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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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家探讨绍庄发展的问题。他们都表示现在很难有好的办法带领全村有所作为，原因主要是没有钱。说到这里，周秘书拿出了一份报告给我看。报告内容主要是请求（县政府、县农委和县水利局）解决抢修隧道资金事宜。报告称：
我村位于白果镇河西，全村共600多人，500多亩田，解放后，我村水源靠江东白龙河坝，还要用四牛头脚车车四梯才能到我村田头。60年代后新桥水库修建，我村靠新桥水库二级提水，还要在新民长角头用20马力柴油机抽上来灌溉。为了水利村干部实在麻烦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村党支部想出办法，经全村村民的努力，1978年打通了三百多米的隧洞，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经过多年的考核，能灌溉绍庄、建筑、岳北、涓水等四个村，受益面积达2000多亩。由于隧道年深月久，风化，洞顶上有公路车辆纵横如梭，现已崩陷多处，如不及时抢修，其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确保丰收的命脉，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我村于1997年冬季采取紧急措施，在动工过程中，承蒙上级党政的关怀，在湖南新闻记者采访现场拍照电视演出，给予我村人民精神上的鼓励。我村支部和村委会一班人，在工程进展中，带领村民，想方设法，借资金、组织劳力，硬带头、拼命干，经过150天的顽强拼搏，使隧洞工程全部完成任务。整个工程实用资金68000余元，第二年开春又完成了一条配套600米长的中型渠道，实用资金18000余元，两项工程共有用资金86000余元，资金来源为村民集资亩均30元，计15000元，新桥水库补助4500元，镇政府补助4900元，共计24400元，其余亏欠60000元，全是按利息在储金会、基金会、信用社及私人借来的。现两会清欠加之村又穷，无经济来源，全村里的开支都要靠群众集资，哪里还有钱来还债。如今年两会清欠在上交提留收缴时就扣押了5000多元，但我们村干部也没有办法，到村逼债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当村干部为群众利益，感到这个日子实在难过。请上级领导理解。我村隧道在动工时，衡阳市水利局滨局长也亲自来我村察看隧洞工程两次，当时表态说，本年度一定解决5000元工程资金，其余的以后再想办法。到目前为此，那5000元资金还没有到位。另外有李副县长、水利局赵局长等领导也陪同滨局长两次视察我村隧洞工程现场，加之我村于1998年度维修村级公路，不幸出现车祸事故，又用10000医药费。现在我们村是债上加债，确实无法还清。现特具此报告再次前来，请求县政府主要领导，根据我村实际情况，是负债过重的特困村，给予解决部分资金，我村广大人民不胜感缴党恩，永记在心，终身难忘。
周秘书希望我能通过关系将报告直接递交给县委罗副书记。
我对他说，我在来衡山调查时就有言在先，绝不干涉县政村务。他听后虽有些不快，但还是表示理解。
9。6
4日早，雨夹雪。到三户重点观察户家了解2000年经济情况。以便与去年的情况对照。
据杨某介绍，他们家去年与今年相比，耕田的收入还是没有增加，主要是两个儿子农闲时在外打工的收入增加了一些。但今年为了给小儿子结婚，做了一些家具，花了几千元钱。其妻很气愤地说：我现在就是对政府不满，粮食不搞保护价了，前几天说按保护价收粮，只收了10天，等我们知道赶过去时，人家又不收了。这样下去，我们还种不种粮食？没有粮食，他们吃什么？
三访另一杨姓村民未果。据其妻言，今年比去年差一些，死了一塘鱼，亏了2千多元，其他的收入差不多。今年身体不好，只种了4亩田。那些田给人家做了。今年开支多了些。建了后房，花了1万多元，借的债（私人的）。治病花了几千元钱（妻脚痛花1000多元，杨眼病花了1000多元）。平时没事也打牌。有几个月的时间花在打牌上了。
周某也到广东打工去了。据说要在春节时才能回来。
9。7
4日上午，村里召开支部大会。这次会议的议程是评议党员。杨镇长今年在绍庄村蹲点，也到会。由于已近周末，简单了解了会议情况，就在杨镇长陪同下，到镇政府核实有关材料。
在镇政府大院司法办公室访黄助理。
黄助理，党员，白果镇岳北村人，1979年在衡阳市武警支队服役，1983年退伍，1983年10日招聘为司法助理至今。
他认为，目前农村纠纷有五种，一种是地界、土地纠纷，二是坟山纠纷，三是季节性的水利纠纷，四是口角斗殴，五是家庭纠纷。如果这五种纠纷化解不了，会对社会治安带来不好的影响，甚至造成刑事案件。一般村里发生了事情，先由村干部调解，解决不了，当事人打报告，由村里出具意见，由司法办调解。他说，白果镇的司法调解工作做得要算好的。现在有的干部没有威信。村民为什么相信我们，第一个做事有法律依据，村民都比较相信我们，比较公正；第二，我们能解决实际问题，为他们排忧解难；第三，是个关键，就是我们调解是免费。因此，镇司法办每一年解决疑难纠纷，大约140多起。从1993年开始评为衡山县人民政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1992年评衡山县人民调解先进单位。个人也多次评为普法工作先进。
他接着说，作为乡镇干部，待遇很低，每个月只有512。8元，妻子是岳北村村民，种了2。76亩地，两个小孩在上学。这些年，个人日子过得不是很好。而且当镇干部也很累。去年在粮食入库时，
我亲自为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帮他们送粮食到粮站，一共做了12天，有时回家连饭也吃不下。靠这种行动感动村民。村民就说，给你一个面子，让你今年完成任务。因为乡镇干部现在没有了强制性权力，我们只有靠这种感情的投资，靠人情关系去完成任务。这种人情关系主要靠我们帮他们办事情。我认为，农村工作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对国家政策不理解，中央的农民负担政策他们认为没有落实，与干部矛盾，干群关系紧张。我们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感化他们。
访白果镇计划生育办公室。计生办现有8人。李副镇长主管。一个主任，两个副主任，会计和出纳，一个药具员和二个手术医生。有三个是上级（县财政）发工资，其他的由镇里面发。
访白果国土管理中心所。据国土员符某介绍，该所共有8人，有一个所长，一个副所长，6位国土员。共管四个乡镇（白果镇、长青乡、江东乡、贯塘乡）。符称，现在国土所财政不拨款，自收自支，但收的钱上交30％给县财政，20％交县局，与乡镇财政无关。基本工资还是保得住。主要收农民建房用地的工本费，违法用地的罚款，搞国土清查。1999年国土所属于白果镇，现在分开了。直属于县国土管理局。原来归白果镇的时候只有2人，收的钱30％归乡财政，基本工资由县局拨，乡财政只负责补助。所以镇每年还可得几万元。现在这样一改，乡镇在经济利益上受到了损失。白果镇政府多次要求恢复原状。
访白果镇财政所会计曾某。她言称，今年已收上交提留的70％。明年费改税就会好收一些。现在农民愿意交就交，不愿意交就不交。
访白果镇党委委员黄某。黄某，共产党员，党委委员（主管组织工作）。在其办公室兼住房先核实了镇干部的有关情况。又谈到了农民负担问题。他认为：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我们认为，衡山特别是白果并不重，镇统筹大约只有40多元。但农民还认为太重，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不高，还有新闻媒体的宣传，还有他们认为我们将钱都发工资了。实际这些钱主要用于基层建设，比如学校，80％的钱用到学校里去，镇里有二个初中，教师的工资归教育局管，但教学楼、课桌和教师的宿舍都是由镇里出钱。我们这些镇干部的工资国家还拨了大部分。超编人员的工资由镇里发。县里拨的工资是基础工资，还有生活补贴由镇里面发，办公费等全部由镇里管。正式行政编制（在职）只有18人，退居二线的11人。每人发工资的钱并不多。
黄还认为，我们目前的国家和政策体制，不适应农村和经济的发展，所以农民对国家和社会有不满。他们将这些不满发泄在我们这些乡镇干部身上。比如今年早稻价格，是国家和省里制定（只有35元100斤），但农民感到价格太低，特别是下半年市场价42元，农民就怪我们这些镇干部，不该催他们交粮。实际上，这些都是上级规定的。这个粮食政策反复性太大，搞得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无所适从。
他最后特别强调，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还是要素质提高，这是个根本问题。现在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据这次人口普查，在农村高中生很少。文化程度低，就对电视或报纸上有关国家的政策理解不全面。科教兴国战略肯定是非常正确的，但现在国家政策和科学技术都很难在农村贯彻下去。这不仅是农民要提高素质
的问题，乡镇基层干部也要提高素质。
在黄某陪同下，再访镇财政所。因正在搞决算，只与所长进行了简单交谈。
因听说，县政委和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在近日将前往外地开会，决定明日先到衡山县城，召开一些座谈会征求意见。
5日早上6时许，天还没有亮，就顶着雨雪，开始了县城之行。天黑路滑，在赶往车站的路上，掉进了一个大泥坑，裤子撕了一个大洞，搞得像个泥人，公共汽车司乘人员说我一身是泥都不准我上车。最后只有高价坐上一部小四轮，经过2个多小时的路程，在9时半到了衡山县城，稍许休整，就冒雨到县委。在县档案馆见到县委办陈副主任，他见状大吃一惊，担忧和关怀之情，让我感动良久。
经陈联系，衡山县委宾副书记，衡山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肖主任、衡山县人民政府付副县长，汪副县长，及陈副主任等利用中餐时间，听取我调查情况汇报。在汇报前，与肖主任谈到了调查的方法问题。肖主任向我介绍了衡山县建立民情调查工作队有关情况。之后，我讲述了这次衡山调查的经过，解释了论文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材料。对此，他们表示认同，并多有赞辞。
接着，大家热烈地讨论起目前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我讲述了下面的观点：
中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问题。但是，从目前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和一些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并没有把握这个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关于农民负担问题。农民负担问题是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乡村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复杂。表面上看是由于乡镇政府乱摊派、乱收费和乱罚款造成的。但如果深究就会发现，造成“三乱”不仅是乡镇干部的作风和品德问题，而且与政府机构臃肿和国家财政体制有关，乡镇机构臃肿又与国家的干部人事制度有关。也就是说，农民负担问题具有很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其中行政性强迫、市场性掠夺和技术性制约才是最主要的。行政性强迫表明的是，国家利用行政手段对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行强制性的限制，将农业经济问题政治化。市场性掠夺是指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农产品价格、农村劳动力的价格等等交换的不平等性。技术性制约是指农业生产技术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农耕经济的性质。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目前的农业是一种低效农业，农民不能依靠土地和传统的耕作实现资本的原始性积累。
——关于乡镇体制问题。目前乡镇体制存在的问题，有机构膨胀的问题，有乡镇干部有责而无权的问题，有乡镇财政体制不顺而无能兴政的问题，有乡镇干部通过寻租的方式腐败的问题，有乡镇干部态度粗暴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而其根本性问题还是乡镇的职责和权力问题，也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边界问题。事实上，现在许多乡镇政府已不是作为政府来管理经济，而是在利用政府的权力来创造自己的经济利润。在一定的程度上，乡镇政府追求这种以“财政收入”为名的经济利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作为一种没有限度和制约的政府权力行为，则是很危险的。因为，乡镇政府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很容易变成为一种依靠权力的掠夺行为。这种掠夺行为如果不受到扼制，必将使基层政府丧失对农村的控制和动员能力。
——关于乡村民主问题。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将村民自治搞好了，乡村社会就稳定了，农村经济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的确，现在各地推行的民主选举和村务公开等措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无论从人的素质角度还是从社会政治发展角度，人民经受一种政治民主化训练都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对村民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从来都是社会政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目前乡村社会需要的组织性目标不是在社区内享受幸福安定的日子，而是需要进行有效的组织去参与社会大市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以社区为范围的民主，并不能解决农民利用现代组织进行市场竞争的主体和机制。更重要的是，市场化的经济竞争不能靠这种社区民主方式来解决。科层制的企业化管理才能成就最优化的市场主体，而且，只有在市场经济中，农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得到发展，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内在的动力和源泉。
——关于宗族势力的复兴问题。目前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复兴。总的来说，宗族势力具有落后的一面，是一种反现代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以血缘方式联结的社会组织，将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个人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组织的发育。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宗族势力尚不足以改变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宗族组织得以生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已不存在，宗族势力在现代社会复兴的代价是它自己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修复了社会关系链条的断裂。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以宗族为旗号的黑色势力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特别要警惕这些宗族性质的黑恶势力与农村基层政权的结合。
——关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目前，大量劳动力沉积在农村，农民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处于农闲之中。对此问题，刘易斯早在1954年就指出，传统农业中存在着无限的劳动供给、即相对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传统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有剩余。由于传统的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因而农业部门的劳动人数减少后，产量并不会因此而降低。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数的剩余劳动力，形式上在农业部门就业，实际上是隐蔽性的失业。据我们调查，目前中国农村还是广泛存在着失业现象。在湖南这些广大的典型的农业社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能获得更多效益，而且由于人多地少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农民基本上有一半多的时间处于闲业状况。闲置的农业劳动力寻找不到出路，将长期地制约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
由此可见，目前农村和农业存在的这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农民和农村真正平等地参与国家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问题，即国家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村社会的关系以建立合理的体制，让农民不致于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