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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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党是苏维埃运动的旗手。邓小平针对过去三县“拉夫式的拉老头子老实人”入党、“党内充满老年暮气”的倾向，注重“发展工人雇农苦力”入党，改变党员的成分，在此基础上整顿、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从6月到同年底，会昌党员发展到2500多名，乡党支部82个，区委13个；寻乌县党员2000多名，乡党支部45个，区委7个；安远县党员1400多名，乡党支部16个，区委5个。三县党员共6000余人，乡党支部143个，区委25个。在党的生活方面，以《新党员训练大纲》教育和训练党员，取得“相当的成绩”，尤其是“相当的发展了党内思想斗争、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党的作风方面，纠正了过去“党包办苏维埃的现象”，开始注意“建立正确的的党团作用的领导”。这些，都是当年会昌中心县委向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中记载的。
——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据当年《会昌县委七八九三个月报告》称，自邓小平主持会、寻、安三县工作后，“土地斗争较前深入了。许多的贫苦农民能起来参加分田与打土豪，现全县的土地正在进行重新分配”；发动群众的工作，“有相当发展和深入”，“各乡都组织了调查土地委员会与分田委员会”；在分田过程中，曾出现“拿富农也乱打，甚至打到中农贫农身上去”的现象，邓小平和中心县委都及时地进行教育与防范，使三县的土地革命得以深入、健康地开展，大都在1932年底顺利完成。
——狠抓工农业生产。邓小平与中心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组织犁牛站、犁牛合作社，帮助农民调剂耕牛余缺，动员广大妇女下田参加农业劳动，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开垦荒田，积肥换种，1933年三县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同时还组织各县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刨烟、造纸、制糖、染布、造农具、烧砖瓦、烧石灰等；还开办了小型兵工厂，修理枪枝，制造子弹土炮，供应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大力支援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华钨砂公司在会昌的铁山垅和安远的仁凤山开办的钨矿生产，要求这两县的党政组织要像支援前方打仗一样，支援国家矿山建设，做到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扩红优属，推销公债。在扩红突击运动中，邓小平坚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强调党团员、干部带头参军，反对强迫命令和欺骗、贿买行为。为此，会、寻、安三县的工会、妇女、少共等群众团体组织了宣传队、游艺团、“提灯”大会等，动员青壮年男子参军参战。仅会昌一县，1932年7—12月就扩大红军784人。邓小平还亲自带领县委干部走访红军家属，帮助红属解决劳力、耕牛等实际困难，发展生产。会、寻、安三县还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掀起推销革命战争公债的热潮，并提前超额完成任务。第一、二期共推销20万元，仅会昌县就超额8000元。在完成推销公债任务后，三县工人又开展了退还认购公债票活动，自愿无偿支援革命战争。
——健全群众组织，实行赤色戒严。邓小平对边区三县的群众团体工作颇为重视，“改进和健全”了工会组织，指导订立劳动合同，维护工人的经济权益；“重新整理”了反帝拥苏同盟；发动妇女“争取特殊利益的斗争”；组织赤少队站岗放哨，实行赤色戒严，仅会昌一县就有39个步哨，49个查路票站。
——推行干部礼拜六义务劳动制度。据刘质彬《回忆会寻安中心县委和粤赣军区的一些情况》所言，“邓小平亲自带领县委干部到桥东劳动，大家唱着歌：‘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各做半天工……”由于邓小平的倡导，三县苏区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体察民情，蔚然成风。
——重视文化建设工作。1932年8月间，会、寻、安三县共办起73所列宁小学，苏区儿童入学率达90％；三县各区、乡还设立了俱乐部、剧社、演出队，经常演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总之，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邓小平在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任上，以勇于开拓的胆略，求真务实的姿态，雷厉风行的作风，卓尔不凡的才能，做出了显著的政绩，赢得了会、寻、安三县苏区人民的信赖和拥戴。
邓小平在会、寻、安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照“红都”瑞金的样子和毛泽东的教诲去做的！正因为这样，邓小平与会、寻、安，结下了不解之缘。
福兮，祸兮，都在这块红土地上萌生……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0节 毛泽东赋闲汀州卧龙山
自古雄才多磨难。正当毛泽东、邓小平雄姿英发，为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竭智尽力的时候，“左”倾阴霾笼罩中央苏区上空。一股恶浪汹涌袭来，两人竟双双“落难宁都”：毛泽东在宁都小源村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职，在汀州赋闲三个月；邓小平在宁都七里村被罢免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并承受了生活上的种种痛苦。“疾风知劲草”，他们是如何面对厄运和困境，从相识到相知的呢？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赋闲汀州卧龙山
正当邓小平在会、寻、安深入拓展红色区域的时候，毛泽东于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失去军权，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靠边了。
历史，铸就了一个大错误！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榜山翁祠召开扩大会议（即宁都会议）。会议根据“左”倾中央的指令，集中批评了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所谓“右倾”错误，并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决定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之职，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会上，后方中央局几个同志声嘶力竭，劲头很大。周恩来据理抗争，顶风而为。他不仅替毛泽东解释、辩护，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而且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了两种方案供会议选择：“一种是由我负责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由于“左”倾错误的盛行，这时的毛泽东尚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方案，但最后又以批准毛泽东暂请病假为由，要毛泽东回后方工作，必要时到前方。10月26日，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正式宣布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任命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兼任红军总政委。
毛泽东又被解除军权了！
他满怀惆怅，离开了他熟悉的红一方面军，离开了他习惯的军旅生涯……
战争年代，失去了军权，就失去了实际领导权，就没有说话的分量，这是谁都清楚不过的。真难为周恩来了，他在毛泽东被解除军权的通令发出的第三天，在战役计划上还署了毛泽东的名字，还特意注明了一行字：“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周恩来真是用心良苦啊！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特意来到毛泽东的住地黄泥草屋，探望道别。周恩来安慰道：
“润之，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啊！”
“恩来，您放心！前方如有急需，打个电报我就回来！”毛泽东慨然表示说。
两位苏区领袖互道珍重，含泪握别……
宁都小源，种下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厄运。
毛泽东落难宁都，遭受了他在中央苏区乃至一生中最为激烈的打击和批判。作为中央红军的统帅和中央苏区的主要开创者，他能不痛心疾首，能不耿耿于怀吗？
毛泽东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最落寞的日子，且怨情难消，成为他终身难忘的记忆。诚如他后来回忆所言：那时，“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
毛泽东被削去军职离开宁都后，心境不佳，一屁股疾驰长汀，到了福音医院。在这里，他见到了老院长、老朋友傅连，见到了分娩后的妻子贺子珍，尤其是喜得贵子，郁闷中的他总算得到了某些慰藉，心境开始平和了许多。
根据傅连院长的安排，毛泽东下榻于长汀城北卧龙山下的红军干部休养所。
卧龙山是汀州八景之一。山上松柏参天，葱茏苍翠，建有重檐翘角、飞金鎏彩的北极楼和金沙寺。山的南麓有一幢精巧别致的淡红色两层小楼房，原是长汀一土劣的别墅，红军进占长汀后没收改建为红军干部休息所。
毛泽东在这里见到了周以栗（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陈正人（江西省委组织部长）二人，他俩是因患肺结核病到此疗养的。同时，还见到了在这里治疗腰伤的罗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四位老熟人常在一起聊天，倒也自在。
毛泽东在卧龙山疗养、休整、读书，一呆就是三个月。
卧龙山下困卧龙。毛泽东倒是个很洒脱、很豁达的人，既然人家（博古等）不发“召回”电文，就在此呆着吧。他悠闲地侍妻育子，闭门读书。
大作家海明威说得好：“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打倒。”毛泽东退隐卧龙山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心态趋于平静。他从来就是一条硬汉。他是打不倒的！
红军和苏维埃的“卧龙”，总有一天是要“出山”的！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1节 反“罗明路线”的由来
1933年1月，苏区上空，一片阴霾。
这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们，因推行一套为当时形势所不允许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政策，在上海难以立足，迁到中央苏区来了。
博古等临时中央的头们，从上海沿中央秘密交通线，经大埔、永定，路过上杭白砂时，正巧遇见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罗明在那里开展工作。博古二话未说，劈头就问：
“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跑到杭、永、岩来干什么？”
罗明几个月前因腰部负伤在闽西福音医院开刀治疗，适遇毛泽东也在医院养病，两人促膝畅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告诉他：“你们应在杭、永、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的进攻，这对于当前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保卫中央苏区十分重要。”罗明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与省委其他领导刘晓、张鼎丞、谭震林等人商议后作为省委特派员来到杭、永、岩一线开展工作的。因此，他脱口而出：
“我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毛泽东的指示？”博古一怔，脸上泛起一丝不快，接着问道：“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
“我还没有听到传达。”罗明坦然答道。
博古一听，很不高兴地问道：“那么你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
罗明即说：“我认为，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政府和军委会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同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又是“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又是“中央苏区政府”的意见！博古感到话不投机，未等罗明讲完，便不耐烦地挥挥手说道：“吃饭了，不谈了。”
罗明感到困惑、纳闷：临时中央的领导同志怎么这样！他哪里知道，此次晤谈不久，一场横祸向他飞来！横祸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个戴着黑边近视眼镜的博古！
博古时年才24岁，气盛得很。他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吃过“洋面包”，回国后在全总做宣传工作，编《工人小报》。1931年1月王明上台后，他擢升为团中央宣传部长、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时，指定博古接班。后经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博古负总责。他在中央主持工作，推行的当然是王明那一套“进攻路线”、“斗争哲学”。但“进攻”、“斗争”了4个月，就在上海呆不下去了。
博古到瑞金后，与原苏区中央局的成员相会合，随即组成了一个新的中共中央局。新的中央局以博古为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张闻天为宣传部长，严重为秘书长，办公机关设在瑞金下肖区观音山一幢红漆描金宅屋里。不久，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亦迁驻下肖区，与中共中央局合署办公，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不起作用了。博古此后成了苏区一统天下的最高领导人。
博古1月乍到，2月就气势汹汹地开展了一场批判“罗明路线”的政治运动。
博古等“左”倾领导人对罗明兴师问罪的名目是：罗明在新泉发出了一封《意见书》。
1932年1月21日，罗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杭、永、岩的实际情况，在连城新泉向省委写了一份《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了“坚持杭、永、岩地区的游击战争”、“地方武装应着重打击团匪”、“要注意新区、边区工作的特殊性，不能千篇一律地分配扩红人数”、“土地税款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有地方的机动费用”等意见。这些意见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可是，初来乍到的临时中央领导人断然拒绝了这些意见，认为罗明是“右倾悲观”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是事情的起因。
罗明在目睹敌人大举进攻、群众情绪有些低落、扩红出现一些困难的情况下，又于是年1月底向省委写了一份《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报告用语比较尖锐，强调要反对那种“左”倾空谈家的“政治说教”，并且出人意料之外地写了这样一段辛辣的话语：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报告传到上面，一下就触怒了中共中央局的“左”倾领导人！博古火了！“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也不能解决问题！这不是把毛泽东与斯大林、列宁相提并论了么！罗明眼里还有共产国际、还有中共中央吗？！
博古不禁想起了不久前在上杭白砂与罗明那场谈话的情形。难怪他左一个“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右一个“中央苏区政府的意见”，这还了得，这个罗明简直太狂妄自大了！非狠狠地批斗、撤职不可！
于是，罗明大祸临头了。
是年2月15日，博古等中央局领导人把福建省委领导人刘晓、张鼎丞找到瑞金批了一顿，随即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宣布“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成立新的省委”，“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同志为临时常委，处理一切工作”，“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等。10天后，博古亲自在苏区一次大会上作了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政治报告，在全党拉开了反“罗明路线”的帷幕。紧接着，党中央的机关报《斗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等重炮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