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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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照提出因苗寨变乱而扔弃苗疆，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是目光短浅庸碌之辈的谬论，应予否定和批驳。但是，张照为什么要这样作？真是假传圣旨与雍正帝无关吗？不是，张照的抛弃苗疆之说，并不是他的创新，而是按先皇雍正帝的旨意上疏奏请的，是雍正帝首先提出要“弃置苗疆”。这个主张有其深刻的军事、政治背景。＿古州、台拱等地的苗寨起事，给予雍正帝很大刺激。尽管他亲自处理苗事，特设办理苗疆事务处，调遣六省官兵征剿，遣派钦差大臣，并多次下谕斥责有关官将贻误军机严令臣僚克期竣事，还以贵州巡抚元展成经理不当，谕令将其革职留任，如仍失职，即行正法。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大兵云集数月，旷久无功”，雍正帝气愤交加，坐卧不宁。原来因办理贵州等省改流有功而特封一等伯的大学士鄂尔泰，只好上疏请罪，自认“布置未妥，筹虑未周”，以致台拱九股诸苗“辄行反复，扰累腹地”，恳乞罢斥大学士职务，削去伯爵。雍正帝谕令解其大学士职，削爵，使其专心养病。这时，一些鼠目寸光才识低下而又自命为英才的官员，纷纷发表议论，对改土归流大肆诋毁，“争咎前此苗疆之不当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8］一些官员出于派系之争，因反对鄂尔泰而反对改流，也乘机而出，大发贬词。
在这军事征剿无效，苗乱滋延及部分臣僚的反对言论影响下，雍正帝动摇了，认为不该在贵州实行改土归流。雍正十三年七月十八日鄂尔泰上疏请罪时，世宗降谕说：古州苗疆改土归流之事，鄂尔泰恳请施行，因相信其“居心诚直”，“必有成算”，始允其请。不料从那以后，“苗即数次蠢动，近则直入内地”，询问鄂尔泰，彼“亦以出于意外为词”，可见，“是从前经理之时，本无定见，布置未协所致”，“则朕一时之轻率误信，亦无以自解”。［9］过了半个月，八月初三日他又谕告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说明经理苗疆的目的是为了“安民”、“利民”，不料反而害民，责令地方官员“竭力抚绥”，“救灾恤困”。他说：
“从来经理苗疆之意，原因苗性凶顽，久为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计议剿抚，为又安百姓之计。若云利其民人，……
若云贪其土地，则其地本在吾版图之中。纵使日久之后，苗众抒诚向化，输纳钱粮，计算尚不及设汛养兵万分之一，然则国家果何所利而为此哉！……今逆苗突入内地，勾引熟苗，肆行抢掠，良民遭其茶毒，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朕与经理之大臣安能辞其过耶！……著将此旨通行晓谕各省官弁兵民等，咸使闻知。”［10］
雍正帝这样接连两次下谕：正式承认经理苗疆是失误，是“轻率误信”“本无成见”之臣僚的错误建议，成了害民之举，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轻率言谈，而是其反复考虑之后作出的严肃结论，这就是他准备要“弃绝苗疆”了。其实，早在雍正十三年五六月，他就有了这种想法，曾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谈过，认为过去不该在贵州古州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应当“弃置新疆”，当时这些王大臣主张，“苗人现在跳梁，此时断无弃置之理，惟有俟事平之后，再行计议”。［11］王大臣的主张，也是主要从朝廷的脸面考虑，在苗变之时宣布放弃苗疆，太丢人了，等平定之后再说，并不是说他们一定坚持要死守苗疆不许抛弃。雍正帝当时虽然同意了王大臣的建议，但仍未放弃原有想法，故派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令察其利害”，即了解和分析弃置与否的利弊。
张照聪明过人，蒙受世宗重用，由一个区区从七品的微员检讨，十二年内超擢为九卿之一的从一品刑部尚书，又被委任为办理苗疆事务处的大臣和抚定苗疆钦差大臣，他当然了解皇上的性格和想法，知道朝廷的态度和朝野的倾向，世宗也知其为人，认为他会贯彻自己的意图，因而才特派他为钦差大臣。兼之他想藉此打击鄂尔泰，因而一到贵州的沅州镇远后，就“密奏改流非策”，并“致书诸将，首倡弃地之议”。［12］可见，张照弃绝苗疆的建议，实即来源于雍正帝的主张，并不是他一人冥思苦想的创见，只不过是他夹杂了个人恩怨罢了。
征剿无效，朝野汹汹，世宗犹豫、后悔和动摇，加上张照以其蒙帝宠信善悉君意的特派钦差大臣的身份，公开宣扬欲弃苗疆的圣旨，因而形成“前功几尽失，全局几大变”的严重局面，贵州的改士归流眼看着就要完全失败了。［13］
三、乾纲独断 平定苗疆
（一） 坚主用兵 迅速平变
正当苗疆改土归流处于危急之时，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世宗胤镇病死，弘历继位，坚持改流，军政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早在雍正十三年五月成立办理苗疆事务处时，弘厉就是经管此事的王大臣之一。通过兰个多月的工作，他对苗情、军机、政论和父皇意图，以及张照的性格、想法，都很了解。他很关心苗疆的去向，不赞同废弃新疆的主张。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必须认真对待，妥善处理。他一即位就明确地强调“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急务”，坚持要将改土归流进行到底。他严厉斥责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假传圣旨，反复论证皇父并无弃绝新疆之意，并谕令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刑部将张照严审定罪。这样，一下子就煞住了车，捂住了主张抛掉苗疆之人的金口，挽转了反对改流的狂澜，从政治上统一了朝廷对苗疆坚持用兵的思想。
乾隆帝采取的另一重要决策是更换统帅，惩办失职官将。他一即位就将张照撤下来，委任湖广总督张广泗为经略，“统领军务”，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童芳以下，俱令听张“节制调遣”。他多次降谕，慰抚张广泗，寄以厚望，授与大权，言及苗疆用兵事关重大，旷日持久，尚无头绪，“是以命卿为经略，总统军务，一切惟卿是赖”，并命张兼领贵州巡抚，增拨兵饷一百万两，使张广泗感激涕零，誓尽全力平苗报恩。［14］乾隆帝多次下谕，指责张照扰乱军务，副都御史德希寿随声附和，贵州巡抚元展成抚绥不当，玩忽公事，轻视民命，文武不和，扬威将军、贵州提督哈元生事先不能豫为防范，用兵又观望迟疑，筹谋无术，调度失宜，稽迟军务，副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仗恃张照之势，与哈元生“有意龃龉”，仅以招抚为事，皆令革职拿解至京，严审定罪。这样一来，事权统一，赏罚严明，对保证平定苗疆起了很大作用。乾隆帝对剿抚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禁止滥杀，欲图以“德”济“威”。他于九月二十一日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数说官兵不应焚毁被迫胁从的苗寨，屠杀老弱子女，因为“若将胁从之苗寨概行焚毁，并诛其老弱子女，则益坚其抗拒之心，于剿抚机宜，殊为未协”，但若过分宽纵，“使逆苗并不畏威，兼不怀德，则亦非一劳永逸之计”。［15］他于十一月十八日再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命赦投诚苗众之罪，让他们传谕经略张广泗，令其明白晓谕：“除怙恶不悛者定行剿除，以彰国法，其余若能闻诏投戈，输诚悔过，当悉贳其罪，予以自新，务使边宇安宁，百姓乐业，以副朕乂安海内，一视同仁之意。”［16］这对劝说苗民降顺，略微限制一下官军的滥杀，是会有影响的。
在乾隆帝坚主用兵、改流的正确方针指导下，经略张广泗认真总结了前面八九个月战争的利弊得失和经验教训，认为过去之失利，除了政治上文武不和、剿抚未定等因素外，军事上最大的失策是“合生苗、熟苗为一”，“分战兵、守兵为二”，真正用来征剿之兵太少，六省官兵数万名，绝大多数用于“大路沿途密布”，“而用以攻剿之师，不过一二千人”，以致“东西奔救，顾此失彼”。他建议集中兵力，分化生苗熟苗，“直捣巢穴，歼渠魁，溃心腹”，“涣其党羽”，“暂抚熟苗，责令缴凶缴械，以分生苗之势”，而“大兵三路同捣生苗逆巢”，使其彼此不能相救，“则我力专而彼力分，以整击散，一举可灭”，然后再攻“从逆各熟苗”，“以期一劳永逸”。［17］
乾隆帝完全信任张广泅，有所奏请，概予允准，大力支持。张广泗拥有军政大权，号令统一，率领六省官兵，放手进行征剿，先分兵三路，攻上九股、下九股和清江下流各寨，“所向克捷”。乾隆元年（1736年）春，又分兵八路，排剿抗拒苗寨，“罔不焚荡铲削”，随即进攻牛皮大箐。此箐位于苗寨之中，盘亘数百里，北至丹江，西为都匀、八寨，东系清江、台拱，“危岩切云，老樾蔽天，雾雨冥冥，泥潦蛇虺所国”，虽附近的苗徭，“亦无能悉其幽邃穷其荒阻者”，所以各处苗寨被攻下以后，苗人纷纷逃据其中，以为官兵万万不能到此，欲图待军退后再出活动。张广泗檄令诸军分扼箐口，重重合围，逐渐近逼，从四月至五月，官兵“犯瘴疠，冒棒莽，靡奥不搜，靡险不剔”，又许苗人自相斩捕除罪，因此，生苗“渠魁”全部被擒被杀，“俘馘万计”，“其饥饿颠陨死岩谷间者，不可计数”。六月，张广泗复乘胜搜剿从乱熟苗，分首、次、胁从三等，直到秋天，先后毁除一千二百余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斩一万七千余人，俘二万五千余人，获铳炮四万六千余及刀、矛、弓、弩、标甲十四万八千余，尽平苗变，原来黄平等州县逃居邻近省份的汉民，陆续回到旧地，战火纷飞，兵荒马乱，连续折腾了一年多的苗疆，终于平定下来了。［18］
（二） 免赋设屯 苗区安定
用兵苗疆的顺利进展及其迅速平定，是乾隆帝即位以后的一大胜利。这位年方二十五岁刚刚主持朝政的青年君主，竟能在战局不利的形势下，不受一大群庸臣劣将的影响，摈弃他们妥协退让的错误主张，甚至冒着违背皇父止兵弃地圣旨的危险，坚主用兵，坚持改土归流，果断采取得力措施，更换统帅，惩办失职官员，全权委付张广泅率军征剿，终于力挽狂澜，扭转了战局，大获全胜，办好了皇父未能办成的“最要最重事件”。［19］乾隆帝对此当然感到十分高兴，重赏有功官兵，厚赐银米，晋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领贵州巡抚，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每年赏给养廉银一万五千两。但是，他并未沉醉于庆贺捷音，无所事事，而是在积极着手进行更为艰巨的工作。
征剿苗变，固非易举，风餐露宿，崇山峻岭，瘴雾弥漫，水土不合，瘟疫流行，军情瞬息万变，未必能稳操胜算。但是，以全国之力制一隅之地，遣派六省官军对付数万素无训练的苗民，只要调度有方，总算是能够办得到的，可是要治理苗疆，使其今后不发生或少发生变乱，则显然是更为艰难。雍正四年起，为在苗区改上归流，用兵五六载，刚刚收兵，设州县，委流官，建兵营，收赋税，台拱上下九股数百苗寨即于雍正十年起事，围攻大营，持续将近一年，才被官军镇压下去，不久又发生了这次大的变乱。这两次苗变表明，清廷必须采取正确措施，才能真正稳定苗疆，少起动乱。
早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乾隆帝就在探索造成此次苗变的原因，而且得出了应有的结论。他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谕告经略张广泗说：古州之变，是因为苗民“原属化外不入版图之人，一旦制之以礼法，赋之以租税，虽云最薄最少，以示羁縻”，亦必引起反感，以致“偾事”。［20］因此，他在平定苗变后，明智地、果断地在苗疆实行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新政策。最重要的一条是免除苗赋。乾隆元年七月初九日，弘历颁发了“永除新疆苗赋”的圣旨。他先简要地说明了改流和用兵的原因，指出之所以要将苗疆“收入版图”，是由于苗民“俯首倾心”，切望“输诚归顺”，故允准督臣的请求，实行改流，使苗民能够“沾濡德泽，共享升平之福”，并非贪图其土地人口。当初所定粮额，“本属至轻至微，不过略表其向化输租之意”。不料苗变发生，危害人民，因而发军征剿。接着详细说明下令免除苗赋的缘故，他指出，苗民亦“皆吾赤子”，起事之苗，“身罹刑辟，家口分离”，甚为可怜，而现在的“就抚苗众”，“多属胁从附合”，还有不少从未参与变乱“始终守法之各寨”，这都必须“加意抚恤”。而苗人纳粮，正额虽少，“但征之于官，收之于吏”，繁杂之费，恐“转多于正额”，只有“将正赋悉行豁除”，使苗民与胥吏“终岁无交涉之事”，“则彼此各安本分，虽欲生事滋扰，其衅无由”。因此令总督张广泗出示通行晓谕，“将古州等处新设钱粮，尽行豁免，永不征收”。这样，苗民“既无官府需索之扰，又无输粮纳税之烦”，各自耕田凿井，“俯仰优游”，“永为天朝良顺之民，以乐其妻孥，长其子孙”，他们便不会舍弃安居乐业而生变乱。［21］
另一重要政策是尊重苗民风俗。他在上述永除苗赋的谕中同时又讲道，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大不相同，因此规定，今后生苗中“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至于生苗与汉族兵民及熟苗争执的案件，则属于文官应办者，归文臣办理，应隶武将者，由武官办理，有关官员残须“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扰累”。［22］
乾隆帝实行的第三项重要政策屯田，则不如免赋那样一谕定局，而是经过好些反复。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审阅总督张广泗陈奏的苗疆善后事宜时，谕告总理事务王大臣，指出张奏请将“逆苗绝户田产”分给汉民领种的办法大为不妥，因为“苗性反厦靡常”，现虽慑服，今后难保永安，若将“所有逆产招集汉民耕种”，万一苗变再起，汉民将受其害。因此，“逆苗因罪入官之地”，可设屯军，令兵丁耕种，这样，无事可尽力务农，万一有警，“就近即可抵御”，所收粮谷，“又可少佐兵食”，以省内地的转运，且使苗疆驻兵有所增多而又能节省添兵的费用。让王大臣告诉张广泗。［23］
这个办法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协办吏部尚书事务顾琮奏称，于深山邃谷招募屯田，是“尽夺生苗衣食之地”，甚为不妥。可是，总督张广泗坚决执行皇上谕旨，积极筹办屯田事项。乾隆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张广泗上奏：遵旨筹画苗疆，已将“叛苗绝户田产，安设屯军”，原来计算绝户田地，约可安屯军五六千户，现据各州县报告，清江县可安屯军二千六百余户，八寨可安八百余户，丹江九百余户，古州、台拱、凯里、黄平、施秉、胜秉、清平等地可安六七千户，共计能设屯军一万余户，应设屯堡一百余处，皆分布于形势险要之处，对保证苗疆“经久之计”，“已属万全”。乾隆帝对此加以赞许，并经总理事务王大臣核议奏准，令张广泗照此方案办理。［24］不料，云南总督尹继善来京陛见时，高宗向彼询及苗疆事务，尹继善详细论述安设屯军的不妥。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