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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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炖怼＃�24］不料，云南总督尹继善来京陛见时，高宗向彼询及苗疆事务，尹继善详细论述安设屯军的不妥。这可使皇上困惑了。这个尹继善，并非等闲之辈。其父尹泰，原系一小小佐领，因受世宗胤禛赏识，晋至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尹继善亦被世宗宠信，历任署广东布政使、江苏巡抚、署河道总督、署两江总督、协办江宁将军、云贵广西总督，乾隆元年因贵州别设总督始专任云南总督。尹继善于雍正十一年指挥官兵平定了台拱苗变，十二年奏定新辟苗疆诸事，十三年又发云南兵并征调湖广、广西兵策应，配合张广泗平定了古州苗变。这样一位久任封疆大员直接处理过苗变的云南总督，建言屯田之不可设，其说服力是很强的。因此，乾隆帝子二年闰九月十二日下谕，停止贵州古州苗田屯军。他谕告总理事务王大臣：尹继善奏称“分布屯军之举，尚未妥协”。看来，苗民不愿开设屯田，若将“逆苗”之田“收之于官”，则将招苗人反感，“轻重矢宜”，与经理苗疆之意不合。令即将此旨驰告张广泗，命其立即停办屯田。他又专降一旨谕古州等处苗民说：督臣奏请将“逆苗绝户叛产”分给屯军，考虑到此等“绝田”“未必尽系无主之产”，“不忍以尔等自有之业，强令归官”，因此特颁谕旨，令经理大臣“停止屯军之事”。尔等受此厚恩，当“安分守法，永为天朝良民”。［25］
贵州总督张广泗接旨后，仍坚持要设立屯军，专上奏疏力争，并称“愿以身家相保”。乾隆帝阅过奏折仔细考虑后，同意张的建议，降旨批示说：“卿既熟悉苗情，又屡经筹度，且以身家相保，朕自然听卿料理”。［26］设屯之事得以继续进行。
但是，争论并未结束，乾隆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鄂弥达特上长疏，极言兴办屯田的危害。他的主要根据有二：一系苗人全靠“刀耕火种”，无其他营生之业，过去地亩宽余，“始获相生相养”，如将田收归屯丁，则今后地少人多，必“不能仰事俯育”，“必致怨生”。二为屯丁不能自耕，仍需招苗人耕佃，苗民“以世代田产，供他人之倍收”，又为兵丁佃户，“久之视同奴隶”，“既衣食无赖，又兼役使鞭笞”，这样下去，他们“既不乐生，又何畏死”，恐怕不出十五年，“古州之事复见矣”。［27］乾隆帝阅读后，又犹豫不定，降旨批示说：“此奏识见甚正，即联意亦然”，故于去年特颁停设军屯谕旨，但张广泗坚持要办，“伊系封疆大臣，又首尾承办此事，不得不照彼所请，然联则以为终非长策也”。现观此奏，交军机大臣详议。［28］不久谕令张广泗回奏。
尽管圣谕威严，同僚奏章又咄咄逼人，古州之变再生的警告，更易使人胆战心惊，但张广泗仍坚持己见，于乾隆三年七月十五日遵旨议奏，详言安设军屯是“实有必应如此办理之势”，并具体辩驳了鄂迩达提出的论据，澄清了疑问。他强调指出，用来安设屯军之田，是“逆苗内之绝户田产”，其人户未绝者，田地仍归己有，并未没收入官开设屯田。屯军必须自耕，“不许倩人佃种”。苗疆未垦之地甚多，即使以后“苗民生齿日繁，亦不至无以资生”。所设屯田，与苗田相邻者，皆已标明界址，防止屯军越界侵占苗地，并拟酌定章程，不许官兵欺凌苗民。乾隆帝看后，终于最后下定了设屯的决心，批示说：“既经卿详悉敷陈，知道了”。至于何处安设屯军，何处仍系苗田，绘图进呈，“联将览焉”。［29］张广泗随即具体规划，奏准增设官兵，安设屯堡，严格稽察屯军，违规者枷责示众，依法严处，严禁典卖屯田，规定屯粮数额，上田一亩纳米一斗，中田八升，下田六斗，每斗加鼠耗三合，屯军按期操练，等等事项，详细具体，切实可行，苗疆安设屯军之事，终于顺利办成。
乾隆帝又于三年于二月十六日下谕，命慎选苗疆守令，责令今后委官，必须选用“廉静朴质之有司”，要他们视苗民如同赤子，“勤加抚恤”，“使之各长其妻孥，安其田里，俯仰优游，一无扰累”，这样，苗民也会安分守法了［30］。
乾隆帝的乾纲独断，用兵平变，免除苗赋，尊重苗俗，安设屯军，以及其他有关安抚苗疆的谕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尽管偶尔江发生一些小争执和小规模的干戈事件，但从此贵州苗疆基本上是安定下来了，正如魏源在《圣武记》卷7中所说，“自是南夷遂不反”。这对贵州特别是苗疆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仅以军屯而论，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助奏称：过去“新疆地方”，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脂（芝）麻、菽麦等种，“素不出产”，自安设屯军以后，“地方文武设法劝种杂粮，今岁俱有收获”。“军、苗田亩，早晚稻丰收”。现正督令屯军于堡内及山上空地，多栽茶、桐、蜡等树。苗疆过去没有市场，“近年兴立场市，各寨苗民、商贩按期交易称便”，“军、苗实属乐业”。［31］韩勋讲述的这些事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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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页24，卷5，页54。
［2］《清世宗实录》卷157，页16、19，卷159，页5、9。
［3］《清世宗实录》卷157，页23；《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清史稿》卷304，《张照传》。
［4］《清高宗实录》卷3，页11。《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5］《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6］《清高宗实录》卷2，页21，27，卷9，页9。
［7］《清史稿》卷304，《张照传》。
［8］《清世宗实录》卷153，页15；《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9］《清世宗实录》卷158，页17。
［10］《清世宗实录》卷153，页2、3。
［11］《清高宗实录》卷2，页21、27。
［12］《清史稿》卷304，《张照传》：《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 下。
［13］《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14］《清高宗实录》卷1，页33，卷4，页12，卷5，页54，卷10，页3。
［15］《清高宗实录》卷3，页11。
［16］《清高宗实录》卷7，页11。
［17］《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18］《清高宗卖录》卷10，页8，卷11，页28，卷15，页36，郑17，页27，卷19。 页31，卷22，页4，卷27，页21，《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19］《清高宗实录》卷7，页43。
［20］《清高宗实录》卷7，页41。
［21］《清高宗实录》卷22，页20，21。
［22］《清高宗实录》卷22，页22。
［23］《清高宗实录》卷31，页4、5。
［24］《清高宗实录》卷49，页19。
［25］《清高宗实录》卷52，页14…18。
［26］《清高宗实录》卷55，页16。
［27］《清高宗实录》卷67，页33、34。
［28］《清高宗实录》卷67，页33、34、35。
［29］《清高宗实录》卷73，页22、23、24。
［30］《清高宗实录》卷83，页1。
［31］《清高宗实录》卷105，页22。
议和准部 西北宁谧
第四节 议和准部 西北宁谧
一、和通泊惨败的教训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即世宗胤禛去世后的第三天，新君弘历谕告总理政务的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朕思目前紧要之事，无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1］所谓“西北两路”，乃是指屯驻巴尔库尔与察罕泊两处用来对付准噶尔部的大军。为什么乾隆皇帝对准部之事如此重视，把它列为必须全力以赴、谨慎处理的第一“紧急之事”？这得从四年以前发生的一桩震惊全国的特大事件谈起。
雍正九年七月初，远离都城一万余里的北路军主帅靖边大将军、三等公傅尔丹，遣派急使，飞速奔驰，于十二日赶到京师，向皇上跪呈奏折，报告大军于和通泊为准噶尔兵击败。这一意外的消息，顿使朝野大震，年方二十岁的皇四子弘历，也必然会惊愕不已。
原来傅尔丹子雍正九年五月初六日至科布多，据拿获的准部兵士（实为谍者）塔苏尔海丹巴供称：准部大台吉噶尔丹策零派兵三万来攻北路军营，大队尚未到达，前队只有一千余人和驼马二万，在博克托岭。傅尔丹信以为真，欲乘其不备，“速迎掩杀”，便拣选兵丁万名，分为三队，于六月初九日出发，轻装进袭。噶尔丹策零伏兵二万于山谷之中，以少数兵士、牲畜引诱，伪败而逃，傅尔丹中计，冒昧前往，堕入伏中，大败于和通泊（科布多西二百里）。这一仗清军伤亡惨重，生还至科布多者仅二千人，副将军、辅国公巴赛，副将军、兵部尚书查弼纳，一等公、前锋统领、参赞大臣达福，以及参赞大臣马尔萨、素图等阵亡，参赞大臣觉罗海兰、定寿和侍郎永国等自杀，是七十余年以来清军的第一次大惨败。
和通泊之败，不仅对雍正末年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到乾隆初年的政局，使四年以后的新君坚定了与准噶尔议和的决心，因为他和父皇世宗一样，不得不认真探讨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从中记取必要的教训，采取新的政策。
和通泊之败，使雍正帝及其倚任的文武大臣，对清朝与准部双方的形势和力量的对比，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雍正帝很早就想征服准噶尔，实现圣祖未遂之愿。从雍正四年起，他就命令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与蒋廷锡及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小心慎密”经办“军需一应事宜”，筹集了大量器械、粮米和牲畜，运往前线。雍正七年三月，他任命傅尔丹为北路大军主帅靖边大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领西路军，下谕讲述准部大台吉噶尔丹策零及其父策旺阿拉布坦的罪状，强调指出若不将其“迅行扑灭”，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2］
雍正帝认为此战必能取胜，必能征服“准噶尔弹丸之地”，因为各方面的条件皆已俱备，“天时人事，机缘辐揍，时不可迟，机不可缓”，若“天与不取”，必将有误。岳钟琪特上“王师之十胜”奏疏，认为噶尔丹策零是“众叛亲离，天怒人怨”，大军进征，有“十胜”的根据。这十胜是：“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粮之广备，六曰将士之精良，七曰车骑营阵之尽善，八日火器兵械之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之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大学士张廷玉等奏称“皇上天兵驯熟精锐，所向无敌”。［3］满朝一片预庆必胜的热烈气氛，好象准部真的是指日可下了。不料，这些估计，完全错误，准部不仅依然屹立子西北，而且还打了胜仗，清军却遭受了七十余年未有的大败。
清军之败，固然有其客观因素，此时的准部，上下团结，兵马强壮，将帅善战，指挥正确，兼之他们在本部作战，以逸待劳，熟悉地形，易于埋伏，而清兵是长途跋涉，人地生疏，水土不合，疲惫不堪，供应困难，在地利上处于不利的境遇。但是，为什么四十年前的八月初一日，清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能大败无敌于世的准部博硕克图汗噶尔丹？为什么三十五年前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准部，吓得噶尔丹率部仓皇逃遁，被清抚远大将军、一等伯费扬古大败于昭莫多，连其妻阿奴可敦也死于八旗兵丁刀下，显然清军之败于和通泊，主要决定于清朝本身的因素。首先是雍正帝决策有误，任人不当。这位精明过人的专制君主，虽长于治政，却不谙用兵。他因雍正元年顺利、迅速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叛而骄傲自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错误地贬低了准部的实力，轻率决定进征准部。他任用的两员大帅，皆非帅才。统率西路大兵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本系将门之子，又多年征战，军功累累，雍正元年仅领兵五千就出奇制胜，兼程突袭，大败众达十余万的青海和硕特部达赖浑台吉罗卜藏丹津，平定了青海变乱，因功封三等公，由四川提督晋为兼甘肃巡抚、甘肃提督，再升为川陕总督，在当时确实也是难得的优秀将领，但他毕竟只是一员战将，只是将才，而非帅才，不能肩负统军灭准的重任。他又青云直上，位至大将军，官高阶崇，持重思安之念日浓，锐气渐衰，特别是宦海风波，官场倾轧，谤书盈箧，不少人忌其功高权重，上书朝廷，诬称岳钟琪系岳飞之后，“欲报宋、金之仇”，将要谋反，虽然世宗对此不予理睬，但岳钟琪自然会心怀疑虑，瞻前顾后，艰以决策，对满洲将官不敢冒犯。因此，他担任大将军后，尽管可以上书详陈“王师之十胜”，但却很少建树，很少主动出击，怯战情绪相当浓厚。至于傅尔丹，本事更差了。他的曾祖费英东，虽系被人誉为“万人敌”的猛将，是军功卓著的“开国元勋”，但傅尔丹本人却是匹夫之勇，浮躁寡谋，易为人欺，终于轻信敌谍，中计入伏。
其次，朝中无能人，八旗军队高级将官多系庸碌无能，怯战畏敌。接替傅尔丹的抚远大将军、一等公马尔赛，虽系智勇双全所向无敌的抚远大将军、一等忠达公图海之孙，却是一纨袴子弟，历任文职，无所作为。当上大帅之后，他退缩不前，“辗转不定”，全无祖父的英雄气概，被降为绥远将军，又放任惨败于喀尔喀亲王策凌之手的准部残军安全逃走，贻误了军机，被按律处死。马尔赛之后的北路大军主帅靖边大将军锡保，擅长于阿谀逢迎，奉承皇上，被雍正帝誉为“才具优长，乃国家实心效力之贤王”，并以其署振武将军时“治军勤劳”，而由郡王晋为亲王。谁知，锡保的这些功劳皆系虚报，终因畏敌不前，危害了战局，被议罪革职削爵。如此劣帅直接影响到中下级将官和士卒的锐气，一向勇猛善战以少胜多的八旗劲旅，竟变得士气低落怯于征战，连号称强中之强的索伦兵，也在和通泊之战中首先溃逃。
和通泊之败，在三个方面给予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第一，军威大损，实力下降。清军的惨败，严重地削弱了它的战斗力，士气更为不振，西北边防出现了严重危机。当雍正九年九月准兵乘两个月前的大胜而东征喀尔喀时，全靠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率部奋勇迎战，斩其骁将，才击败准军，逐其退走。第二年七月，噶尔丹策零亲领大军，“由北路倾国入寇”，也还是靠这位额驸拼死反击，于杭爱山东侧鄂尔浑河畔的额尔德尼昭，大败准军，使其伤亡一万余人，仓皇逃走。如果这时统领数万大军的靖边大将军顺承亲王锡保与绥远将军马尔赛遣兵配合夹击，则将尽歼准军，可是，这两位大帅竟拥兵观望，怯战不前，致使准部余军安然无恙，回到故地。［4］没有策凌额驸及其部下的英勇奋战，清军是不能抵挡准部进攻的，那样一来，准军就要不断进掠喀尔喀三部，甚至深入内地，西北、北方就不得安宁，西藏、青海、甘肃也要受到严重威胁，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第三，军费浩繁，币银剧减。西北两路大军，人数众多。雍正七年正式下谕出征时，北路有京城八旗兵六千名，车骑营兵九千名，奉天、船厂、察哈尔、索伦、土默特、右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