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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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诬指邓、毛、谢、古“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当邓、毛、谢、古拒不承认他们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领袖”、提出申辩和抗议时，还气势汹汹地下令江西省保卫局局长葛耀山：“把他们的枪下掉！”
当时曾参加会议的江西省委妇女干部危秀英回忆说：
当时我负责在会场上倒茶水。不知为什么，省委书记李富春坐在台下角落里，蔡畅大姐站在后面，会上宣布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党内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让大家上台批判。
“下枪”意味着什么，会场气氛何等紧张，人们就可想而知了。
会议开了整整七天。中央局成员控制了七天会议的议程和方向。邓、毛、谢、古四人在会上一次次作检查，一次次申辩，一次次受批判，总过不了关。当“左”倾领导人胁迫四人头目邓小平作进一步“深刻检查”时，邓小平“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面对中央局“左”倾领导人的淫威，邓小平等人正气凛然，毫不妥协，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磊落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一点，当时刊登的《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等一些批判文章和会议决议都可得到佐证。
这些文章、决议指责邓小平“始终不肯诚恳地认识和揭发自己的机会主义”，竭力“替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等等。邓小平承认在会寻安工作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拒不承认犯有“罗明路线”和“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错误”。他在做了一、二次书面“检查”之后，就一概拒绝，坚定、冷峻地表示：“我没有什么可再说的”，“我写的是真话”，说完“把腰板一挺，不再作进一步的检查”，从容地向“拘留室”走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于是，中央局“左”倾领导人便恼怒地采取组织手段进行处置。是年5月5日，经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请书的决议》，指责他们“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宣布撤销邓、毛、谢、古的一切领导职务，将他们调往县区基层做巡视员和突击队的工作。
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乐（安）、宜（黄）、崇（仁）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没有避嫌，热诚相待，事后被中央局得知，胡嘉宾也随之被撤职。邓小平到乐安南村不到10天，又被指令“回到省委”，说乐安是白区，“怕出问题”、“逃跑”。邓小平被调回后，指令他在宁都县城附近的一个乡，接受“劳动改造”。
邓小平落难了。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一个文件谈到邓小平时写道：“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毛派”头子，落难宁都。这就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
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所谓”一词表明毛泽东是不认同什么“毛派”的。
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回忆往事，曾说：“我是‘三落三起’。”“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
可见，邓小平也认为“没有什么毛派”。
不是“毛派”，那又是什么呢？
邓小平曾这样解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历史证明：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不是什么“毛派”，而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4节 苏区党内健康力量的鼎力相助
邓小平真是吉人天相。
宁都落难后，邓小平处境维艰，却得到党内健康力量的保护和帮助。
当时关照过邓小平的有：王稼祥、李富春、蔡畅、贺昌、罗荣桓、陈毅、曾山、危秀英、胡嘉宾等。他们在邓小平身处逆境时，伸出了真诚的友谊之手。
一是政治上的关心。
“寻乌失守”后不久，中央局“左”倾领导人就在《斗争》上抛出了《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向邓小平发难。当时，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看到来头不小，灾祸将至，为保护邓小平并应付中央局，就与蔡畅（时任江西省委妇委书记）、曾山（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商议，将邓小平从会、寻、安中心县委调到江西省委，担任省委宣传部长。随后，为避风头，李富春又派邓小平前往万泰、公略、永丰三县苏区，代表省委巡视和解决那里的问题。邓小平在万、公、永苏区的工作，得到省委的肯定。
未料，省委此举引起博古等人的不满。当邓小平从万、公、永苏区回到宁都省委驻地时，便被博古传话叫到瑞金，名义上是让邓小平向中央局汇报会、寻、安中心县委的工作，实际上是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批判，胁迫邓小平就范，为策划已定、即将召开的批判邓小平的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搜集“炮弹”。
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以后，中央局的斗争视线从会、寻、安转向江西省委，在《斗争》上连续发表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重炮文章，大兴讨伐之师，一棒打邓小平，一棒打李富春！中央局的斗争策略是：明斗邓小平，暗批李富春。当时谁都知道，批江西省委，就是批李富春。在博古等人的“左”倾高压下，李富春感到非常困惑、为难、焦虑。他自身都难保了，又怎能继续保护危难中的邓小平？
李富春把目光和希望投向了王稼祥！
王稼祥是党内资深领导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深造四年，属留俄派，与博古、洛甫很熟，能说上话，时任中央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长、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为人公道、正派，敢说、敢顶，在苏区党与红军中是传为美谈、为人公认的。
一天，王稼祥从李富春的工作汇报中，得知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劳动的事。他听后，忧心忡忡。他是了解邓小平的。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学业优秀，回国后在冯玉祥部队做过党的工作，当过中共中央秘书长，担任过红七军的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在中央苏区又是三县中心县委书记。这么一个重要干部、人中之杰，怎么能因为寻乌一时失守和某些政治上、工作上的歧见，就一棍子打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几天后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
“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同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作战去了，留下一个空缺，工作要有人抓，我想把邓小平调来担任总政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如何？”
贺昌、罗荣桓听后，沉吟片刻，一致表示：
“稼祥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对，我们赞同！”
好了，总政领导人认可了，下一步得请示临时中央同意才行。
于是，王稼祥向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打电话，荐举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并简单陈述了一些理由。未料，中央领导人拒不同意，说：
“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既不作深刻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听后，很不高兴，反驳道：
“我看，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不妥当。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对的嘛！这不是反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要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
尽管王稼祥据理力争，中央领导人还是没有同意，王稼祥气得把电话一甩，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
“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埋没人才呀！”
过了一些时日，王稼祥又给中央领导人博古打电话催办此事。博古等人因碍于王稼祥的面子，考虑到邓小平确实很有才干，便与罗迈（时任中央局组织部长）商议，同意任命邓小平为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曾在王稼祥身边工作的唐继章回忆此事说：“在瑞金，稼祥同志边养伤、边工作。他对王明路线排挤邓小平同志很有意见，曾亲自打电话给博古，建议让邓小平任总政代理秘书长。”
二是生活上的照顾。
江西老同志危秀英曾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蔡畅大姐派我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临回宁都时，邓小平对我说：‘秀英，你要回省委去呀？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大姐问，他还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么了。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当时，他们每人分两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钱用来交党费，一分钱零用。我一共找出两分，李富春也找出两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两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饭，用禾草捂上，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蔡大姐做了饭，请他去吃。他连声说走走走。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小平同志把一盆饭都吃了。”
多么辛酸的回忆，多么质朴的友情！
三是精神上的慰藉。
邓小平下放到乐安南村当巡视员时，乐、宜、崇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热诚款待他，并陪他去前方看望了邓小平的老熟人李克农、张云逸等人，回去时又派人借来一匹骡子，将邓小平送回省委驻地宁都。
邓小平获得出任总政秘书长的任命后，同志们都非常高兴。李富春、蔡畅、陈毅（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在曾山的热情帮助下，特意为邓小平在省委驻地七里村设“便宴”饯行。6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暮霭初起，月色如洗。李、蔡、陈、邓四位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挚友，围坐在一起，一边饮酒，一边畅谈。他们从巴黎的铁塔谈到莫斯科的红场，从上海的楼阁谈到红都的白屋……革命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啊！人生的历程里，又有多少悲欢离合、不平之事啊！他们畅谈至深夜，才恋恋不舍地分手。第二天清晨，邓小平骑着几位战友带来的一匹马，满心欢悦地向红都瑞金疾驰而去。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5节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
从法国的《赤光》，到红都的《红星》，邓小平似乎与新闻报刊有缘，情有独钟。
邓小平从宁都策马来到红都瑞金后，与王稼祥、贺昌等会面，随即在红军总政治部做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因为秘书长的任上没有多少实际工作，邓小平便请求办《红星》报。王稼祥、贺昌同意他的要求，就让他到总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主编《红星》报。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为铅印4开5日刊。
《红星》报的宗旨，正如创刊号报头上的“见面话”所云：
他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他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战斗消息，地方群众的战斗消息，全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他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同志们一切群众工作、本身训练工作的方法，可以告诉哪些工作做得不对，应该怎样去做。
他是我们全体红军的俱乐部，他会讲故事，会变把戏，会作游戏给大家看。
他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有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的分子，都会受到他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明白他们的罪恶。
总之一句话，《红星》是红军中党的喉舌！
邓小平是从1933年8月接任《红星》报主编的，此后一直任职到1935年1月。在此之前的主编是谁，无从查考。遵义会议后改由陆定一任主编。在邓小平手上，共编印了七十多期。
为办好《红星》报，邓小平不知倾注了多少辛劳、心血！
邓小平虽然是个办报的行家里手，早年在法国时就办过《赤光》杂志，曾有“油印博士”的戏称。但《红星》毕竟不同于《赤光》，工作量极大，人手很少，除主编外只有一两个下手，每5日要出一张报，每期近万字，数十篇文章，从组稿、写稿、改稿、编辑、设计、校对等，几乎他一人承包！
瑞金沙洲坝的白屋子《红星》报编辑部，经常深夜亮着一盏豆大的菜油灯，一个青年军人在灯下伏案写作、操劳……他就是邓小平！
《红星》辟有社论、短评、专题报道、党的生活、支部通讯、铁锤、自我批评，俱乐部、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卫生常识、列宁室、问题征答、小玩意、诗歌、猜谜等各种栏目，版面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文章短小精悍，报风通俗易懂。每期报纸，几乎都要配发一篇社论或署名文章，阐述党的中心任务或红军建设的重大问题。每期凡未署名的社论、重头文章以及各色小品，几乎都是出自邓小平的手笔！
邓小平还真有办法，为办好《红星》报，竟组建了一支拥有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罗荣桓、袁国平、罗瑞卿、肖华、张爱萍、彭加伦、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都是《红星》的通讯员，而且写得最多。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人，也为《红星》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
这里，我们不妨援引一篇当年邓小平亲笔撰写的珍贵的短文——《致红星通讯员的信》，从中窥视一下当年邓小平的心境，领略一下当年邓小平的文采！
文章全文如下：
《红星》的诞生到现在，已经整整的一周年了。在这一年中，依靠于通讯员的努力，对于红军生活的反映与战争的指导上，都起了相当的作用。因此我们谨向本报的通讯员致革命的敬礼！
然而，我们的成绩，并不能抹煞我们在通讯工作上的严重错误与弱点。我们的编辑部在组织通讯员训练通讯员的工作上是很坏的。对于通讯员的稿件，对于没有采用的稿件也未能指示其内容上的缺点和不能登载的原因，这当然是不会提高我们通讯员的积极性，改善我们的通讯工作的。
正由于我们对于通讯员组织工作的薄弱，所以在我们的五百个通讯员中，实际参加通讯的仅百余人，甚至不少通讯员因调动工作的关系，而失去了联络，当然这样的现象也是不能继续的。
正由于我们对于通讯员的训练工作很差，所以我们的通讯员常有不知如何通讯之感，所以许多重要的某一时期的中心问题，不能通过通讯员，把下面特别是连队的情形，很快地反映到《红星》上来，甚至有个别的通讯还缺乏真实的内容，这是我们通讯工作中的严重现象！
同样的弱点表现在通讯的不及时，有的通讯材料是在问题发生很久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