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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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治平坦，无事开拓宽广。乾隆帝阅后批示：“知道了。总以务朴省事及息浮议为要。”［5］
不久，他又看到向导大臣的奏折。向导大臣努三、兆惠奏称：由杭州渡江至绍兴禹陵、南镇一路，“河道窄狭，仅容一船，经过石桥四十余座，须拆毁过半，早地安设营盘，地气甚属潮湿”。努三、兆惠的责任是保证御道畅通、安全，让皇上、太后平安、舒适地游览、考察，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一般是不能以此惊动圣上烦劳天子的，这将被视作无能、失职或欺扰至尊，而被惩处，为什么这两位大臣要冒遭罚的危险奏呈难题？因为，他们所奏的含义是很清楚的，至少有两点十分明确：一为道路难行，谏阻巡幸浙江；二为如要前往，需大兴土木滋扰民间。这对于乾隆帝来说，确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因其不便行走而停止吧，出巡的愿望就会落空，雄伟的目标无法达到，允其拆桥占用民地大建营盘吧，又要骚扰民间，违背已发之旨，此题确难解答。但乾隆皇帝可不是遇事惊慌胸无主见之庸君，而且此时刚及不惑之年，身体健壮，胸怀大志，对个人享受看得并不太重，因此，经过思考后，他找到了轻易攻关的妙方。他于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谕军机大臣：朕初次南巡，禹陵近在百余里之内，不躬亲展奠，无以申崇仰先圣之素志。向导及地方官拘泥而不知权宜办理之道，鳃鳃以水道不容巨舰、旱地难立营盘为虑，若如此，所议拆桥数十座，即使于回銮之后，一一官为修理，其费甚巨，且不免重劳民力，“岂朕省方观民本意耶”？“朕在宫中，及由高梁桥至金海，常御小船，宽不过数尺，长不过丈余，平桥皆可径度，最为便捷。越中河路既窄，日间乘用，俱当驾驶小船，石桥概不必拆毁”。其原拟安立营盘二处，“著于此处造大船一只，专备晚间住宿”，不必于早路安营，既避潮湿，“且免随侍人众践踏春花之患”。［6］看起来似乎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就因乾隆帝不拘泥必坐龙船竖舰之常规，临机应变，改乘小船，从而轻易地跨越过去了。
乾隆十五年十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呈报关于巡幸浙江的两个问题。他奏称：明春南巡，浙省杭、嘉两郡俱系水乡，湖荡港汊，纵横交错，自江南交界至杭，陆路惟运河纤道，宽仅七八尺，凡应用什物暨执事人等，有须先送前站预备者，若开辟陆路，必挖废很多民间田园，今勘定副河一道，什物及执事人等，均由副河前进。御道两傍，本来俱应安兵站围，浙省运河纤道竟有无可站立之处。今酌定于两岸内，凡支河汊口各安卡兵二三名，临时禁遏人舟，如无路径处，不复安兵站围。其两岸有村镇居民处，许令男妇老幼跪伏瞻仰。乾隆帝于十月三十日批示：“甚是，妥当之极。好。不必严为拦阻。”［7］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总理行营王大臣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呈奏明春南巡所需之兵丁、马匹、船只等事。允禄等奏：水路随从官兵，必宜酌减，除大臣等应中途留住及随从人员已钦派外，侍卫仍派三班，兵丁本应派八旗六百名、健锐营四百名，但江、浙一路乘船，健锐兵久不操练，恐致生疏，应予停派。至江南登舟时，各处官员人等量减，但取差使无误，其余人员俱留住河北。其前锋、护军等兵，减派五百名，加上江宁迎驾兵二百名，足敷差使。拟派章京四十员，虎枪侍卫兵丁拣选四十员。江浙旱路应需之马，除御马用船载往，随从人等官马，照康熙时例，取用于地方，大臣一员用马五匹，章京侍卫一员马三匹，护军、紧要执事人等用马二匹，其余每二人用马三匹，于驻防、绿营官马、驿马内预备，合计需马六千六百九十余匹。其由徐家渡至直隶厂，由小五台至平山堂、高旻寺，由苏州至灵崖、邓尉、虎丘等如非紧要差使，俱留于舟次，约须备马四千匹，仍令每十匹外多备一匹，以便添用。至于船只，如多，亦恐拥挤，派出大臣，或每员给二只，或一只。侍卫官员等，或二三人一只，或四五人一只。拜唐阿兵丁，或八九人一只，或十数人一只。除装载物件便民船二十五只外，统计沙飞、马溜船四百四十只。随行官员人等，在十里以内者回船住歇，远者于附近寺院歇店宿歇，不许占住民房。米粮柴草，派地方官招商，于行营左右公平售买。乾隆帝览折后，同意其议。
不久，两江总督黄廷桂奏，遵照廷议，将马照数调备，并备马二千余匹赴浙协济。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拟调通省营马五千匹备用，其什物另备人夫扛抬。总理行营王大臣就此议奏：江苏人稠地狭，马匹太多，难以安顿饲养，请再酌减江苏备用之马。浙省既备有人夫扛抬什物，原议每十匹外备一匹之议，可予减省。帝从其请。
另外，江宁将军锡尔□，两江总督黄廷桂奏准，巡幸之时大阅，预备满兵一千五百名、汉兵一千五百名会合操练。两江总督黄廷桂奏准，车驾经历江苏省内二十三个州县，赏赉需钱，宝苏局存钱不敷，暂加铸八卯。等等事项，总理行营王大臣和江浙官员，紧张进行准备。出巡之时，需指派一些王公大臣留京，总理事务，途中由总理行营王大臣具体安排，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巡幸江浙时，乾隆帝便指定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史贻直在京总理事务，行营由大学士、一等公傅恒总管。以后五次南巡的准备工作，大体与此相似。
三、南巡之情和成效
乾隆皇帝弘历仿效皇祖康熙帝玄烨六巡江浙之例，亦六下江南。第一次是乾隆十六年，从正月十三日离京，至五月初三日奉母后返回畅春园。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出发，四月二十六日回圆明园。第三次是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四日，第四次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第五次为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最后一次是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前四次是奉母后前往，后两次为帝率臣巡幸。这六次巡幸，一般都要到江宁（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加上浙江的海宁县。六次所经之地、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范围。现以第一次南巡为例，参举其他五次巡幸，作些评述。
其一，蠲免积欠钱粮。第一次南巡之前，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下谕蠲免江苏、安微、浙江钱粮说：“朕巡行江浙，问俗省方，广沛恩膏，聿昭庆典”。更念东南贡赋甲于他省，其历年积欠钱粮，虽累准地方大吏所请，分别缓征带征，以纾民力，而每年新旧并征，小民终未免拮据。朕宵旰勤劳，如伤在抱，兹当翠华亲莅，倍深珍切，用普均霑之泽，以慰望幸之忱。
著将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三年江苏积欠地丁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微积欠地丁三十万五千余两悉行镯免，“俾官无诖误，民鲜追呼，共享升平之福”。浙江因无积欠，著将本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三十万两，以示鼓励。直隶、山东所过州县，蠲免本年应征额赋十之三，又免山东欠谷九十七万石余。
其二，阅视河工。江浙屡遭特大水灾，成千上万人葬身鱼腹，田园庐舍淹没，家产尽失，故乾隆帝视水灾为江浙大害，决心大兴河工，治灾牟利。早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时，向导大臣努三、兆惠就奏称：江南附近御路朱家闸之引河，洪泽湖之九里冈，清口之木龙、运河闸，高邮州之东堤、南关、车运坝及高家堰，共八处，“均关运道民生，工程紧要，仰请亲临阅视”。［8］乾隆帝于第一次南巡期间，就直接处理了几件有关河工之事。江南河道总督高斌等奏称，高堰汛内大坝、里坝等处石工，上年连日风雨，倒卸四段，长七十三丈五尺，请拨银兴修，帝批准其奏。他又下达专谕，命修建淮安石堤说：朕经过淮安，见城北一带，内外皆水，虽有土堤，而人烟凑集之区，“设经异涨，其何以堪，亟应改建石工，以资保障”。著河道总督高斌会同总督黄廷桂确勘详估，及时建筑毋忽。［9］他亲祭禹陵，行三跪九叩礼。他阅视蒋家坝堤工，并降专旨，筹定洪泽湖五坝水志，畅开清口。他说：洪泽湖上承清、淮、汝、颍诸水，汇为巨浸，所恃以保障者，惟高堰一堤，天然坝乃其尾闾，伏秋盛涨，辄开此坝洩之，而下游诸州县胥被其患。下游居民深以开坝为惧，而河臣转藉为防险秘钥，二者恒相对持。朕南巡亲临高堰，循堤而南，越三滚坝，至蒋家闸，周览形势，乃知天然坝断不可开，天然坝当立石永禁开放，以杜绝妄见。高堰石堤至南滚坝以南，旧用土工石堤，应自新建信坝北雁翅以北，一律改建石工。此后，他对河工更多次下达专旨，尽力讲求治河之法，投入巨量帑银，兴办了几项大工程，收效很大，正如他在晚年所述那样：“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凡一切补偏救弊因时制宜之方，亦既殚精劳思，夙夜讲求，不惜数千百万帑金，以蕲一劳永逸，为亿兆生灵永远安全之计。兹幸南非河工，自开放新河之后，化险为平，海塘石工，依限告蒇。”［10］
其三，召见和加恩江浙士绅。对于休致或因事因故居家的文武大员，以及进献诗文之绅衿，他皆予厚遇，或起用其官，或赐诗物嘉奖，或授与职衔。第一次南巡时，浙江省海宁县人陈世倌，原由乾隆帝自废员起为左副都御史，迁工部尚书，乾隆六年擢至大学士（此人即野史胡说其家是乾隆帝之出生之地的尚书），后以拟旨错误，下吏议夺职，帝斥其“卑琐不称大学士”，从部议，夺其职，返家闲住，乾隆十五年入京祝嘏，帝命赏还原衔。十六年三月三十日，乾隆帝于高曼寺行宫降下一谕：原任大学士陈士倌从前罢任，尚无大咎，上年已复予原衔，此番于行在屡经召见，虽年过七十，精力尚健，且系旧人，仍著其入阁办事。他又下谕，对致仕侍郎沈德潜加恩，照其原官赏给本俸，前来接驾的革职提督杨凯年力未衰，从前被参案内，尚无劣迹，且曾历练戎行，著加恩补授河南河北镇总兵。对接驾时参加考试考中之举人蒋雍植、钱大昕、昊烺、褚寅亮、吴志鸿等人，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
其四，阅兵。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在苏州、嘉兴，三月在杭州、江宁皆数次阅兵，并赏赐官兵银米，他曾写过好儿首阅兵的诗，其中一首是在江宁阅兵：
“建业开牙驻禁军，当年深意守惟勤。安时要不忘危日，诘武宁当视具文。八色旗分光耀旭，千行士气厉凌云。方行禹迹无非事，大烈钦承勗绍闻。”［11］
其五，移风易俗。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就江苏奢靡之风下谕说：
“朕命驾时巡，周览风俗，观民察吏，惟日兢兢，三吴尤素所□念也。粤自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巡幸东南，先后六举，历今四十余年，盛典昭垂，衢谣在耳。顷者入境以来，白臾黄童扶携恐后，就瞻爱戴，诚意可嘉。朕已叠沛恩膏，广敷渥泽，惟念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末裕，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有未逮。夫去奢崇实，固闾阎生计之常经，而因时训俗，以宣风而布化，则官兹土者之责也，其尚动乃实心，以行实政，无忝教养斯民之任。……事事惟侈靡之是戒，将见康阜之盛益臻，父老子弟共享升平之福，朕清跸所至，有厚望焉。”［12］
另外，谒明太祖朱元璋孝陵，视江宁机房，祭明臣王守仁，幸尊文书院，游览报恩寺、雨花台、灵谷寺、虎丘、西湖等名胜古迹，等等。
通过六下江南，乾隆帝了解了官风民情，兴修河工，蠲免赋税，革弊兴利，宣扬圣恩，争取江南缙绅士民，对安定江浙，发展生产，创造“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由于六次出巡，大量人员来去奔波，几千匹马，上千只船，每次历时四五月，这项“大差”确实也用掉了大量银两，滋扰了民间。
尽管乾隆帝先后几十次下谕，讲述一切费用动支帑银，禁止骚扰地方，力求俭朴，不许奢侈，但是事实上却远非如此，随侍大臣作威作福，地方官员拼命巴结，竞奢华，比阔绰，使六下江南之举，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民间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比如，乾隆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巡幸江南，在杭州换小船之前，都是乘坐特制的安福舻，“甚为安适”，还有翔凤艇作为备用，“已极便适”，而两淮盐政伊龄阿还令盐商办制宝连航御舟，供帝乘坐，遭帝严斥。［13］仅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两淮盐商便挪用应交运库的“余利银”四百六十余万两，供“办贡及预备差务”之用。［14］这“差务”就是供帝巡幸江南之用，这“办贡”也与南巡有关。这还不包括两淮盐商直接承办大差而用掉自己的银两。据档案《扬州行宫名胜全图》记载，两淮盐商为迎接乾隆帝巡幸扬州，曾先后集资修了高桥、香阜寺、天宁寺、迎恩桥、虹桥、莲花桥、万松亭、平山堂、宝塔寺、高旻寺、锦春园等（或在其原有之地内修建）宫殿楼廊五千一百五十四间和亭台一百九十六座，并购置其中陈设景物，使扬州市容、风气大变，更加奢华。沿途供应亦奢。乾隆帝第五次南巡时，御舟将至镇江，相距约十余里，“遥望岸上，著一大桃，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忽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15］
乾隆帝在晚年曾亲撰《南巡记》一文，总结性地叙述了他六下江南的原因、目的及成效，现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举大事者，有宜速莫迟，有宜迟而莫速，于宜速而迟，必昧机以无成，于宜迟而速，必草就以不达，能合其宜者，惟敬与明乎。……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田西师，一日南巡。……若夫南巡之事，则所为宜迟而莫速者。……盖南巡之典，始行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丁丑两度，不过敕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谕（向来河臣率皆靳拆清口，恐干多费工料之议，洪湖盛涨，则开五坝，下河一带，无岁不被偏灾。自壬午年三次南巡，始定高堰五坝水志高一尺，清口则开放十丈为准，俟秋汛后洪湖水势既定，仍如常接镶口门。嗣是河臣恪守此法，数十年来，下河免受水患，田庐并资保护）。丙申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乾隆丙申春谕……兴工，至丁酉仲春蒇事，开放新河，大溜畅达，既免黄河倒漾之虞，更收清水刷沙之益）。庚子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浙江海塘自戴家桥迤西皆柴塘，不足资巩护。庚子南巡，亲临阅视，因饬该督抚于老盐仓一带改建鱼鳞石塘，仍谕令存留旧有柴塘，以为重门保障。……石塘三千九百四十丈全行告竣）。今甲辰又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谕（……亲临指示，不惜百余万帑金，降旨一律接筑石塘，俾滨海黔黎永资乐利）。至于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无不筹度咨诹得宜而后行，是皆迟之又迟不敢欲速之为。……河工关系民命，未深知而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谬行之，其害可胜言哉，故予之迟而又迟者以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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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隆帝弘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