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时代-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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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上庐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当时“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们要全面抗战了。委员长蒋公召集全国大学教授，在庐山开会。此会本来是由委员长亲自主持，因为军事吃紧，就派汪兆铭为代表。此际，政校教授应聘上山者，除我外，尚有数人，我们均住在旅馆之内，山上风景甚佳，路旁植有许多花草，至为美丽。会议是讨论对日政策，此非熟悉日本军备、列强态度、中国地理等各种情形，不能发表高明的意见。各教授对这问题大约是门外汉，他们讲演无非是慷慨悲歌之辞，虽然博得全场鼓掌，事实上没有内容。中国各种会议属于此种形式者甚多。会议预定三天（？），而时局紧张，北平各教授均欲回平，所以两天就见结束，我又同政校教授回到南京。
第三次是抗战初期政校迁到庐山传习学舍上课之时，我也同薛伯康先生，由常德，渡洞庭湖，到汉口，至九江，而上庐山，我的家眷则留在常德胡善恒先生家里。在庐山时，我们仍坚守自己岗位，上课、下课，似忘记了战争之事。此时我与教育系主任汪典存君同住一室，他是苏州人，他说的国语最初我只听得三成，渐渐进步到五六成，五六成之后，就不进步，半懂半不懂。我的国语，想汪君也是半懂半不懂。时同事家眷搬到庐山者甚多，他们均劝我将家眷接来。我定下房子之后，打长途电话给我内子，叫她带两儿一女及厨子老嬷同来。他们到了九江之时，我同薛伯康君下山往接。此时庐山天气已经冷了。下午，我常同妻子游览风景，黄龙潭及乌龙潭是我们常到之处。我们有时登到高峰，看见山下日本飞机顺长江而飞。我们在上，敌机在下，小儿常拾起石头，向敌机扔去，那里扔得着呢。不久，庐山下雪了，早晨起来，看树叶都变成银花，别有一番风景，不是抗战，谁会在冬天上庐山赏雪。
我家眷上山之后，不及一月，敌军已沿京沪铁路，向南京进攻。我记得政府任命唐生智坚守南京，唐生智最初是宣布以死报国，那知不及数天，唐生智并不死守，敌军似不甚费力地攻下南京。南京失守，政校又决定再迁。迁到那里？教员意见与总务主任吴挹峰之意见完全相反。吴先生要迁往昆明，教员只肯先迁湖南。一夜，教育长陈立夫先生上山来了，他与诸教员交换意见。在未交换以前，王凤喈、寿勉成两君与我商量，谓讨论时我们应极力反对迁往昆明。那知开会之时，寿勉成默不作声，只唯我与凤喈兄与吴挹峰君辩论。最后立夫先生说：“中国人做事都采取中庸之道，现在我们先至长沙，到长沙后，看情况如何，再决定迁到那里。”经此次会议，我看破了寿勉成之为人。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3节 由南京到常德
话要倒回来一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回到南京，战事急转直下，变成全面抗战。老实说，这是我预料不到的。大约是八月吧，日机来炸南京，我家玻璃窗均贴以棉纸，盖恐玻璃粉碎，伤及人身。吴挹峰君告我，战事必定扩大，你的家眷须离开南京。搬到那里呢？上海战事甚见激烈，我们不能乘船回闽。我虽然摒挡行李，解散本地工人，即拉车的小周及收拾楼上房间的王嬷，每人多发三个月薪水，令他们赶快回乡，只留住福州带来的林厨子及看顾小孩的陈老嬷，因为他们也无法回闽之故。逃避战祸已经决定了，而目的地尚不知何处。此时胡善恒君来访了，他也是政大教授，与我感情甚好，他劝我避到常德，住在他的家里。决定之后，即托人买了船票，先赴汉口。上船之时，码头上人山人海，幸有堂弟师炯及车夫小周等共同保护小孩，才得挤上轮船。师炯自己愿意暂留南京看家，车夫小周亦愿意代他煮饭。那天晚上听到船中广播，谓敌机在南京投下毒弹，我同内子极不安心，不知炯弟如何，拉车的小周如何，王嬷是六合的人，想已回去。此时船上忽然来了薛伯康先生，他带一位年轻的男用人，薛君人极好，胆极小，他对我说：“本拟赴九江，但今日九江被炸了，不知要到那里。”我即劝他同赴常德，他立即应允。在我，避难之时，多一人就是多一人看顾小孩；在薛君，前途茫茫，举地无亲，亦只有随我同行。当轮船将到汉口之时，船上发出警报，时已薄暮，我急急召集诸儿以及用人同在一舱，意谓轮船被炸，不如全部死光，不要只留小孩，而用人又是福州人，语言不通，留得他们，亦甚可怜。俄而薛君及其用人也走入吾舱。我看敌机投下炸弹，黑黑的一颗一颗，投下三四次。轮船轰然一声，隔舱的妇女哭了。我们以为船已中弹，那知不是那会事，隔舱妇女因惧而哭，椅子倒了，故轰然作声，轮船并未中弹。薛君要知道时间，开了手电筒，看看手表，窗前警察大喝一声，薛君急将手电筒关闭。黑夜之中，纵是星星之火，远远的也可以看见，警察为全船安全，当然有禁止的权力。
约在晚间八九时，轮船到了汉口，由“接水”送到客栈，客栈何名，我已忘记了。汉口天气比南京更热，而臭虫又多，真是欲睡不得。而小女公昭时方三岁，又发烧了，侥幸薛君用人对于汉口情况颇见熟悉，由他介绍一位西医诊视。第三天热度尚未退干，我们又坐洞庭湖的船开往常德。
既到常德之后，先住在客栈之内，第二早往访胡善恒君之长兄，渠已收到善恒来信，谓已收拾三间空房，供给我们住宿。我又告他，尚有一位朋友，也是政大教授，可否亦搬入贵宅。他满口答应。我们迁入胡家之后，建议出点租钱，这是一种禁忌。依吾乡习惯，客人来住家里，不许夫妻同房，谓可破坏房东风水，租钱不拘多少，纵是象征性的一块钱，也可以，推己及人，所以我们必定要出租金，伙食自备，薛君主仆则在吾家吃饭。
过了数天，胡君长兄（他住在第二进）请我们吃饭，请帖上写明下午二时，我们都不敢吃午饭。到了二时，看主人尚无动静，心中怪极，以为请帖上写错了，等到下午七时，主人才派人来请，原来常德有此习惯，写明下午二时，未必就是二时，而是晚餐。
常德物价甚廉，买了数元木柴，可以用到一年。牛肉亦佳，洞庭湖产鱼，鱼价亦甚便宜。我住在常德约有一个月之久，接到政校通知，谓在庐山复课，我又同薛君及其用人渡洞庭湖，坐长江轮船，至九江，而上庐山。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4节 由常德到芷江
我们住在常德约有一月之久，学校当局决定迁往芷江上课。芷江在湖南西部，由常德到芷江，平时常有土匪，胡家虽是湖南人，亦觉得危险。刘振东兄先到芷江，我同汤吉禾一家共雇一辆公共汽车，带些必需物品，将两大皮箱寄在胡善恒兄处，后来长沙大火，常德被炸，我两个皮箱存有许多字画古董也炸光了。
由常德到芷江，须经过桃源、沅陵，学校固然雇了船舶，运送学生及教职员家眷，我与汤吉禾则自己花钱，乘坐汽车。湘西的土匪是很有名的，所以学生均带有长枪，以备万一，夜里停船，且有布哨之举。我听梅仲协先生告我： 一夜，空中发现一个红色气球，大家慌了，以为汉奸所放，那里知道这是湘西人常常玩的气球。
我们乘车的人须日行夜息，车到沅陵之时，风闻前方司机提出要求，改换司机之称呼。过去司机均叫做汽车夫，他们不欲与人力车之车夫为伍，均名为“夫”，后来不知何人想出了司机之名，这就是“司机”名称之来源。我们汽车走近市集，常常看到小宅之外挂有“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招牌，最初不知所谓，后来才知道这是客栈。任何客栈都很小，比之上海、南京相差远了。我们住在沅陵客栈之内，夜里无事，常于客厅中，同其他旅客闲谈，不问识与不识，听到许多湘西神怪之事。杜牧所谓“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至少不能适用于抗战时一般旅客。
客人谈天说地，虽然初次见面，而彼此均是患难人，感情容易和好。有位客人说到祝由科： 祝由科可将人体之病移到粉壁，最好是移到树木，就是病人身上若生疔疮，祝由科念了咒，画了符，烧了银箔，用手撮你疔疮，向树木一扔，疔疮即移到树木，而后再取出药粉，涂在树木之上，你疔疮好了，该树木就见枯槁。
我告诉他们，我五六岁时，福州没有西医，当然更没有牙科医院。小孩患了龋齿，痛呀，痛呀，毫无办法，只有请人来捉牙虫。捉牙虫的人都是走江湖的老妇，她不用机械，只用一个银针，一只筷子。将银针在龋齿处，抽了又抽，抽出血来。龋齿排血，暂时痛亦小止。最奇怪的，她们拔牙，筷子之上常有许多牙虫，大小长短以及形状与米虫相似。我父亲常谓在小小大牙之内，那会拔出这许多虫来，这只是祝由科的把戏。一次，堂弟本炘也患牙痛，亦请捉牙虫的人来医。我在傍边，看她讨了一杯温水，将药粉放在她自己口中，用温水吞下。而开始治疗之后，果然拔出许多牙虫来。筷子有问题么，我把它看了一下，与普通筷子无别。银针有问题么，只是普通银针，不能预先贮藏许多米虫以当牙虫。药粉有问题么，她自己吃了下去，何能将她吞在肚中的药粉变成病人口中的牙虫，而且牙虫是活的、会动的，不是死的、生硬的。我们虽知是假，而假的理由何在，则无人能够说破。
另一位客人接着说道，我看过赶尸之事。这是否他杜撰出来，使客人听了开心，我没有保证的义务。照他说： 某一年，因公务须赴湘西，住在客栈之内，时已薄暮，他看近墙之处，地上有许多白色的圆环，他已经觉得奇怪了。不久，远远地听见锣鸣之声，伙计告诉客人，赶尸来了，不必害怕。锣声由远而近，近至店门之外，就见一位法师，手执马尾做成的拂尘，一步一拂，后面跟着许多人，头上都盖有红布，长及项部，所以我们不见其脸，个个都是两脚合起来跳入店中，法师用拂尘令他们站在墙前圆环之中，面壁而立，最后来的大约也是法师，手执铜锣，此时已经不敲。说此故事的人所住房间刚刚与墙相对，他整夜不能安眠，恐怕死尸变为僵尸。翌日东方才亮，法师又作法起来，还是执拂尘的先走，死尸个个随在后面，打锣的跟在最后。前头之法师，拂尘一拂，死尸即跳进一步，而后面的锣声也敲了一下。我们听此故事，无不大惑不解，并且有人反驳，谓为瞎说。那位客人生气了，且宣誓谓非随便乱说，确实亲眼看见。
我此时又发表一点意见，湘西多山，要把死尸装入棺材，运到故乡，花钱不少，故有赶尸之事。大约病人尚未断气，法师用催眠之法，令其服从法师命令。其所以先行之法师必用拂尘，拂尘一拂，死尸随着前跳一步。大约马尾容易传电。跟着后面之法师所以必须敲锣，也许因为病人因催眠而欲睡，故用锣声，令其不睡不醒，而服从法师的命令。
另有一位客人，接着说道： 你们所谈的都是鬼怪离奇之事，我到过西北，无意中遇到三位武功高强的人。当时已近年关，寒风裂肤，白雪纷飞，客栈内只有几位客人。我住在楼上房间，凭栏下眺，可以看到楼下情况。楼下长方形的大厅，排有六张八仙桌，分为两行。左边最后一桌有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孩在那里吃早餐，右边最前一桌也有一位二十余岁的青年在那里吃早餐。除此两人之外，楼下是冷清清的。我看见小孩，左手拿起豆子，向空中一掷，用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将豆子夹住，放入口中。随掷随夹，随夹随吃。当小孩玩到高兴之时，右边下首忽然飞来了一粒豆子，两豆相碰，都粉碎了。我向右边最前之桌一看，该青年还在吃饭，桌上果然放有一碟豆子。小孩愕然一下，取起豆子，向青年弹去。青年似有准备，张开嘴巴，用门齿咬住弹来的豆子，吐在地上，笑道：“小哥，你武功确实不错，但形迹不可太露。”此时左边最后房间走出一位老人，红颜白发，状至矍铄，似是那位十二三岁小孩的祖父，他拱手向青年说了数句江湖话，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懂。那知右边房间又走出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手执玻璃杯，叫伙计倒点温水，她走至檐前，将温水含在口中，漱漱数下，吐在庭中石上，轰然一声，石板破裂了。此时不但伙计，就是那一老两少也为之愕然。该少女很自然地从衣袋中，取出一块白银放在桌上，对伙计说：“这是赔款，有多无少，你可交与账房。”言讫，又走入室中。我同时看到三位表演奇技之人，心里既佩服，又复害怕，认为此路难行。说到这里，有位客人问他“以后如何”？他说“以后均离开客栈，犹如我们一样，各奔前程去了”。
抗战时期，每到一个客栈，夜里无事，旅客多集合起来闲谈，其中奇怪之事甚多，唯其奇怪，所以听者觉得有趣。我希望读者依“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看我此段所述，不必认以为真，也不必斥为邪说，天下之大，不可思议之事本来甚多。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5节 由芷江到重庆
吾妻病愈之后，休养十余天，我就决定赴重庆。是时住在芷江的只有焦如桥夫妻，焦君是政校第一期毕业生。吾妻病时，得到他夫妻帮忙不少。我打了一封电报给当时政校教育长陈果夫先生，请他派车来接。此时湘西土匪又横行了。一天下午学校所雇的公共汽车来了，前一天汽车被抢，客人死伤者约有五六人，行么，危险，不行么，永久危险，我就决定翌早开走。与我们同车的有焦同学夫妇及警察局局长艾君（此时艾君已辞职不干）。吾妻及焦太太均穿朴素的短衣，装作村妇之状。由芷江到重庆，湘西最后一站似是黄县。时已薄宿，我们只有下车去找客栈，好的客栈叫做什么旅行社，已告客满，我们只有住在旅行社隔壁一个小客栈之内。本想行李不必搬下，但司机谓昨夜旅行社被抢，行李还是放在身边为妥。听了司机之言，同车的人又恐慌了。客栈是平房，窗外就是街道，时时有人窥视，吾妻以为强盗，我告他们，强盗不会来抢小客栈内的旅客，要抢，则抢隔壁大旅社。吾说此语，不过安慰人心而已。小客栈内必有臭虫，臭虫不是择肥而食，而是择血而吮。大率臭虫对我血液最感兴趣。我无法睡在床上，只有伏几而卧，那知椅上、几上均有臭虫。这样，我便看到天明，自然地预防小偷了。天色微明，我们吃了早点之后，坐上汽车，向贵阳出发。
由黄县至贵阳，汽车须越过高山。山上公路都很狭隘，只许两辆汽车一去一来。汽车靠山还好，靠右，则下临深渊，一或不慎，便要滚到山下，粉身碎骨。我们汽车是靠右走的，我一夜未睡，凡车经过危险之处——最危险处叫做吊死崖，即呼呼大睡。而竟未曾看到吊死崖的险状。那知一次汽车转弯时，差一点出事了。侥幸山傍有一大树挡住，不至滚下。司机叫我们下车，他则徐徐地将汽车退走数尺，而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