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时代-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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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次，由校长蒋公亲自主持，问学生有何意见，学生提出许多问题。有一问题，校长问何人所说，学生告以政治部所说。政治部同人均以为校长将次生气。那知校长竟代政治部解释，政治部多系教官，校长尊师重道，由此可以知道。
此际学生言论颇见自由。但不知何故，在一段时期之内，学生竟然发出“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西山会议派是反对共产党的，此时已经清党，何以要打倒西山会议派呢？西山会议派的人，奇怪得很，大率都是单字名，如林森、张继、居正、邹鲁等是。我不知道学生之用意何在，只有告知《革命军日报》主编杨君，少登此种文章，再造成党内纠纷。
暑假过了之后，政治部正副主任，不知何故，有点意见，我告知佛海，凡事不要看得太轻，也不必看得太重。看得太轻，往往误事；看得太重，往往偾事。但两人既有意见，我们遂辞去军校之职，回到上海，而脱离了三皮生活。
第二部分 南京第8节 初到政校教书
我于民国十九年到政校教书。此时第一期大学部学生尚未毕业，第三期学生方才入学。我是接替段锡明君之功课，教第一期学生“西洋政治思想史”，第三期学生“政治学”。在第一期学生之中，上官业佑因为“上”之字划最少，点名簿上是第一名，故我记得。周异斌坐在前排，成绩甚佳，他常常到我宿舍，与我闲谈，故我对他印象甚佳。陈烈甫常有文章在《新生命》上发表，故我也记得他的姓名。第三期人数不多，有两位女生，都是四川人，她们也穿着灰布的军装，走起路来，实在不好看，后来不知何故，此两位女同学均离开政校。在第三期同学之中，萧自诚成绩亦佳，故我记得。徐君佩喜说不平之话，故我也记得。刘能超曾在军校编辑部工作，昔是同事，现在则为师生，故我也记得他的姓名。现在此辈学生年龄都是六十上下了。时间过得真快。
此时政校只有四系，即行政系、法律系、经济系与财政系。行政系专任教授只有我同梅思平两人，马星野尚是助教。思平兼行政系主任。其他教员多系兼任。法律系专任教授最初似只有胡次威一人，翌年阮毅成才来了。财政系专任教授亦寥寥无几。专任教授最多的乃是经济系，系主任为寿勉成，他是研究合作的，他曾来过台湾。我们常与研究合作的教员，开玩笑，谓他们只做到“人人为我”，未曾做过“我为人人”。阅者若看今日台湾各地之信用合作社，可知吾言到了今日还是真理。寿勉成虽为经济系主任，而讲授经济学的则为赵兰坪。后来学生人数增加，行政系经济学由寿勉成担任。今日在台学生例如金克和谈起寿勉成之经济学，还觉头痛。据他说，寿君喜欢把问题分做许多点，有时竟有十数点之多，而这一点与那一点又相差无几，实难记忆。
政校教员都很亲睦，绝无钩心斗角，分党立派之事。案学校的风潮大半由于教授之不能协和，这一教授拉拢了一批学生，另一教授又拉拢了另一批学生，互相攻讦，最后遂变成学校的风潮。政校绝无此种现象。
初到政校时，住在红纸廊教员宿舍，家眷则留在上海。与我同住宿舍的，现在只记得数人，即赵兰坪、陈石孚、王世颖三君，赵陈两君的家眷亦在上海，王君的家眷则在杭州。此外，未结婚的有徐恒寿、胡道远两君，我常常叫错了胡道远为何路通，因为在《包公案》（？）之中，有一何路通之故。宿舍内又有一位国文教授，如果我记忆不错，似是钱文玑，温州人，喜欢给人算命。我们都叫他钱半仙，他也以半仙自居。我们都是三十余岁的人，每晚常常下象棋，下至夜间十一二点方罢。因为各人都不佩服别人，败了再战。一切比赛都出于不认输的心理，认输就失去勇气，何必再下。
宿舍的饭菜是难吃的，我们轮流添菜，而所添的菜亦不过炒鸡蛋之类。当时我的朋友在南京者甚多，或在政府机关服务，或在中央大学教书。每星期天，他们常邀我去作方城之戏，梅思平常常与我同行，他怕我输，因为我输，只有欠他的钱，我也怕他输，因为他输，也必欠我的钱，那知天下事是愈怕愈会发生的，即两人往往俱输。
一天下午，我到他的家里，他取出许多橘子供客，他一颗尚未吃完，我已吃了数颗。他觉得情形严重，即对我说：“往者不算，现在你三个，我也三个。”他把皮子拨开，一枚一枚的取出，挑去橘络，而后放入口中。我以橘络最富维他命，小橘分二次入口，大橘分三次入口。三颗的橘我又吃完了，他一颗尚未吃完。橘吃后，他教我打南京纸牌为戏，南京纸牌似亦分为筒索万三种，由一到九，没有字，只有符号，他把符号写在纸上，按图索骥，这是多么麻烦。我忽然灵机一动，即对他说：“符号必有一定标准，由一到九，五为中心，现在试把它们排列起来看看。”果然，五是中心，右边多一符号，表示为四，左边多一符号，表示为六，余以类推。关键探到了，我们即继续作戏。他一一都会记得，我仍不能记得，我佩服他记性，他佩服我悟性。他是北大学生，未曾出国，而英法两国文字虽然不会说，而对于英法书籍，都能看懂，这便是他记性甚强之故。
他担任行政法一课，开始时，必发讲义，发到七八页，就不发了。我国语不甚高明，只有用讲义以补国语之不足，故我必发讲义，发至最后一节为止。其后，政治学讲义交给世界书局出版，书名为《政治学概论》，累经修改，而成为今日的《政治学》。西洋政治思想史由新生命出版，共分两册。自是而后，教书必有讲义，便成为一种习惯。但我并不是照讲义一字一字地念下去，而是因为有了讲义，内容不至重复，或前后矛盾，所以国语虽然不好，而学生却喜欢听我讲书，这样，便注定了教书匠的运命。
政校学生对于教员之选择甚见严格，教员批评教员，也许出于文人相轻之意；学生批评教员，大率公平。学年之末，学生可向教务处，呈诉那一位教员好，那一位教员坏，不管教员镀金或不镀金，博士或不博士。学生最讨厌的是教员自吹自擂，吹得呱呱叫，擂得响当当，一到讲学，没有一点内容，或条理不清，或自相矛盾，静静地听了一小时，而教员讲的是什么，学生莫明其妙。这种教员受到学生排斥，确有理由。有位学生告我，校内其他人员好不好，与我们学生没有关系，教员好不好，对于我们前途，关系太大。我们对于任何教员都无成见，完全根据事实说话。所以当时政校聘请教员，凡刚回国的，第一次聘约只有半年。这种故事，我想政校老教授，如赵兰坪、陈石孚必会知道。
第二部分 南京第9节 最后搬到汉口路
上乘庵的房屋又小又热，遂由内侄林鼎敦促，搬到汉口路陶谷新村。此屋系金大农学院教授郝某私产，林鼎即农学院学生，由他介绍，迁入新屋，共有三楼，楼下三个房间，一是客厅，二是食堂，三是书斋。二楼除浴室外，亦有三间，三楼一间，但前后都是空地，故极凉快。楼下后面尚有三间，一间厨房，一间是男用人住的，一间是便所。民国二十四年，我由中华书局，购买了一部《四部备要》，由商务印书馆购买了一部《九通》，开始编著《中国社会政治史》。我本来对于中国历史甚有兴趣，幼时读过历史之类的书不少，对于每朝大事，都能记得。我先作成每朝历史的目录，先看正史，搜集目录所需要之资料。我写文章固然很慢，而看书却是很快。中华出版之二十四史是线装的，每晚上床之后，必看一册，将所需要之处，用红笔作成记号，一史看完，就将有记号之处剪下，贴在卡片之上，而后再予分类。大率我所注意的是政治、社会、经济、土地、钱币、商业、水旱、物价、军事、地理、阶级（士人、农民）各种问题。先依正史，作成草稿，而后再看有关文献，将得到的其他资料插入其中，最后则删去重复，或对理由不大充分之处再加料说明。一朝历史完成之后，再依上述方法，叙述下一朝。第一册于三十三年在重庆出版。本来可以早点付梓，因为曾资生著有《中国政治制度史》，托舍弟师炯，要求我书慢点出版。曾君此时亦由我介绍在政校兼课，他是北大毕业生，他恐怕我书出版之后，可以妨害他书的销路。其实他所注意的是静态的政治制度，我所注意是动态的政治变迁。内容相同之点固然也有，而不相同之处更多。他既有此要求，我当然只有接受。盖他年龄比我少十数岁，与其阅者谓他抄我，不如谓我抄他，何况相同之处甚少，我既介绍他入政校教书，则慢点付梓，如果对他有利，我何乐而不为（其实，我老早就有讲义发给政校学生）。
我搬到汉口路之后，长儿即由大行宫小学转入汉口路小学。学校与吾家距离甚近。晚间请了一位老师督促小孩读书。老师姓陈，安徽人，抗战军兴，我家不知迁到那里，陈老师劝我先避到他的家里。过去的人都很讲交情的，与今日人心大不相同。
汉口路的房屋我甚满意，既幽静，又风凉，我买了许多家具，每层都装有火炉，火炉也是上好的，所以冬天也不觉寒冷，宅之后面有一草地，由林鼎请金大农学院工友清理，敷以短草，栽有许多美丽的花，每隔一星期，金大工友即来剪草一次。草地傍边有一条水门汀的小径，弯弯曲曲的通至前门，长儿及次儿常穿滑冰鞋，在小径滑来滑去。次儿喜欢冒险，跌了又滑，膝部跌伤出血，亦不告诉我们，因为恐怕我们禁止他们穿滑冰鞋。在这种环境之下，我是愿意长住陶谷新村的，那知这个时候，日本军阀惧中国之统一，而中日二次战争，似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部分 南京第10节 日本驻宁领事失踪
忘记了那一年的事，日本驻宁领事忽告失踪。失踪的原因何在，据报纸所载，夫妇感情甚好，生活状况亦佳，绝不会有自杀之事，而日本军阀则谓他给中国暴民暗杀，提出严酷的条件，谓日本此后应驻兵南京，以保护它的官员及侨民。中日两国的感情虽然日坏一日，然而暗杀领事有什么用处？这是一个奇怪的谜，这个怪谜若不揭开，中日国交有破裂之虞。此时，警官学校校长谷正伦先生兼南京卫戍司令，发动许多军警，到处访查，不但人影不见，而尸首亦难发现。这位日本领事到那里去呢？民间传说，领事早已秘密回国，日本军阀要借此口实，提出苛酷条件。情形如此，谷正伦先生只有希望国父在天之灵，指示日本领事之行踪。五六天后，谷君赴中山陵，向国父灵前祷告。祷告既毕，行至门外，其亲护兵看见一匹鸽子，似已受伤，意欲往捕，鸽子半飞半走，走入森林之中，亲护兵跟着往追，到了森林之时，鸽子忽然不见，发现有一男子，眼神无光，状至疲倦，头发蓬蓬，而胡子亦长可一寸。最初还以为他是逃犯，既而发现他的脸孔非常的熟，似在报纸上已经看过。熟视良久，知道他的相貌与日本领事相同，即劝他走出森林，同到卫戍司令部。此人不会说中国话，只能笔谈。他说他对不起中华民国，他就是日本失踪的领事。一切困难忽然解决，后来日本公使谓其有神经病，引渡回国。大约回国之后，必处死刑。大率日本军阀命令该领事自杀，再假他杀之名，造成纠纷，以便进兵南京。日本领事失踪之事，想今日在台之人当能记得，而谷正伦先生祷告国父之事，知者未必甚多。当时我在警官学校兼课，故知之甚详。
第二部分 南京第11节 西安事变
民国二十五年，考试院举行第二次（？）高考，我受任为典试委员，我即请襄试委员开一次会，讨论命题，我以为第一次高考，题目太过偏僻。考试题目是叫考生答的，不是出题的人表示自己的学问，我希望偏僻的题目不要再出，考生答案须从普通学说，不能以考官自己特殊的见解，决定分数高低，与会的人都认为很对。
典试及襄试委员均须入闱，禁止出去，我们住在考试院内，晚间九时以后，常常集合闲谈，或在叶溯中住的房间，比赛将棋。我下得最坏，因为我不能长考虑，只能依直观的方法，随便移动棋子，而性又急，对方严守，我又冒险进攻，固然有时亦可以得到胜利，但十盘之中，必败九盘。下得最好的是李宣果先生（现在国防医学院），那个时候我尚不知道李君是我的亲戚。此时有一襄试委员（姓名我想不起来了），与李君对下，我们均在傍边观战，李君常胜，该委员不服气，要求再下。如此，连续下去，下到午夜，我们在傍边作无声的拉拉队。大家都希望李君获胜，因为李君获胜，我们可以再看一盘，李君不负众望，累战累胜，那位襄试委员则累北累战，有不胜不休之心，下到夜里十二时以后，才行罢战。明晚再下，情形还是一样。
一天，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陈大齐先生于午饭时，忽然宣布西安事变。我们听了之后，心情都觉沉重，是晚谁都没有闲情下棋，大家聚合，无非讨论西安事变。此时日本军阀因知中国将统一起来，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以使中国无法统一，“一·二八上海事变”呢，“中日塘沽协定”呢，“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制造呢，层出不穷。
我记得抗战时期，梅仲协先生曾在政校纪念周，作了一次演讲，说明抗战以前，全国人民如何信任委员长。他说：“一天，邮差送信来了，我问他，中日战云日紧，你们的看法如何。该邮差说：‘老蒋自有办法，我们何必忧愁。’”
那知这个时期，竟然发生了西安事变。在高考完毕，我们出闱之日，委员长尚在西安，一切游艺场均自动停止游乐。一夜我听见鞭炮之声，自远而近，连续不断，有二三小时之久，委员长由张学良护送返都。
然而因此，日本军阀怕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即以大陆政策为目标，其方法为： 先取韩国，次进满洲，以高屋建瓴之势，南压区夏。日本不希望中国统一。他们看到委员长返都，他们怕了，遂于翌年，即民国二十六年，急急发动“七七事变”，于是全面抗战开始，前此西南与西北尚不是完全服从中央，抗战开始，全国于委员长领导之下，一致抗日了。这是日本军阀意料不到的事，结果，日军陷入泥滓之中，不能自拔。此际人民生活是极穷苦的，但是大家有信心，深信必能战胜日本。果然，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忽然胜利，我们老百姓一方欢愉，同时不免惊心。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2节 三上庐山
抗战开始之年，即民国二十六年，我曾三次上了庐山。第一次是在暑假期间，接到通知，去参加庐山训练，与我同行的有刘振东、吴铸人两位先生。我们乘船，先到九江，次至庐山海会寺报到。我们是去工作么，是去受训么，完全不知道。住在海会寺一个宿舍之内，等了三天，没有消息。吴铸人君不知何往，我同刘君都觉得无聊之至。海会寺是在山脚，天气热极，而宿舍臭虫又多。我最怕臭虫，床上有一匹臭虫，就睡不着。第一夜过去了，第二夜刘君夜半醒来，看见我受了臭虫的扰，即对我说：“我这个床没有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