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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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怀柔蒙古
隆乾帝四谒盛京祖陵的重要目的，是作好漠南、漠北扎萨克蒙古的工作。谒陵途中，要经过蒙古地区，或离蒙区不远，有关部落蒙古王、公、台吉要在辖区内或专程恭候圣驾，不少王、公、台吉要求随围效力，乾隆帝则对他们从厚赏赐格外优遇。
乾隆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因未被指派随围的蒙古王、公、台吉恳请随围，而谕命给予厚奖。他说：“朕此次诣盛京恭谒祖陵，众蒙古王、公、台吉等踊跃欢欣，跪迎道左，恭请朕安，并恳请扈从效力。朕念伊等游牧相距甚远，若令全行随驾，不惟劳累，且于伊等应办之事，亦恐有误，是以降旨，令其随往木兰，四围毕，即各回游牧，著于行围后，赐宴遣还。其围场兵丁等，著一并赏赐。至随围行走之蒙古王、公、台吉、官员、兵丁，及遣回游牧之王、贝勒等，应如何赏赉，并嗣后陆续随往围场人等，如何赏赉之处，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内务府大臣等，会同理藩院议奏。”［13］
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等遵旨议奏：派出管理围场的贝勒、贝子、公等，赏与衣带等物，管围的台吉、塔布囊、官员等，赐与缎匹，围场兵丁各赏银三两，管驮车人各赏银一两、布一匹。请安随围行走的王、公、扎萨克、台吉、塔布囊、厄鲁特散秩大臣、侍卫等，分别赏与腰刀、缎匹等物。到达昭乌达、哲里木盟所时，随至边界的兵丁三百名，各赏银三两，昭乌达盟的巴雅海地方，预备围场之兵一千名，各赏银一两，哲里木盟的戥子村及和尔本诺尔二处预备围场之兵一千名，各赏银一两五钱。乾隆帝批示：敏珠尔喇布坦著照公例赏给。其接至古北口之打鹿鸟枪手四十名，各赏银五两。“余依议”。［14］
过了八天，乾隆八年七月三十日，总理行营事务庄亲王允禄等奏：先经行在理藩院奏：昭乌达盟长吹不丕勒、桑里达等，以初次巡幸其部落，“思欲少效微忱”，恭进筵宴外，仍请贡牛羊驼马。奉旨嘉奖，令送至筵宴地方呈阅，免其收受。此诚体恤殊恩，“然伊等心实不安，仍恳请收受”。“伊等既再三恳请”，应将驼交武备院，遇有用处领用，将马令其送至兵丁换马处应用。乾隆帝批示：“所进马驼，补换之后，仍将所换者给与蒙古人等。”［15］
又过了两天，八月初二日，太后、皇上驻跸碧苏台时，由漠南扎鲁特、内喀尔喀左翼、奈曼、敖汉、翁牛特、阿鲁科尔沁、巴林、克什克腾八部合为一盟的昭乌达盟之盟长和各部王公台吉由漠南喀喇沁、土默特二部合为一盟的卓索图盟之盟长、王公，为帝与太后“恭进筵宴”。八月十五日日驻跸乌达图，由漠南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四部合为一盟的哲里木盟之盟长科尔沁亲王罗布藏衮布，又给帝与太后“恭进筵宴”。
蒙古王、公、台吉、官员、兵丁如此恭敬效劳，使乾隆帝非常高兴，多次下谕嘉奖和赏赐。就在昭乌达盟、卓索图盟之盟长、王公等恭进筵宴的第二天，八年八月初三日，他下谕说：“朕此次经过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桥道，备办一切用项，俱属整齐妥协，实为敬谨。此不惟王、扎萨克等各感我皇祖、皇考眷养隆恩，竭诚奋勉，乃至伊属下蒙古，亦皆欢欣鼓舞，不辞劳瘁，朕甚嘉之”，应予赏赐，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等议奏。王大臣等遵旨上奏：卓索图盟之五旗，共同在其游牧地界查罕和罗一站，供用柴、炭、乳牛、车辆，又设卡、掘井，“俱妥协预备”，并传集众蒙古运到物件，卖给官兵，“奋勉可嘉”。拟请将办理此等差务之协办台吉、塔布囊各赏缎二匹，台吉官员五十二员各赏缎一匹，兵七百三十名各赏毛青布四匹。乾隆帝批示：协办台吉、塔布囊各赏缎三匹，台吉官员各赏缎二匹，兵丁各赏布六匹。［16］
过了四夭，八年八月初七日，他又下谕说：昭乌达盟之博罗额尔吉与布尔哈图地方的两处粮仓，守仓的蒙古人“甚属穷苦，殊为可悯”，著加恩每人赏银五两。看守二仓的两名章京、两名骁骑校，各赏官缎一匹。［17］同日，他又因沿途经过地方米粮缺少米价昂贵，谕将上述二仓存米，酌量赏给随驾之王、大臣、官员、兵丁，作为口粮。尚书、公讷亲等遵旨回奏：博罗额尔吉贮米三千余石，将此米赐与兵丁、拜唐阿等一人一大斗，校尉等各五升，官员各一斛，大臣各一石，王、贝勒各十石，共给米一千五百九十石，尚余米一千四百余石。乾隆帝下谕，命将此一千余石米赏与昭乌达盟蒙古，令其运至行营粜卖，“伊等既可获利，而众人亦可免重价籴买之累”。［18］八月二十六日，他又降旨：此次口外之蒙古台站章京、兵丁等，驰递公文，牧放牲畜，昼夜当差，殊为可悯。著加恩赏给坐台章京各彭缎三匹，兵丁各毛青布八匹。随营备办乌拉人等，分段当差，亦著赏给章京各彭缎二匹，兵丁各毛青布四匹。
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留京总理事务王大臣具折请安，乾隆帝降旨，总述沿途情形说：“朕躬甚安。王大臣等佳否？朕奉皇太后欢悦而行，已至科尔沁地方矣。蒙古等皆诚心效力，实属可喜。”“至蒙古地方，皆所经由，伊等诚敬备至，殊快睹焉。”［19］
乾隆十九年第二次经热河、吉林到盛京谒陵时，蒙古王、公、台吉仍按例恭迎。此时，正值准噶尔部内乱，杜尔伯特部三车凌来归，乾隆帝便于五月在热河避暑山庄，召见三车凌，赐宴封爵赏银，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为贝勒，其余来归台吉色布腾等分别封授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赐亲王车凌银五千两、郡王车凌乌巴什银四千两、车凌孟克贝勒银三千两。七月十一日，他又在前往盛京的途中，下谕要赐奠科尔沁王。他说：已故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罗卜藏衮布、敖汉贝勒罗卜藏，“皆系旧臣，曾经效力多年。今朕亲诣盛京，恭竭祖陵，经过伊等游牧，追想前劳，愈增悼惜。贝勒罗卜藏之墓在御路附近，腾亲临奠之。”达尔汉亲王罗卜藏衮布之墓离御路较远，著果亲王往奠茶酒。［20］他于十三日临奠罗卜藏贝勒之墓时，还亲临其子固山贝子垂济扎勒之家。
乾隆四十三年他第三次东谒盛京祖陵时，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等人在中前所大营附近接驾，敖汉、奈曼、巴林、阿噜科尔沁、翁牛特、喀尔喀、土默特、扎噜特等部王、公、台吉，在五里河村大营接驾，科尔沁亲王旺扎勒多尔济等，在兴隆屯大营接驾。乾隆帝皆分别在行殿召见他们，赐茶，赏赐缎匹。
乾隆四十八年，乾隆帝第四次至盛京谒陵，途中，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等在叶博受村广慧寺行宫迎驾，于行宫东门外设大毡庐，“侍上宴毕，阅诈马诸技”。科尔沁亲王恭格喇布坦、巴林郡王巴图等在五里屯大营迎驾，于行宫西门设大毡庐，“侍上宴毕，阅诈马诸技”。乾隆帝皆分别予以赏赐。［21］他又下谕奖晋效劳王公台吉说：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巴林郡王巴图、敖汉公桑济扎勒，“在御前行走多年，此次随朕前来盛京，均各实心奋勉，朕甚眷爱”，喇特纳锡第、巴图均加恩赏给亲王职衔，桑济扎勒晋封固山贝子。［22］
乾隆帝的四次盛京谒陵，虽然用了不少银米，但对优恤蒙古，巩固盛京，教育训诫宗室，仍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应当说这一活动还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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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92，页1。
［2］《清高宗实录》卷192，页3、4。
［3］《清高宗实录》卷194，页3、4、5。
［4］《清高宗实录》卷199，页7。
［5］《清高宗实录》卷200，页6、7。
［6］《清高宗实录》卷201，页12、13。
［7］《清高宗实录》卷201，页15、16。
［8］《清高宗实录》卷201，页19。
［9］《清高宗实录》卷199，页8。
［10］《清高宗实录》卷202，页4、5。
［11］《清高宗实录》卷200，页11、12、13。
［12］《清高宗实录》卷1066，页2…7。
［13］《清高宗实录》卷197，页7、8。
［14］《清高宗实录》卷197，页7、8、9。
［15］《清高宗实录》卷197，页17，18。
［16］《清高宗实录》卷198，页5、6。
［17］《清高宗实录》卷198，页9。
［18］《清高宗实录》卷198，页7、16。
［19］《清高宗实录》卷199，页8。
［20］《清高宗实录》卷468，页12。
［21］《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7、9。
［22］《清高宗实录》卷1188，页12。
六下江南
第三节 六下江南
一、南巡之因
乾隆帝弘历在君临天下五十年之际，对南巡江浙的重要性讲了这样一句话：“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1］所谓“西师”，是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年）平准定回之役，这场历时五年的战争，彻底清除了准噶尔部南侵喀尔喀威胁大西北及京师的祸根，统一了准、回各部，拓疆二万余里，为保持西北、北方及青海、西藏的安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役当然是皇上朝夕考虑的头等大事，但是“南巡”为什么能和“西师”相提并论？这得先从乾隆帝的一道谕旨谈起。
乾隆帝弘历于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五日下了一道关于南巡的重要谕旨，讲述巡幸江浙的原因、目的及应该注意的间题，摘录如下：
“江南督抚等，以该省绅耆士庶望幸心殷，合词奏请南巡，肤以钜典攸关，特命廷臣集议，今经大学士、九卿等援据经史，且仰稽圣祖仁皇帝六巡江浙谟烈光昭，允宜俯从所请。朕轸念民依，省方问俗，郊圻近省，不惮躬勤銮辂，江左地广人稠，素所惦念，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第程途稍远，十余年来未遑举行。屡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大后游赏，江南名胜甲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既询谋合同，应依议允从所请。但朕将以明年秋幸五台，经大原，厉嵩、洛、赵、魏，回銮已涉冬令，南巡之举，当在辛未年（乾隆十六年）春，正我圣母六旬万寿之年也，将见巷舞衢歌，欢腾献祝，称朕以天下养之至爱，上以广承欢之庆，下以慰望幸之忱，益深嘉悦。届期择吉以闻，向导人员朕酌量先期简派，前往清跸，所至简约仪卫，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供亿。至行营宿顿，不过偶一经历，即暂停亦不逾旬日，前岁山左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弗取，曾经降旨申饬，明岁晋、豫等省，以及江南，俱不可仿效。至名山古迹，南省尤多，亦祇扫除洁净，足备临观而已，无事崇饰，倘有颓圯，随宜补葺，悉令动用官项，但当据实，不得任有司浮冒。其民间张灯结彩，圣祖尝以为戒，载在方册，宜共恪遵，其慎勿以华侈相尚，所司通行晓谕。其一切应行典礼，著照所议行。”［2］
过了十一天，乾隆十四年十月十七日，他又降一谕：“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署浙江巡抚永贵奏请临幸浙省阅视海塘一折，前因江南督抚等奏请南巡，特命大学士、九卿会议，询谋佥同，业经降旨谕允，江、浙隣封接壤，均系圣祖屡经临幸之地，且海塘亦重务也，今既据该省士民感恩望幸，群情踊跃，合词代奏，宜允所请。”［3］
以上乾隆帝讲的南巡之原因，是奉母后游览名胜，省方问俗，考察“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了解闾阎疾苦，这些都是事实。但若联系当时局势和六次南巡的具体情形，以及乾隆帝的个性来看，他之所以要巡幸江浙，而且从乾隆十六年才开始，以后又五下江南，便可知晓，奉母览胜，仅是出巡的一个目的，而且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附属目的，其根本的原因和愿望，则主要是政治性的，即他是为了创立和巩固“全盛之势”而出巡的。这与江浙的客观环境和历史及其在清政府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江苏、浙江在清朝诸帝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江浙是鱼米之乡和“财赋之区”。乾隆十八年全国在籍田地为七百零八万顷，征赋银二千九百六十一万余两，粮八百四十万余石，而江苏一省民田有六十八万余顷，征赋银三百三十七万余两、粮二百一十五万余石，浙江民田四十五万余顷，赋银二百八十一万余两、粮一百一十三万余石，即是说江苏、浙江二省的田地、赋银、赋粮数，分别占全国田地、赋银、赋粮的百分之十六、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三十八。再以田赋之外的第二大收入盐课而言，乾隆二十九年全国盐课共银三百八十余万两，而江浙为二百五十八万余两，占盐课总数百分之六十八。在每年运京供帝王后妃文武官员兵丁食用的四百万石漕粮中，江浙占了二百五十七万石，为漕粮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仅此几个简单的数字，便足以表明江浙二省在全国经济领域的特殊重要性。
江苏、浙江二省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他省。仅以关系政界、文化界最为重要的科举而言，江浙二省状元最多。顺治朝举行了八次殿试，取了八名状元，其中有江浙的吕宫、邹忠倚、史大成、孙承恩、徐文元、马世俊六人。康熙二十一科，除山东邓钟岳考上一名状元外，其余二十个状元皆系江浙人。雍正朝的五个状元中，江浙人居其四。乾隆年间出了二十七个状元，江浙人居二十一名。以上顺康雍乾四朝皇上钦定的六十一名状元中，江浙出了五十一位状元，占状元总数百分之八十三。榜眼、探花以及二、三甲进士之情与此类似。这也直接影响到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职的人选，江浙之人任职之多，在政界影响之大，是其他各省难以相比的。
江苏、浙江又是清朝前期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一直延续不断，文字狱也以江浙为多。这些事实表明，江浙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朝廷必须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巩固其统治，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帝要效法皇祖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二、巡幸的准备工作
乾隆皇帝弘历于乾隆十四年十月下达巡幸江浙之谕后，便督促臣僚进行安排，使其实现。他多次下谕，责令群臣不要浪费民力扰乱民间。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他谕军机大臣：朕巡幸江浙，“问俗观风”，清跸所至，除道供应，有司不必过费周章，已经屡降谕旨。“至川原林麓，民间冢墓所在，安厝已久，不过附近道旁，于辇路经由无碍，不得令其移徙”。［4］同年三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之折到京。其折说：查勘御道营盘处所，南省道路，山水交错，不似北地平旷可以随宜布置。且杭、嘉二府道旁皆桑，平原难得。臣与向导大臣恭阅御舟所经河道，纤路最宽者，不过一丈以上，或尚不及一丈。“臣等不敢过求开阔有损田园”，凡营盘处所，必详勘无妨民业之处，签桩修治。至于杭城西湖各名胜所经陆路，亦止期修治平坦，无事开拓宽广。乾隆帝阅后批示：“知道了。总以务朴省事及息浮议为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