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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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就随行马匹牧放巡哨之事下谕说：以往圣祖前往盛京时，众人所乘之马，曾照出兵例，派兵巡哨马厂。此次随行官兵，久未外出，未能谙练，“行营马匹，最关紧要”，倘不能寻觅水草牧放，必致疲乏。若按官兵驼马，派兵巡哨，则随往之马甚多，而此次官兵又不甚赢余，或令各自牧放，酌量派遣深悉水草官兵引导约束，倘有遗失，令哨兵寻觅。其应于何处巡哨，何处不必巡哨，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分别详悉议奏。
王大臣遵谕议奏：御营前后，设有卡座，地面宽阔，水草丰美，卡内尽可牧放马匹，惟左右两翼无卡，应于曾经参加围猎、出征之人内，派出护军校、兵丁共八十名，侍卫、章京四员，每翼派四十名巡哨，以侍卫、章京各二员统辖，如果遗失马匹，即令守卡人寻觅。至于从盛京回銮时，系由大路经过，便不必巡哨。乾隆帝批示：依议。著传示所有随营官兵。
出发之前一天，七月初七日，大理寺卿定柱奏：皇上恭谒祖陵，为期甚长，请于八旗都统、副都统内派出数员，自起驾之日起，至回銮之日止，协同步军统领等官，每晚在皇城内外及大城各处，分地稽查。再谕令都察院、步军统领，转饬五城巡察御史，暨三营将弁，亦不时勤加稽查，务期周密。乾隆帝同意其奏，降旨说：左翼著派松阿里、广禄、王进泰、允禧、韩光基、德敏，右翼著派胡林、弘炯、卓巴、李元亮、阿克敦、西忒库，逐日每翼著一人轮班稽查。
作了这些安排后，乾隆帝便于七月初八日奉太后启銮，并下谕蠲免经过州县钱粮，留下履亲王允祹、平郡王福彭、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在京总理一切事务，开始了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前往盛京恭谒祖陵之行。
二、巩固龙兴之地
乾隆帝弘历四次恭谒盛京祖陵，除了巡视沿途地区情形外，主要作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为巩固龙兴之地。盛京是清帝的发祥地。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辽、吉、黑三省之东、北，与正在积极扩大疆域的俄国接界，是大清国防止北方、东方外来侵略的前沿阵地。就国内各族之间的关系而论，乾隆八年第一次盛京谒陵时，曾大败清军于和通泊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势力仍然相当强大，随时都可能南下，袭掠已为清帝外藩扎萨克的漠北喀尔喀四部，并进掠漠南科尔沁等部，构成对直隶、京师的严重威胁。清政府要防御准军的入掠，或对准部进行攻击，奉天是十分重要的军事要地，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军分三路，东路就是奉天将军萨布素率领的东三省劲旅。
奉天、吉林、黑龙江满洲八旗官兵和索伦等部落的人员，还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此时，北京和关内各省驻防满洲八旗人员，已因升平日久，沾染柔靡恶习，而日趋享乐苟安，士气低落，弓马生疏，临阵溃逃之事，层出不穷。因此，遇逢重大战争，清政府已不能完全指望京旗和中原驻防旗兵，而更多地动用东三省满兵和索伦、达呼尔等部落人员，由后者编入八旗的“新满洲”，出现了不少勇猛善战的骁将。象著名的猛将海兰察，便是世居黑龙江的索伦部的成员。他从乾隆二十年以马甲从征准噶尔起，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任至都统、参赞大臣、御前侍卫、领侍卫内大臣，封一等超勇公，三次图形于紫光阁。
正是由于东三省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康熙帝曾三至盛京恭谒祖陵。自命为皇祖之贤孙的乾隆皇帝弘历，当然也知道此举之重要性、必要性，故在乾隆六年初举秋称之后的第二年，就第一次到盛京谒陵，抓紧进行安顿龙兴之地的各种工作。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他正在鹿群最多的巴彦行围之时，便亲题盛京各衙门的匾额，奉天将军衙门之匾额为“屏翰邠丰”，盛京户部为“宗邦会要”，礼部是“典要明禋”，兵部系“陪京枢要”，刑部是“弼教留都”，工部为“饬材山海”。［4］
八年九月初六日，乾隆帝行围于舍里时，又下谕嘉奖和优恤盛京兵丁说：“朕此次至盛京，视其兵丁，身材壮健，弓马娴熟，犹未失满洲旧制，大臣官员等，各相奋勉，训练整齐。自朕来时，伊等欢欣鼓舞，诸务备办，甚属诚敬，尤为可嘉。朕虽加恩赏赉，念伊等生计，恐属不敷”，所请领取生息银二十万两，著交奉天将军俱借与官员兵丁，官员限四年扣完，兵丁于两年以后再定限扣交，“俾伊等生计，日臻充裕”。［5］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他下谕宣布：二十五日设大宴，筵宴盛京将军、大臣、宗室章京、文武官员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官员，自京城随驾前来的王、大臣、官员，蒙古王、额驸、台吉，俱著入宴。盛京官员、佐领与员外郎以上，及年老休致的官员，亦著入宴。闲散宗室、觉罗、主事与防御以下官员，拜唐阿等，俱著加恩、晚膳赐宴。
九月二十三日，乾隆帝谕赐奉天将军额尔图银五千两、副都统哲库讷等二千五百两，以供办差之用。第二日，他又下谕免征庄头仓粮。谕旨说：盛京户部庄头，每年交纳租粮，除预备陵寝祭祀各项供应外，送纳入仓，发给各处匠役口粮。“今朕恭谒祖陵，亲诣盛京，轸念各庄头终岁勤苦，输将无误”，著将乾隆八年应交仓粮一万余石，加恩宽免。各庄欠交七年份的米豆草束，亦一并豁免，“以示朕优恤旗庄之意”。［6］
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乾隆帝以恭褐祖陵礼成，颁诏天下，优恤奉天人员。诏书说：
“溯源报本，弥深追远之情，陈瑞荐馨，式重谒陵之典。我朝定鼎中原，统一方夏，重熙累洽，海宇升平，声教覃敷，民物康阜，百年于兹矣。缅维圣圣相承，肇基东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诞膺景命，式扩鸿图，辽海沈阳实为龙兴之地。朕缵承大统，夙夜孜孜，念祖宗缔构之艰难，思列圣燕贻之绵永，盛京旧地，瞻望桥山，敬考典章，肃申思慕，于乾隆八年秋，恭奉皇太后祇谒永陵、福陵、昭陵。大礼既成，留都是莅，瞻神丘之葱郁，仰祖德之灵长，爱沛德音，用颁湛惠，所有事宜，开列于后。”［7］
恩诏共有九条：一、随从之王，纪录一次，随来之大臣、官员及．奉天文武大臣、官员俱加一级。二、随从兵丁及内务府执事人等，俱赏一月钱粮。三、奉天、山海关文武大臣、官员、兵丁、三陵守陇官兵，俱著加恩赏赉，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四、奉夭居住之宗室、觉罗及国戚子孙，俱著加恩，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五、奉夭府属应征乾隆九年份地丁银两，著予宽免。六、奉天旗民男妇，年七十以上者给与布一匹、米五斗、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匹、米一石，九十以上者加倍。七、试职官员，俱准实授。八、奉夭府、宁古塔、黑龙江等处，除十恶死罪不赦外，凡已结正未结正，死罪俱著减等，军流徒杖等罪，俱著宽释。九、奉天内务府庄头之所有积欠，在乾隆七年以前者，俱著宽免。
同一日，他又下谕说：盛京所属各城旗员和州县官员，因钱粮未完、缉盗不力、公事失察等过而罚俸、住俸、停升、降级留任者，念其在巡幸时勤勉效力，俱予宽免，给还俸禄，悉行开复。
第二天，九月二十六日，总理行营事务庄亲王允禄等遵照恩诏集议后上奏：奉天、山海关及守护三陵官员，自奉天将军以下，有文武官员一千一百余员，分别赏赐马鞍、撒袋、腰刀、缎子等物。兵役共二万八千余名，分别赏给银布，详见进呈的清单。乾隆帝看过清单后降旨：奉天将军额尔图加赏蟒缎、千里眼、小刀、火药葫芦、烘药葫芦、火镰各一及大荷包一对。副都统哲库讷等加赏大缎各一匹。随围协领六员，加赏大缎各一匹。佐领、骑都尉二十八员，加赏官缎各一匹。防御、云骑尉二十一员，加赏彭缎各一匹。骁骑校三十九员，各加赏银四两。随围兵一千名、虎枪手五百名、随往山海关兵三百名、牵驼兵一百四十名、随营当差兵五百名、火班兵一百二十名、修理桥道兵二千三百名、台兵一百名，预备柴炭兵一千名、随营“番子”二十名，俱加赏一月钱粮。护枪防御、蓝翎侍卫，每员加赏彭缎一匹、大荷包一对。兵四百名，加赏一月钱粮。其余，皆照王大臣等所议。
庄亲王允禄等又遵依恩诏议奏：盛京之宗室内，有章京六员、休致章京二员、六品廕生一员、八品宗学副管二员、闲散宗室八十二名、觉罗长八名、闲散觉罗九十六名、紫带子觉罗四名，外戚子孙内，有防御二员，只有顶带无俸之人一百零一员、兵丁一百零八名，以上人员均分别拟赏马鞍、缎子和银两。皇太后恭谒陵寝，执事命妇、总管之妻以下至香灯上人之妻，共三十余人，遵旨分别赏给银、缎。此次阅看盛京官兵，“练备整齐”，请将协领十二员赏给金牌各二面，佐领、骑都尉四十员，各赏金牌一面；云骑尉、防御十八员，各赐银牌三面；骁骑校五十五员，各赏银牌二面；记名领催十名、兵五千名，各赏银牌一面。共需金牌六十四面、银牌五千一百七十四面。乾隆帝均批示照办。
乾隆帝还特下专谕，褒奖盛京八旗兵丁勤练骑射，不忘旧俗，令其奋勉。他说：“盛京乃我朝肇基之地，人心朴实，风俗淳厚。朕此次恭谒祖陵，巡幸至此，见其兵丁，汉仗俱好，行围演武，均属熟练整齐，至其淳朴旧俗，百余年来，未尝少失，朕甚嘉悦。国本攸关，最为紧要”。将军、副都统、五部大臣，应当“惠爱旗人，视同子弟，于淳朴旧习，尤当留意，务使经久不渝”。“著将此旨通行晓谕，务宜共相奋勉，以称朕意”。［8］
乾隆十九年五至十一月，乾隆帝至热河，取道吉林，巡历辽沈，第二次到盛京恭谒祖陵，亦以“车驾所至，兵民各安本业，风俗淳朴，辇路欢迎”，而下达专谕，蠲免奉天所属州县乾隆十九年地丁钱粮，加恩赏赐奉天、吉林、直隶等处官员兵丁。四十三年、四十八年第三、第四次谒陵，亦大体上依乾隆八年之例，免去奉天所属州县钱粮，赏赐有关官员兵丁。这对巩固龙兴之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缅怀祖勋 大统永存
乾隆帝恭谒祖陵时作的另一重要工作，是训诫宗室“恪守旧章”，不失“满洲旧俗”。每次前往盛京，他都要率领皇子、皇孙、叔伯弟兄等宗室一同前往，让他们目睹旧迹，知悉祖宗创业之艰难，以振奋精神，勤于职守，共保大清王朝，当然，他自己也从中受到教育，更增勤政安国之念。他在乾隆八年八月阅读留京总理事务履亲王允祹等的请安折后，降旨回复说：“自入盛京，历观旧迹，溯我朝之肇兴，忆祖宗之开创。……每敬思之下，钦畏之念弥增”。［9］他于《御制盛京赋》之序中着重讲道：“盖以祖宗之心为心，则必思开创之维艰，知守成之不易，兢兢业业，畏天爱人。”［10］
因此，他在乾隆八年第一次拜谒盛京时，特别制定了隆重的谒陵仪注，以后即照此实行。其制如下：皇帝御素服，至正门外降舆，礼部堂官导引，由正门之左门进。如谒永陵，则入启运门之左门，经启运殿东旁行，以地狭窄，将拜褥设于阶下，行三跪九叩礼。若谒福陵、昭陵，则入隆恩门之左门，经隆恩殿东旁行，诣祭坛处，行三跪九叩礼，兴，诣东旁立，俟设奠几毕，进入谒陵。系永陵，则四跪，祭酒十二爵，是福陵、昭陵，各祭酒三爵，每一祭酒，行一叩礼。礼毕，仍诣东旁立，西向举哀。王以下、三品以上官员，于殿之两旁，按翼向上排立，均随行礼举哀毕，礼部堂官导引皇上由原进之门出，乘舆还行宫。皇太后、皇后谒陵，亦有专门的仪注。
乾隆帝还仿照皇祖玄烨之制，亲临开国元勋克勤郡王岳讬、武勋王扬古利、宏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等人之墓赐奠。
除了通过这些活动以教育宗室王公子弟以外，乾隆帝还常就盛京谒陵时王公的表现，而对他们加以训诫和勉责。乾隆八年十月初一日，他在盛京，御大政殿，赐随从王公大臣宴于凤凰楼前，并下谕训斥不守旧例的王公说：“尔等得与朕在清宁宫祭祀，皆祖宗所赐之福，亦系满洲之旧例也。今观满洲旧例，渐至废弛，且如怡亲王弘晓不佩小刀，是何道理？朕敬阅实录内载皇祖太宗谕曰：今宗室之子弟，食肉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满洲旧俗，后之子孙，何所底止？是太宗当时教训诸子，早念及后之子孙遗弃旧俗矣。……至围场之暇，朕尝射鹄，连中多矢，而与王等较射时，往往不中者，非故让也，因见尔等之射不慊于中故耳！此次除庄亲王外，其余王等皆不能手格一兽，由不自奋勉习学所致，乃反以为从朕远行，致罹罪戾。……尔等皆系太祖、太宗一派子孙，乃至如此，朕心深为愧惕。嗣后尔等宜以朕今日教导之言，常如祖宗在天之灵亲临告诫，革除陋习，恪守旧章，以仰荷祖宗眷佑于奕禩，可不勉乎！可不慎乎！将此通谕在京王公宗室等知之。”［11］
乾隆四十三年第三次恭谒盛京祖陵时，年近古稀的乾隆皇帝弘历，于九月初一日在盛京下达了一道长谕，详述谒陵之重要性，训示子孙必谒祖陵，否则即为忤逆之子孙，若有臣僚谏阻谒陵，即诛戮毋赦。他在概述先祖创业之艰后说：
“且自出关后，途中所经，城郭则宁远、锦州、广宁等处，山川则松山、杏山、大凌河、萨尔浒、尚间崖、浑河等处，悉我太祖、太宗艰辛百战之地，历历在目。溯自兴京肇迹，辽沈迁都，业基于勤，而谋成于断，皆世世子孙所当深念者。……夫以朕之景仰前型，勤恳若是，必三至乃得晓然于心，凡我子子孙孙绍登大统者，可不体朕志以为志，眷怀辽沈旧疆，再三周历，蘄于祖宗遗绪，身亲而目睹者！至于朕叩谒永陵、福陵、昭陵，每至必泪随声涌，瞻恋不忍去，此非可以强致也。……我后世子孙，诚能遵朕此旨，处尊位而常缅前劳，览当年原巘而兴思，拜旧里松揪而感怆，自必懔然于天眷之何以久膺，憬然于先泽之何以善继，知守成之难，兢兢业业，永保勿坠，则我大清累熙重洽之盛，洵可绵延于亿万斯年失。非然者，或轻视故都，而惮于远涉，或偶诣祖陵，视同延揽古迹，而漠不动心，是则忘本而泯良，设有其人，即为国家之不幸，实不愿我后嗣之若此也。子若孙可不恪奉朕训，而知儆惧乎！……或我子孙，尚知遵朕此旨，欲莅陪京，而其时无识之臣工，妄以为人主当端处法宫，综理庶政，不宜轻出关外，此即我朝之乱臣贼子，当律以悖命之罪，诛之毋赦！……十数年后，朕躬若尚如今日之康疆，仍当再修上陵之礼。然尚须有待，嗣后每阅三年，即派皇子二三人恭谒祖陵，每次于秋冬间启行，……俾之历览旧京风土，自皆惕然动念，感天佑而仰祖功，无负朕谆切垂训之意钦承毋忽。将此通谕中外。”［12］
四、怀柔蒙古
隆乾帝四谒盛京祖陵的重要目的，是作好漠南、漠北扎萨克蒙古的工作。谒陵途中，要经过蒙古地区，或离蒙区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