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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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即国家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村社会的关系以建立合理的体制，让农民不致于被现代化的战车压倒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农村改革只是对原有体制的改变，并不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农民从原公社体制里解放出来，获得了生产的自由。但这并没有限制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采取的剥夺农民的行为存在。政府性剥夺是显而易见的，而市场性剥夺则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事实上，由于农民的市场知识水平和组织状况，尚不具备进入市场竞争的能力。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出路可能在于：其一，对于国家来说，放弃长期以来的对农民实行剥夺的政策，对贫困农民以适当的社会保障，给大多数农民以公平的机会参与经济发展，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加速农民的分化和身份转移。其二，对于社区来说，在建立民主的政治秩序和稳定文明的社会生活同时，还要建立合理产权制度，特别是寻找合适的经营组织形式，将农民有效和有序重新组织起来，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区发展。其三，对于农民来说，需要加强对自己的改造，要从传统的小农生产者变成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要在社会发展中寻找到合适的角色和地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9。9
下午4时，告别衡山县党政领导。顶着寒风，冒着雨雪，只身前往汽车站，又开始了白果之行。
……
从乡村政治研究到建构乡村政治学——《岳村政治》的学术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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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淼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5月30日）
近年来，由于“三农”问题的凸现和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的崛起与全面铺开，农村问题，尤其是农村政治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性领域，不少学术性刊物也以刊载涉农文章为卖点。然而，研究场面的繁荣并不意味着研究论题的深化和学术价值的递增。实际上，当拨开对农村政治一些焦点性事件的热炒和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迷雾时，我们会很失望地发现，在现实层面上，不少研究并没有使人们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前进多少；在理论层面上，能够自觉运用规范的学科方法、理性的学术思维和严密逻辑论证来表述农村政治的学术性著作少之又少。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村政治学并没有随着农村政治研究的积累而有形成的端倪，使农村政治研究见绌于农村社会和经济研究，这莫不是一件憾事。时至今日，连农村政治研究应该什么，如何研究，这些基本性的问题还仍没有解决，更为不幸的是，不少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必须引起注意的真问题。
平淡的学术总会被思想者的抛物体（石子或砖头，当然也有垃圾）所打破。最近，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于建嵘先生（下称作者）通过艰苦的实地调查和长期的知识性思索而凝结的新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下称《岳村政治》），就是这样能引起学界深思和反思的抛物体，至于该著作究竟是砖头还是石子，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可以见仁见智，但该书绝不是学术垃圾，更不是纯粹的文字垃圾，这是肯定的。该书的亮点很多，譬如丰富的实地调查资料和有事实依据的精彩论断，但笔者更看重的是《岳村政治》在农村政治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上的价值和启发。我以为，该书对于当下田园牧歌式的、散文式的农村政治研究向规范的、学科性的农村政治学研究的转化有着开拓性的示范意义和警钟式的震荡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岳村政治》将学科性的研究规范引入农村政治研究。因感慨于既有的农村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没有将乡村政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没有将中国‘乡村政治学’作为一规范性学科来进行建设”，《岳村政治》明确指出自己的论题是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发展问题，将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为分析框架。不仅如此，该书还严格按照具有利益关联和交换关系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乡村政治社会的行动逻辑为研究的路径，并运用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另外，书中还交待了所运用的表述逻辑、概念体系和检验方法。这种开门见山的交待，不仅让阅读者知道作者到底要研究什么，还告诉人们他将如何去研究。这样，既使著作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又给人们沿着作者的研究方法去质疑其结论留足了空间，并让人们对其所运用的方法本身保有批判的余地。由此，作者和著作的真诚的学术品质及良好的学术训练便得昭然，并避免了使研究流于马放南山式的闲亭散步，让人摸不着北。
其次，现实问题的历史研究。如众所知，进入农村政治的研究者几乎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们要么骄于农村政治发展成果的彰显，要么惑于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困境，并试图解读乡村政治以最终促进其发展。这属于学者个人的研究旨趣和学术偏好的问题，本身无对错，也无可非议。但是，正如罗齐克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流传到当代，当代只是历史的一种延续”（曹锦清语），对于有几千年积淀的中国乡村社会来说，任何割断历史的截面式的方法，对于研究这一场域内的问题都会带来不可克服或弥补的局限和缺陷。《岳村政治》的作者深谙此道。他认为，目前人们关于村民自治的争论实际上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以及在些基础上建立什么样的村治模式，其实质是民主制度在中国乡村社会是否具有生成的资源问题。由此，他试图通过历史考察，以现代化为背景，从城市与乡村相互分离、自给自足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替等多种角度，来把握乡村政治发展的根源和演变过程，达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从社会发展的脉络来注解和参与现实争论，将当下的问题放回其产生历史环境中，从而打通历史与现实并展示其联系，使研究根深叶茂，避免了泛意识形态化和评论家式的评价带来的浅浮。
第三，宏观关怀的局部研究与局部研究的整体关照的结合。《岳村政治》关注的是百年来中国乡村政治的状况和特征及其发展方向，并为创建中国“乡村政治学”提供经验性事实和理论思考。所以，作者的视野不仅仅只是一个岳村、岳北地区或者调查所及的五县的政治变迁过程和路径，他是以整个中国农村政治变迁或者乡村政治现代化为关怀的对象，岳村只不过是表述载体而已。但是，要用实证方法，对中国乡村社会作一个普查性甚至大样本的调查，不仅技术上不可行，其必要性也大可怀疑。于是，作者策略性地选择了中部地区的一个典型的农业乡村，以“解剖麻雀”式的个案方法来达到研究之目的，使研究既可深入，又避免了学院式的大而化之的空疏。但是，个案研究有其局限性，尤其是以个案研究为路径以关注宏观性的问题，其价值更可疑，作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为了弥补个案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岳村政治》不仅以整个中国20世纪的百年社会转型为背景，还将个案放入与其紧密相联的大社区中，选择了一定的区域为研究的背景和参照体，并以“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开阔的视野，选用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乡村社会的行动逻辑为分析参量，直接将乡村政治纳入到一个宏大的政治背景中去审视，使岳村个案的描述与分析融入到整个中国农村政治结构转型的思考之中。
第四，田野调查与理论总结的对接。田野工作在研究农村政治的价值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以实地调查为研究起点，并用第一手资料为素材来表述农村政治现实几乎成为主流研究路径，泛道德和学院式的研究方法之市场日趋萎缩。但是，随着农村政治研究的田野方法的兴起，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伪实证，即研究者以习得的成套理论和强烈的价值偏好为眼睛，在实证调查中不恰当地裁剪和取舍事实，不仅使实证材料成了先主为主的理论之奴婢，还使调查对象以片面的面相呈现给读者；二是实证主义（当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即研究者对描述的对象缺乏一种整体的视野和超拔于具体事实的理论关怀，不能以理性的思维对材料进行学术整理和表述。至于那种走马观花式的调查以及仅以官方数据和资料为材料而作的研究，是否属于学术活动本身都值得怀疑，更不谈其学术价值。《岳村政治》就克服以上问题所具有的学术自觉和努力是明显的。研究者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试图从中国农民的生活实践、基层政府和县乡干部的行政活动中直接发现乡村政治结构变迁的规律和发展方向，而不是单纯地用既有理论去搬套现实。但是，研究者也并不是一个典型“主位者”，没有被经验事实和感性材料所迷惑，在对调查材料的分析中，既保持着独立的理性思考，又自觉地拥有开放性的理论胸怀，借鉴或参照他人的研究成果，用严密的理论工具对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知识性思维和学术加工，实现田野调查与理论研究的对接，生产出有根有据、论证严密、信息浓度高的学术产品。
一部优秀的著作并不仅仅在于能给他人提供了多少可以直接借鉴的知识性资讯，更重要的是能否留给人们反思的养料和带给人们多大程度的冲击。《岳村政治》一书中所运用的具体方法、论证逻辑抑或具体结论，我们都可以质疑甚至批判。但是，该书所体现的学术研究视野和学科规范建立的自觉，能够提醒人们在做农村政治研究时，要有学术和学科意识，明确研究对象，自觉运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理论视角和论证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岳村政治》的出版应是学术界的一件幸事。
政治、国家政治与村庄研究——读《岳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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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海
长久以来，关于政治学的研究，一直与国家权力、政体、主权、制度、统治、政党、领导体制等紧密结合在一起，以致在政治科学界形成一个不成文的共识：政治就是国家的政治。一谈到政治，无论是源于人性的国家政治起源学说，或是源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国家内部结构联系及其功能的研究，还是立足于社会和权利角度对动态的政治过程进行的研究，都奉行着这一基本的政治哲学。
这种状况在家国一体化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研究的形成时期，儒、法、道、墨等“百家争鸣”。秦一统中原后，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研究体系；其后，古代中国的政治研究就与儒家治国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演进重叠在一起。明代以后，尽管反君主专制的民为邦本思想得到张扬，但其研究仍未摆脱传统政治研究的束缚。到了近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发起了“振兴中华”的民主革命，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或民主立宪政体的政治主张，但其论述的对象仍然是国家一级的政治体制。新中国建立后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才得以在中国逐渐壮大，并最后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不过，观之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它首先是革命的学说，然而，它更是国家的政治学，无论是在基本理论（如政治、国家、阶级、国体、政体等）还是在实践方面（如体制改革、职能转变、党政分开、政治稳定与发展等）的研究，都贯穿着国家主义的价值观。从这一角度来看，政治学的研究发展史仍然是国家政治发展史。
直到90年代初，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这一时期，区域政治、地方政府、城乡基层政治才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中，区域政治研究存在着两种变化潜势，扩大化则成为国家间政治研究，缩小化则流落于国内地区间政治比较；地方政府研究仍然局限于国家政治内部的结构化探讨；而乡村政治研究，则是区别于前两种研究及国家政治研究的一朵奇葩。因为在研究对象及内容上，它的范围明显小于国家政治研究的对象，其关注点是现实的基层社会政治过程，而对这一侧面的研究恰恰是传统政治学的“被遗忘的角落”。然而，基层社会的政治过程能否映射出国家政治的转型与变迁呢？这就是乡村政治研究不同于国家政治的第二个方面，即它奉行“形而下”的科学研究方法，从微观的国家政治子细胞——村庄，来审视宏观的社会转型和国家政治变迁。为什么这种方法能够获得普遍的认可呢？这是因为，在理论逻辑上，国家政治与乡村政治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因而，可以借用社会学上“解剖麻雀”的方法来进行这项研究。这也是乡村政治研究被归类为政治学研究分支的理论依据。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于建嵘著），便是这种学术方向重心下移及其研究价值的明证。作者依从“宏观—微观—宏观”的研究路径，从国家政治发展的高度，来解读一个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村庄，并从这个村庄百年历史的变迁中，读出了乡村社会乃至整个中国政治近百年的变迁轨迹。从这个方面来说，作者对乡村政治研究、政治学及国家政治研究的贡献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作者的贡献不仅于此。还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历史研究方法与逻辑实证主义并用。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在梳理了有关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后，作者对既往的乡村政治研究给了其独特的评价，“这些从不同的理论视野及不同的理性关怀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或是纯理论的推论而缺乏实证考察，或者是在进行其他问题的实证研究中简单地论及过乡村政治问题，而没有将乡村政治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实证研究，缺乏在制度、观念层次上进行深入、精致、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整体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连续转换过程缺乏细致的研究”，所以，作者要进行一项“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实证研究”（页18…19）。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作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超脱了近年来乡村政治的经验主义研究，从研究方法上创新，以研究方法的变革（逻辑实证主义）来推动乡村政治的研究，把乡村政治研究从制度文本层面转向现实的社会过程层面，并由此得出了诸多独到的论断。
二是在研究角度上，作者读出了村民自治的原理论，即民主，这与20世纪末以来的民主化浪流不谋而合。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是近年来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对村民自治的通常判断是，它是人民公社解体后，一种成本最低的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所以，从冲突与秩序、治理的角度研究村民自治、乡村政治及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就成为近年来乡村研究者们比较钟情的切入点，并由此形成了两大研究派别。作者避开了这一论争，从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专制史中，寻求民主制度的生成资源。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