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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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好的市场经济有赖于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这已经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所证明。所谓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不是空的，它的实质是不同社会群体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是由这样的一种能力所达成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
对于近些年发生的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其中的一个现象，即在某个企业改制中发生某些人瓜分国有资产的行为时，其他人特别是该企业的职工往往并不是视而不见，有的通过各种途径反映问题，有的甚至出现多次上访。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往往无功而返。
国企的改革，现有国有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一个利害相关的问题。关系最直接的，就是该企业的职工。作为利益关系中的一方，他们对国企改革的参与，是国企改革能够公正进行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从根本上说，当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必须建立一种这个框架之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近些年来国企改革过程当中出现的利益格局失衡现象，与我们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当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权利的问题，即表达和争取利益的社会权利。利益时代的思维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二部分利益时代的思维
利益时代的思维
2005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给人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利益时代。在许多观点尖锐对立的背后，是利益的对立与冲突。许多简单的道理被搅得一团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益使然。
说今天开始进入利益时代，不是说在这之前就不存在利益问题，而是说那时候的利益分化不明显。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利益分化的过程。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但利益的分化成为一种现实，而且这种分化的利益已经开始定型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一种相对分明的社会力量的分野。争论中的立场分野或若明若暗的结盟关系，就是这种结构和分野的产物。
利益的时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利益的时代也需要新的思维。在这样一场牵涉到众多人利益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思维是多么重要。
利益时代最需要的基本原则，是利益的被尊重。利益受到尊重，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但在承认并尊重利益上我们走了很长的路，而且似乎到现在也没有走完。在我们的价值中，最早信奉的是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改革过程中，私有财产开始逐步获得合法性。特别是在前些年开始的产权改革的讨论中，尊重私有产权开始普遍地为人们所认同。到2004年的修宪，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被列入宪法，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在这次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财产或利益的尊重是多么的脆弱。脆弱就脆弱在似乎只有在对产权或利益的尊重能够带来效率的时候，产权和利益才是有尊严的。当一些学者理直气壮地宣称财产在谁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谁手里才能带来效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对财产和利益的尊重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这样的言论又恰恰是来自最热衷于保护产权理论的学者，这就尤其让人感到沮丧，原来对产权的尊重不过如此，当他们觉得破坏产权（公共的）可以提高效率的时候，他们对这种权利并不珍惜。
实际上，如同在其他社会中一样，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会并行许多不同的原则，比如效率的原则、秩序的原则、对利益和财产尊重的原则等等。但这些原则是有优先顺序的。在其中，对分化了的利益和各有所属的财产（无论公私）的尊重应当是首要的，因为这是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基础。而效率决不能排在它的前面。前文中甲乙家庭的事情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一种提高了整个社会效用的行为没有受到社会的鼓励？道理很清楚，人们在常识上就知道，谁的东西是谁的，也就是经济学家讲的保护产权的原则，是不能破坏的。在这个原则面前，所谓效率的原则只能是第二位的。为什么这时效率的原则被排在了保护产权原则的后边？因为不这样不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时候效率的原则被排在保护产权原则的前面，就可能天下大乱。如果效率的原则成了优先的甚至唯一的原则，每一个人都可以宣称别人的财产归自己可以有更高的效率。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就是暴力和强迫成为基本的原则，谁力气大，就可以占有别人的财富。可力气大就能保证经营的能力更强吗？显然不会。当然，这时候也许有人会说，你这里说的都是私有财产，而大家讨论的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其实，财产权的界定只有一种，私有财产和国有资产只是所有者不同而已。即使是按照某些人说的国有资产产权的所有者是模糊的话，基本的道理仍然是一样的。
既然分化了的利益和各有所属的财产的尊重是首要的，另外一个在这次讨论中被广泛陈述的观念就是有问题的，这个观念就是：要改革总要有人做出牺牲，这是改革不可避免的成本或代价。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国有企业的职工或社会公众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以顾全改革的大局。甚至更有人埋怨不应该将这样一个事关众人利益的事情暴露在公众的面前。不要说用这个逻辑来解释瓜分国有资产是否恰当还是问题，即便说是恰当的，这种逻辑也是大有问题的。这种思路从表面看似乎是一种改革思维，但实际上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是一种典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式的思维，是一种旧体制下的思维。我们都对过去的那个时代记忆犹新。在那个时候，为了整体的利益而牺牲局部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但人们都知道，那样的原则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对于分化了的利益和各有所属的财产的尊重是至关重要的，无论这种利益和财产是属于强势群体的还是属于弱势群体的，是属于多数人的还是属于少数人的。利益无高下优劣之分，就像追求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无先进落后之分一样。当然，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是存在的。但即便如此，除了极少数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对个人财产强行征用外，通行的是交换与补偿的原则。如果前面提到的这种为了大局需要一部分人做出牺牲的原则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为了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强拆民居，为了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而侵犯工人的合法权益，就会成为无可指责的。事实上，上述现象之所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与这种“牺牲论”的逻辑有着直接关系。
当我们开始进入利益时代的时候，还会遭遇的一个问题，就是利益格局的均衡问题。特别是在最近的几年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就使利益格局均衡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实际上，当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时候，不仅社会公平受到损害，效率本身也会成为牺牲品。每年8％以上的增长当然是个不错的速度，但这个速度是用30％~40％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和进出口的增长换来的，因为国内市场狭小，内需不足，市场疲软。为什么国内市场狭小？尽管原因复杂，但与一个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是富人需求已经饱和而穷人缺乏必要的购买力。一味强调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一味强调要保护资本的利益，而没有对劳工和普通民众的“善待”，这样的增长是难以持久的。这当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起利益均衡的机制。而利益均衡的机制，从根本上说，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大体均衡，就不会有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房地产博弈之一：补课后的迷失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二部分房地产博弈之一
房地产博弈之一：
补课后的迷失
我最近不断重复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利益时代，集体的利益博弈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不能为规范利益博弈做出制度安排，畸形的利益博弈将导致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生活的紊乱。
近几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云变幻，为我们观察和分析利益时代的博弈，从而认识当今时代的特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我在2003年发表的《房地产发展的新动力》（见《经济观察报》2003年10月13日）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房地产进入一个非常规发展的时期。但这个时期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从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可认为是第一个阶段，房地产超常规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补课。在改革前，由于长期实行“重生产、轻生活”的发展战略，加之当时以再分配为特征的住房分配制度，城市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远远低于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改革以来，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一个有着巨大需求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形成。以这个巨大的市场为基础，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房地产业以一种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起来。
据《2003年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数据，全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367平方米，户均住宅建筑面积7742平方米，户均成套住宅套数083套。尽管与发达国家比，这个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但相对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说，这样的数据表明，中国房地产“补课”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此时，房地产非常规化发展的阶段并没有结束。因为在这个时候，城市化开始成为推动房地产超常规发展的新动力。在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这意味着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从农村涌向城市。而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划，在21世纪的最初一段时间，我国的城市化仍然会保持这个速度，即每年有大约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年提高08~1个百分点。这样，在2020年之前，我国将有一半左右的人口居住到城市中。这样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必然对城市住房提出巨大的需求，从而推动房地产业的超常发展。
但这里必须注意到的是，虽然城市化造就的房地产市场是巨大的，但在现实中，城市化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关系曲折而复杂，因为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大多是以打工（或做小生意）的方式实现的。由于事实上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打工者的工资相当低。在面对城市中高企不下的住房价格来说，这样的工资收入，几乎形成不了现实的购买力，或者说是形成不了有购买力的需求。因此，尽管在理论上城市化意味着对住房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对房地产市场的推动，但在现实中，却很难将这些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人与住房需求挂起钩来。面对新的动力和市场，实际上需要房地产业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但与前一阶段时期明显不同的需求。近几年来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地产中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就是房地产业没有面对这种需求进行自身调整的表现。
可以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房地产业的方向开始迷失了。在这超常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上，市场的需求本来是在日益多样化，但中国房地产却走上了一条越来越窄的路子，一味追求高品质、大户型、豪宅甚至是超豪宅。最近正在美国访问的上海市长韩正在芝加哥发表了个讲话，其中很重要的一句话是：房子是百姓住的不是用来炒作的。而最近几年间房地产方向的迷失，恰恰也就在这里。如果说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尽管也有“炒房地产”的说法，也有海南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出现房地产泡沫的现象，并且在泡沫破灭后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总体来说，那时的房地产是以普通人的现实需求为基础的。最简单的事实是，那时的购房者基本是无房户或住房过于狭小者，人们买了新的房子就住进去，住房的空置率相对较低。但在最近这三四年时间里，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正如市面上的一句话所表明的，现在是有房的人买房，而没有房的人不买房，因为他们买不起。购房者越来越多的不是以居住为目标，而是以投资为目标。根据2004年年中的资料，上海楼市中投资型买家比例占到了20％～30％，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上升。在上海中心城区，每平方米楼价上万元的住房50％以上是外省或境外购房者的投资性购房；本地置业者中，也有很多购房者的目的是出于投资。因此很多上海市民开始抱怨说上海已经不再是上海人的上海了。也就是说，这时的房子已经越来越脱离居所的含义，而成为一件被炒作的物品。
如果说在补课阶段一个独特的景观是你可以看到周边的人不断搬到新居里去，在这从最近三四年开始的新阶段中，独特的景观则是你很少见到周边的人乔迁新居，但房子的价格却扶摇直上。人们谈论最多的，不再是谁谁迁入新居，而是房子的价格又上升了多少。于是，房价的迅猛上涨，就成为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在补课阶段，由于北京大机关集中形成的集团购买力，北京的房价曾位列全国第一。但在炒风渐起之后，上海很快后来居上。2004年3月上海平均房价达到5118元，首次超过北京成为全国最贵，其后一直作为领头羊，带领中国房价迅速攀升。根据有关研究，上海房市是从1998年开始启动的，当时上海住宅平均销售价格3026元/平方米，从2002年开始，上海房价开始如脱缰的野马，越奔越快，尤其是2003年和2004年这两年，市区房价涨幅每年都超过30％。其中，到2004年年底，上海住宅的平均销售价格已经达到5500元/平方米。商品房平均价格为8124元/平方米，静安、长宁、徐汇、虹口等六个中心城区的平均价格均超过10000元/平方米，其他次中心区均价也超过8000元/平方米。2005年1月，上海中心11个城区楼盘均价为9204元/平方米，比去年同期上涨30％，这个月新增供应住宅项目价格超过8000元/平方米的占到50％。
对于不断攀升的房价，人们总是用“有需求”来论证其合理性。说白了，就是有人买就是有需求，卖得出去，价格就是合理。其实，需求有真实与虚假之分，并非只要有人买就意味着有真正的需求。
发生在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郁金香本是荷兰一种极为普通的花卉。在17世纪的时候，郁金香成为人们炒作的对象。于是，一些投机商开始大量囤积郁金香球茎，并大肆炒作。郁金香球茎的价格开始猛涨，价格越高，购买者越多。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的投机商纷纷拥集荷兰，加入了这一投机狂潮。据说，在1636年，以往表面上看起来不值一钱的一枝郁金香，竟然达到了与一辆马车、几匹马等值的地步。1637年，一种叫“Switser”的郁金香球茎价格在一个月里上涨了485％！一年时间里，郁金香总涨幅高达5900％。如果仅仅从是否有需求，是否有人买，是否卖得出去的标准去衡量，这时荷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