）日产冰棍８千支，每支售价３分钱。　　　　
　　　　酒菜价钱　　　　
　　　　３０年代北平通行的酒主要两大类：（一）烧酒，就是白干，又称“高梁烧”，是老百姓都欢迎的传统酒类；（二）黄酒，主要是南方传来的绍兴黄酒，饮用者大多是中上层文人。　　　　
　　　　北平零卖白干烧酒的平民化酒店称为“大酒缸”，经营者多半是山西人。著名的如大栅栏口同丰号，零卖碗酒，以茶碗盛酒，每碗仅２０枚铜子（合不到５分钱），酒味之醇厚，堪称第一。下酒菜有多种多样，每大碟３枚铜子（不到１分钱）；热菜最贵的有定制“苏造白鱼”，每尾６角。此外食品还有“清水饺子”２０个一角钱，俗称“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山西馆子拿手的“刀削面”和“拨鱼儿”加肉汤，２－３分钱一大碗。　　　　
　　　　黄酒馆子主要卖绍兴黄酒，分为女贞陈绍（竹叶青等）和花雕（据知堂老人周作人考证：绍兴当地并无花雕之名），以年代定价值的高下，最远的据说有６０年陈绍。价钱最便宜的２角８分一斤，最贵的４－５圆一斤。但在饭庄菜馆喝黄酒却没有准谱儿了，以字号大小定价，普通的要４角一斤，也就是酒店里卖２角８分的那一种。除了绍兴黄酒以外还有山东黄酒，每斤２角或２角４分钱；酒味淡薄，和山西特产的汾酒，同为“大酒缸”的附属品。再便宜的有号称“玉泉佳酿”的北京黄酒，以护国寺西口“柳泉居”和崇文门外“仙路居”最有名，酒价每斤１角７分。　　　　
　　　　有以麻雀做下酒菜的，１９３７年一圆钱可买麻雀１００只。一圆钱可在东华门大街金华楼吃春饼，带一大“什锦盒子”的熟肉菜。一圆钱可在正阳楼吃两只上等的“高梁红”肥大螃蟹，伺候十分周到。一圆钱还可到“烤肉宛”或“烤肉季”、“烤肉王”饱尝烤肉，其实只要几角钱就足够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1）

　　　　（十）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　　　　
　　　　1939年６月《鲁迅风》杂志有一个简单报道：上海的作家按照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４个等级。现按照这样的划分描述如下——　　　　
　　　　四类作家的收入标准　　　　
　　　　（１）著名的头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颇丰；除稿酬、编辑费以外还有出书及增印的版税，以及其他来源，每月收入可达４百圆（合今人民币1万2千元）甚至更多，一般住在租界的新式里弄（如大陆新村）房租每月至少６０圆甚至上百圆；饮食丰盛，经常请客聚餐或家宴；每周都可娱乐观剧等；出门乘坐出租汽车，如鲁迅（除稿酬外，１９２７年末－１９３１年还由蔡元培举荐兼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加３百圆）、郁达夫、田汉、巴金（除稿酬外还加文学丛书编辑费每月２百圆）、茅盾等。　　　　
　　　　（２）二等作家已经成名，稿酬为千字３－５圆左右，可住３间房，每月房租２０多圆，生活费至少１６０圆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