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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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村干部的会议记录、工作笔记（下午叫村秘书收集），了解绍庄村2000年的工作情况。由于该村除了党支部有一本《组织生活记录本》外，村委会没有统一的会议记录本，要了解该村的工作情况，也就特别困难。除非将所有的村干部甚至一些小组长的工作笔记联系起来读，才能大体了解他们在这一年做了些什么。
整理完这些资料，已是元月3日早上2点30分。南岳后山的冬天的确很冷，当我从这些沉思中清醒过来时，阵阵寒意向我袭来。我想站起来，这时才发现，双脚差不多不能动了。等了好半天，我才能走到窗前。此时，窗外的绍庄村又黑又静，连狗叫声都没有，让人感到有几分恐惧。
9。3
1月3日早，与周秘书一同前往中湾组。其目的有二，一是参加中湾组李姓老人的葬礼，了解民情民俗。二是到绍庄村唯一的一个地下党周某家召开座谈会，核实论文考证的有关史实并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听取他们对农村有关问题的看法。
天下雨雪，泥路难行。一公里多的泥路，使我变成了泥人。
中湾组李姓老人（70多岁）在前几天逝世，3日是下葬的日子。其子请了村干部，村干部出面组织了开堂锣鼓队。这个开堂锣鼓队是村里的，现由老干杨组长管理，一般由6人组成。这是一种习惯。原规定要60岁以上，村里才派锣鼓队。后来逐渐改变了，只要是本村人，到村里面请，村干部就派锣鼓队去，并统一做人情，一般群众去世，是一盘炮再加30元钱，如果是党员加一个花圈由村支部主持开一个追悼会。村里的锣鼓队不收钱。组长还要打太桥（抬人上山），不能收钱。村里面村民，如果有来往，也要送人情，一般是20元，关系好一点是25…30元，叫地方人情。礼尚往来。但是亲属人情就不一样了，最少要50元以上。而农民家办一件白喜事，一般要花1万元左右，主要是要做3天到7天的道场，在这些天不仅要请道士或和尚念经，还要办流水席。全村的人情和亲朋的人情加在一起，大约可收到3000…5000元左右，主家还要花5000多元。这对于一个还处于贫困的地方，应算一笔很大的支出了。差不多相当于两年的收入。
据村秘书介绍，村里的红白喜事，一般都请村干部，无论关系好坏，只要请了村干部都要去。白喜事从来没有不请的事。红喜事主家也请村干部，但并不一定同时请3个人。一般由村干部主持婚礼，担任司仪。这对主家也是一个面子。看来，在乡村社区，村干部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代表着乡村社会的“正统”。一般的情况，人遇到了红白喜事这类特别的事件时，才会感到有这种“正统”的依赖是件很好的事。
李姓老人的葬礼很热闹。好像有两套锣鼓班子。出葬时走在前面的一套锣鼓队可能是从镇里面请的，所以比较专业，人也比较洋气（有的男人头发很长）。紧跟在棺材旁边的可能就是村里面的锣鼓队了。全村有许多人都来了。有些可能并不是由于关系好坏的问题，是来看热闹的。打太桥的是村各组的组长。据说在人民公社时期，无论那个生产队死了人，全大队的生产队队长都是抬棺材的人，长期下来，这已经成为了这个村的一种传统。但我看到，村干部就是一种象征性的人物了，周秘书就站在旁边看着，并不动手。我问及为何不去帮忙？他说，“我到这里来，就是给他们家一个面子，一般的情况我们主持完葬礼就不参加了，上山的事由各组组长去办。今天你要来参加，我是因为陪你才来的，也算破了一次例。”我笑着问是否是成文规定的。他说，这那能有什么成文规定呢？在农村许多问题是一个习惯。如果我没有当村干部，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大家都会认为你人热心，是个好人。而只要我是村干部，有些事就不能去做。除非是你的近亲。不然，另外一家就会要求你也这样做，你不做的话，人家就会见怪了。认为你看得起这家，看不起那一家。而且，你如果出面做了，其他的村干部也会说你，会指责你。组长们就不同了，他们做的事是必须做的，不做的
话，主家就会怪罪，村民们也会指责。这些都是些习惯，是一种规矩。
事实上，我已从绍庄村这许多事情中，体会到了中国现代乡村社会存在着一种习惯秩序。这种习惯秩序就像国家的习惯法一样，也是处理和固化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在绍庄的这些习惯秩序中，村民们很自然地将村一级干部与组长们区分了开来。这种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村干部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是象征性的，是一种权威的象征。这种权威对于处于红白喜事这类事件中的村民来说，意义特别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民们在村子的地位和面子。而对于村民小组组长来说，尽管他们按行政体制上与其他组的村民已经没有权利和义务关系了，但是，由于这种习惯存在，他们不得不承担一些非常具体的习惯性义务。如果不承担的话，他就很难在这个社区里很好地生存。这种社区性习惯，在村民们看来，有时比国法还重要。
观察完葬礼，在中湾组周某家开座谈会。
参加人员有周某（1948年参加地下党、农民）、周某之子（原绍庄村村主任、非党员）以及他们的妻子。陪同人员周秘书。座谈过程中，往来村民8人，其中有多人插嘴发言。
周姓老人回忆了绍庄村及他本人的有关的历史。据他言，他是1949年9月解放前就在老7区武装部工作，为前线征粮。1950年4月到沙坪乡成立农民协会，担任经济委员。当时，绍庄还没有行立村一级组织，称为25区第6行政组。土改的时候由白沙乡和沙坪乡合并，这里的党组织属于白果区设立的总支，他就是受总支委托参加土改的。搞合作化时，第6组最早成立的是祝功组。随后中湾组、新谊组也分别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是1953年，地主和反坏分子不要他们入社，这里统称为涓江大队。高级社是1954年，岳北、建筑、绍庄3个行政组合并起来成立了涓江高级社。高级社是个大的核算单位，在高级社下面又成立了许多小组，组下还分为耕作组，由各耕作组组织劳动，记好工分和收入，再到高级社统一分配，再以小组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取酬，土地和耕牛等固定资产全归高级社了，不参加分配了。1958年搞人民公社的时候，这里开始叫绍庄大队，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介绍你到集体农庄”，大家都觉得好，上报到伟大人民公社后，就这么定了下来。当时共有6个生产队，即中湾、长春、太山、祝功、新屋、友谊，400多人。在1960年时，新屋和友谊合并为1个队。1981年开始搞互助组，中湾是一个互助组，长春分为2个，即一组和二组，太山分为二个，即一、二组，祝功没有分，新谊分为一、二、三组。1982年分田到户时，新谊的3个组又合并为一组。这时绍庄共有7个村民小组。
周某之子讲了自己治村的经验。他从1973年到1981年担任过中湾生产队的生产队长。分田到户时，中湾队有98人，有81亩田，当时分8分田一个人，多余的作公田。当时的生产队长有3个干部（队长、会计和保管员兼出纳），分田到户之后只有一个组长。1986年他又担任中湾组长。感到与原来的生产队长有很大区别，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开开会，贯彻一下上面的政策。1995年12月，换届选举当选为绍庄村主任。村主任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国土、行政、农业生产。修了水利，维修马路。1999年元月换届选举时，没有当选了。主要是没有被确定为候选人。当了这么多年村主任，感到最难做的是计划生育和国土工作。这个事情得罪人。
本想带领大家致富，最后没有成功。
他接着说：现在农民负担太重。我们家今年交纳上交提留320多元，水费100元，村提留42元，农业税128元，全部加起来540多元。今年种了7亩田，1万多斤谷。全家6人，父母，两个孩子，共收入3000元。周认为，现在农民种田是不行的了，只能有饭吃，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你去搞副业，也太难了。比如养猪，农民养了猪，没有办法往外卖。其原因是，现在镇里将收牲猪费的事承包给了镇里的个人，他们请了好多烂仔，不准外人到白果来收猪，这样猪这只能卖给他们。他们给的价钱低，而且让你受气。所以，大家现在都不愿意养猪了。搞其他土特产也是这样。而现在外出打工也很难，他的两个小孩在广东打工，一是工作的确不好找，二是有的老板叫你做事不给钱，有时连自己都保不住，基本上没有钱给家里。
听这些感触较多。就其提到的各种税费为540元，而一年的收入却只有3000多元。一年的收入20％要应付各种税费。说负担重呢，又只有500多元。还不及现在某些人的一条烟钱。就是他们村里的一场红白喜事，也可交近20年的各种税费。为什么农民愿意花大钱去办这些红白喜事，而不愿意上交提留呢？
9。4
3日下午，在新谊组李某家召开座谈会。
参加人员有李某等人。
李某，1949年参加地下工作，1950年入党，1953年至1954年任初级社会计，1955年5月调衡山县委农村办会计；1961年5月参加支农，作退职回家；1962年至1964年任绍庄支部书记；1965年至1971调白果五七厂任书记，1971年至1976年绍庄党支部书记；1976年至1984年白果企业办副主任，1984年2月，从企业退休。
李回忆说，1949年10月解放，我们村叫白沙乡25区行政6组。土改时，来了工作组，是三个北方人，大约30来岁，到村里后，就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住贫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的身份和职务都保密，背了枪。当时就找到我，要我担贫苦农小组长，那时我22岁，没有田，租住地主房子。我又去找这些困难户，组织他们清算反霸，三七五减租，二五五衡粮。1951年成立农民协会“沙坪农民协会”，我是代表。行政6组正式成立时，我当组长、还有副组长、通信员等4人。吃自己的饭，连纸张都没有。土改时我们6组共有4户地主，富农1户。我们在6组范围内单独分了地。1953年春季，开始搞互助组。村里第一个互助组，叫换工互助组，最早有10户。平时关系都比较好，都只分了田，但是没有资本。
1954年搞常年互助组。当时主要有四个互助组，最大的互助组大约有18户左右，80多人。1955年就转为初级合作社。全村就是一个，名字叫白沙乡行政6组初级合作社。开始时中农和富农不准人社。合作社里有社长、会计和计工员、妇联主任。
1956年7月份转高级社，高级社又与建筑、岳北、涓江、绍庄联合叫涓江高级社。社长、会计、妇联。下面分耕作组。我们绍庄分为两个组。一耕作组、二耕作组。涓江高级社1500多人，300多户。
1958年成为人民公社，由四乡的高级社（望峰、棠兴、白果、松柏组成），叫伟大人民公社，我们这里叫绍庄大队。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介绍你到集体农庄”。
1962年重建阶级队伍，成立了绍庄贫农协会。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大队叫总支委员会，下设总支委，5至7人组成。1963年刘少奇又开始分田，我自己不愿意去，说只有一次土改，没有二次分田。但还是分了，只搞了一两年。
李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基本上是依靠农民起家的。无论是在农会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无论多苦，多难，农民都对共产党有感情，都能够理解共产党的许多做法。就是吃大食堂时，全村的人像叫花子一样，拿着饭碗天还不亮就去“打饭”，吃不饱，死了人，大家还是感到了一种希望。
（杨某插言：公共食堂时，全村最早是一个，后就分为三个。家里不准做饭。）现在，每家每户的日子要好多了，但大家反而对共产党的感情远了。为什么呢？我看主要的由于社会这些腐败现象让我们对共产党的许多干部看透了，现在感到没有希望了。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现在感到很失望，也很痛心，不知道路在何方。
李拿出他精心抄写的几张文字让我看。这些文字大体的内容是有关对目前社会现象的评价的，有什么会议歌，吃喝歌。其中有一首类似于民歌的东西，意思是说，现在耕田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句是“明天耕田敢问路在何方？”问及想法，李说，现在种田不赚钱，我们农民真的不知道明天这个田还能不能种？
9。5
3日晚在周秘书家召开座谈会，参加的人员有现村党支部杨书记、原党支部书记、村秘书。主题是农民的出路问题和村级组织的责任。
周秘书说，今年全村的工作好做一些，主要原因是镇长在这里蹲点，另一个原因是公安部门对违法乱纪的打击力度加强了，积极地配合了村干部的各项工作。现在村干部找人谈事，许多人的态度比以前转变了好多。今年的费税还可以，白果镇人均是47。1元。村还了两会5000多元。全村今年的收人为：村提留4362。75元，村林场收建房补偿费1000元，1999年出售了一根电线杆50元（算今年收入），林场水果收入351。8元，共计5764。55元。开支：报费941元，管理费开支、村干部工资、经营开支共6800多元，两抵亏损2000多元。村里这样的财务状况，要办事情的确很难。
原支书说：现在村级政权在农业生产上也难有作为。比如今年推广优质稻，有许多农民就不那么愿意，主要担心减产。搞产品调整结构，农民主要担心这个销售问题，一旦销售不出去，问题就比较麻烦，他们就找村干部和镇干部，搞得大家都很被动。
杨书记认为，目前村级组织实际上还是乡镇党政的一条腿。党支部要听乡镇党委的不用说，村委会也必须听。实际上，乡镇党政通过驻村干部掌握了村里的关键性权力。，从规定上来说，这些蹲点干部的职责有两条，传达上级精神，二是配合村里的各项工作。实际上他们是钦差，代表着乡镇党政。村里面处理重大事情都要他到场。比如今年林场的事，镇政府镇长和镇司法干部、国土干部都来过。发生打村干部的事情后，镇长直接与镇派出所联系，最后作了处理。
周秘书从有关记录中列举了1987年以来在绍庄村蹲点干部的名单：1987年至1994年是白果妇联主任；1995年镇民政秘书；1996年镇组织部长，粮食干部；1997年镇副书记、镇水管站工作人员；1998年镇民秘书与林业站站长；1999年镇副镇长；2000年镇长。
周解释说：除这些人之外，有些中心工作县委县政府也派干部来。如现在处理两会（基金会和储金会）问题，县里面就派干部到自己的老家去做工作。一般的情况，村里的大事村干部都要向蹲点干部请示，开重要会议镇干部也都来参加。而且也很有作用，在作决定时，他们的意见是最重要的。
最近，大家探讨绍庄发展的问题。他们都表示现在很难有好的办法带领全村有所作为，原因主要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