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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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罗明被责成到瑞金作检查，关在中央局的一间房子里。博古在与罗明谈话时威胁说：“你不承认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你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随后，又含有深意地说：
“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罗明心里明白：博古指的是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
罗明是条汉子。他昂起了头，不肯屈服，默默地承受着无休止的批斗。有人还扬言要将他“枪决”……
在“左”倾中央的高压下，反“罗明路线”不断扩大、升级，福建省一大批资深领导人也遭受“无情打击”：张鼎丞、谭震林、郭滴人、刘晓、陈荣、游瑞轩、杨海如、霍步青、李坚贞、方方等，纷纷被撤职、调离、批判……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罗明后来回忆说：“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了‘杀鸡吓猴’，就在我身上大作文章。”
毛泽东后来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2节 所谓“寻乌事件”
福建反“罗明路线”的2月恶风，3月间又刮到了江西苏区。
“左”倾中央领导人发明了一个时髦的政治术语：开始叫“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矛头对准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后来又升级为“江西罗明路线”，矛头转向邓小平后面的江西省委。
罗明曾对此感到诧异。他在受审时看到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曾刊登一篇《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就斗胆询问中央局宣传部长、党报委员会主任张闻天：
“我没有到江西工作过，为什么说‘罗明路线在江西’？”
张闻天回答说：
“江西省委的错误，同你的错误一样，所以也这样批。”
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起因要从所谓“寻乌事件”说起。
1932年11月下旬，邓小平正在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任上聚精会神地工作。由于会、寻、安三县地处边陲，环境险恶，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在会、寻、安苏区的东、南、西方面，都驻有重兵。东边武平、上杭、蕉岭一线，驻有粤军第二纵队独立第一师；南边吉潭、牛斗光、留车、平远一线，驻有粤军第二纵队第七、第八师；西边信丰、南康、大余一线，驻有粤军第一纵队余汉谋部4个师。敌人对会、寻、安苏区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而且虎视眈眈，觊觎着中央苏区的南线地盘，不断出动部队骚扰进犯。
粤军统帅陈济棠虽然与蒋介石有矛盾，但在进攻红军和中央苏区这点上是有共同利益的。陈济棠在蒋的诱逼下，达成默契，正式就任国民党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
当时，原活动在会、寻、安一线的红军独立三师、六师已组建为红二十一军开往北线参战。守卫会、寻、安苏区的兵力实际上只有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游击大队100余人和三县的地方游击队、赤卫队。这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号称数千人员，装备上都是土枪、马刀、梭镖为主的一类武器，战斗力很弱，根本无力抵御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大举进犯，何况敌人有几师之众的重兵！
是年11月下旬，国民党粤军利用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黎泰战役、南线空虚之机，向会、寻、安苏区发动攻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寻乌地处南端边陲，既无主力，又无援军，粤军第八师占领了寻乌县城。
寻乌失守了！这在当时不足为怪。因为边区一般都是不稳定的，敌进我出，我出敌进，进进出出，来来去去，是很频繁、很正常的事，只要保住了有生力量，无须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况且，寻乌失守后，邓小平及时地在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研究和部署了新的军事行动，决定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不断袭击和骚抗敌军，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实行“坚壁清野”。
可是，“左”倾中央领导人一听说寻乌失守，就大动肝火，认定是邓小平的“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路线”，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是“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于是，揪住所谓“寻乌事件”不放，开展了一场批判邓小平的“残酷斗争”！
首先，“左”倾领导人于1933年2月23日在《斗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拉开了斗争的序幕。文章从“左”的观点出发，认为“许多的地方党部对于进攻路线的执行，表示了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动摇，甚至完全走到相反的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路线”。文章首次在中央的党刊上点名批判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所谓“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指责“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以至“会寻安方面，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并提出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的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文章把寻乌失守称之为“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即后来史称的“寻乌事件”），判断事件的性质为“纯粹防御路线”，是“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路线”。这预示着中央局即将在会、寻、安地区发动一场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
果然，3月下旬，中央局撇开江西省委，直接在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中央局代表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通过的《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指责“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这个决议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却是在邓小平没有参加会议、缺席受“审”的情况下作出的。因为在此之前，邓小平已得到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等人的暗中保护，从会昌中心县委调到江西省委当省委宣传部长了。
会议最后采取了组织措施：根据中央局的旨意，彻底改组了会昌中心县委及会、寻、安三县县委常委。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由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担任。
令人吃惊和啼笑皆非的是，这个三县活动分子会议不仅撇开了江西省委，而且还棒打了江西省委！会议《决议》公然宣称，会寻安地区“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省委也应该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指责江西省委“没有明确的指出进攻路线与纯粹防御路线的内容在哪里，对于群众力量也没有完全正确的估计，对于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严重的错误没有应有的批评”。这“三个没有”的“错误”，显然是中央局对江西省委2月28日给会寻安三县指示信的温和态度的不满而作出的反应和回击。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倘若不是中央局的意见，三县活动分子会议哪有这个胆子批评省委！
事情还没完。
就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央局代表将自己在会上的报告整理成文，又在中央局刊物《斗争》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大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
文章尖锐指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地区”；指责江西省委“对于这种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是十分不够的。省委对于这种严重的问题，同对于会寻安三县的问题一样，或者是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马马虎虎地写些一般的指示信，就算了事。对于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存在，始终没有公开的指出来”。文章还指令性地要求“江西省委必须最清楚地明确地指出单纯防御路线的内容与实质，指出有些边区所犯的单纯防御路线，即是江西的罗明路线，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路线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彻底改造各县，特别是边区各县党的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的进攻路线”。
这篇文章第一次使用了“江西的罗明路线”这一政治术语，公开亮出了中共中央局蓄意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底牌。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3节 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
实施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关键举措，是中央局直接参与召开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这次会议继3月间会、寻、安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拉开序幕后，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在这次会议上横遭厄运的，除邓小平外，还有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三同志。邓、毛、谢、古四人一起被指控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邓小平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就对王明等人上台感到“震动”，表示过“不信任”感。来到中央苏区后特别是主政瑞金期间，经过与毛泽东的多方了解和对苏区实际的观察判断，认定毛泽东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曾任东固区委书记、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自然是拥护毛泽东的。谢唯俊曾任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赣东特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红军独立五师师长、江西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这位从井冈山下来的老红军战士，一直是十分赞赏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裁判部长兼内务部和党团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等，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邓、毛、谢、古四人同在中央苏区工作，平时有些接触，共同语言比较多，尤其是在“赣南会议”上，曾挺身而出，一起批驳过“左”倾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无端指责。因此，他们当时就有苏区“四大金刚”之称。
邓、毛、谢、古“四大金刚”竭力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当然就与“左”倾中央领导人的意见相悖了。他们针对“左”倾领导人攻击毛泽东领导的苏区“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大声疾呼：“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讥讽“左”倾教条主义者只是一伙“洋房子先生”，“空谈家”，根本不懂得苏区的实际斗争。
邓小平等人同“左”倾领导的人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左”倾领导人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邓小平等则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苏维埃，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在土地问题上，“左”倾领导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邓小平等则坚持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按人口平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分配土地；在作战原则上，“左”倾领导人大反“游击主义”，主张脱离根据地到白区作战，邓小平等则坚持毛泽东倡导的“诱敌深入”的方针，伺机歼灭敌人；在扩红、征粮、推销公债等工作中，“左”倾领导人无视苏区的人力、物力状况，信口提出“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等许多不切实际的指令性要求，邓小平等则认为应考虑边区的实际情况，不宜提出过高指标，党也不要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等等。
邓、毛、谢、古与“左”倾领导人上述分歧的实质，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由于“左”倾领导人慑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崇高威望，不敢轻举妄动，便“指桑骂槐”，大反所谓“罗明路线”。这其中的底蕴，正如后来罗迈回忆所言：“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
这些话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让我们看看在中央局成员直接领导下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的具体情况：
会议是1933年4月16日至22日由中共江西省委主持在省委驻地宁都县城北边七里村的赖芳汉屋召开的，江西苏区各县的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党的负责人和军中党的负责人共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奇怪的是，会议主持人、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上台后，刚宣布开会就离开主席台，退坐到台下一角去了。
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为中央局成员罗迈。
罗迈是中共资深领导人，曾主持过党的“八七”会议，当过党中央的组织部长、政治局常委，后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回国后于1933年抵达中央苏区。
过去老同志在谈到党内第三次“左”倾领导人时，曾有一句八字口头禅，叫做“王明博古，罗迈洛甫。”
王明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但思想影响犹在。博古、洛甫、罗迈都是1933年1月后进入中央苏区的。罗迈刚到中央苏区一个月，就投入“左”倾营垒的高层行列，参加了宁都“七里村会议”。
在此，还是援引一段他自己在《回忆与研究》里的回顾来说明这个会议的背景内幕更为妥帖。他回忆说：
我到中央苏区“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乌）、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二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取反‘罗明路线’的报告。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来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
罗迈在会上确实很积极。他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主题报告，声称“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诬指邓、毛、谢、古“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当邓、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