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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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于调查中参与和非参与性观察记录，虽然事件的本身很难重复，但观察者却力求准确和全面，并注意到了相关文本资料：
＇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2＇党国印：《“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3＇王沪宁认为，为加强村一级组织调控作用，从目前乡村变化了的生活方式看，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是必要的。（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4＇沈延生在《村政的兴衰与重建》一文中指出，将村民自治作为中国民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是不切实际的。自下而上的演进不能代替自上而下的变革，“非国家”层面的群众自治也不能代替国家层面的民主宪政。离开政治发展整体目标的所谓政治民主化，会沦为历史的笑柄。其政策性主张就是实行“乡治、村政、社有”，村政的基本内容就是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5＇有学者认为，如果说第一次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的高潮，是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为契机，那么，第二次汉族社会人类学的高潮应该是在莫里斯。弗里德曼的理论的刺激下，以华南为中心（台湾、香港、广东），从60年代始逐渐发展起来的。（参见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6＇这里借用郑杭生对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状况的评价。（参见郑杭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的变迁进行实证研究。
＇7＇王仲田：《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8＇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10＇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11＇江泽民1995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农民日报》1995年2月28日。
＇12＇余力：《中国农村政治：一个紧迫的课题——张厚安教授访谈》，载《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2期。
＇13＇ ＇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思格斯：《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14＇为全面理解和掌握西方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现代经济分析的原则和工具：社会科学分析范式的革命》这部专著（即将出版）。我认为，现代经济分析已超越了古典经济分析的历史性局限，并摆脱了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化的困惑，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
＇15＇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16＇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7＇王铭铭认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过程之中，对汉人社区内部社会秩序、行动、互惠以及它们与外在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加以考察，可以建构一部有益于理解大社会及其变动的社区史。”（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19＇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6页。
＇20＇有学者评述说，“传统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对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通过参与观察，获得对研究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样，人类学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人类学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描述所调查对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更应关注的是这一社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的思想，以及这一社会和文化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参见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2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村治丛书总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7年版，第4页。
＇22＇《省党部派员考察各县党务》，载湖南《大公报》，1926年12月28日。报云“至于此次巡视县份，计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
＇23＇肖浩辉：《毛泽东与中国农民》，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详细路线见附图。
＇2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0页。
＇25＇本书有关衡山县、白果镇及绍庄村的耕地、人口、户数、工农业总产值等数据，除有特别标明外，均为1999年统计数字。
＇26＇《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03页。
＇27＇衡山县人民政府：《湖南省衡山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2年刊印，第57页。
＇28＇参见衡阳市党史人物革命烈士传记编纂委员会编：《衡阳英烈传》第2辑（内部资料），1995年刊印，第220页。
＇29＇参见张全在、贺晨：《镇政府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30＇《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页。
＇31＇《贯塘胡杨五修族谱》，卷1，旧序。
＇32＇《贯垢胡杨六修族诺》，卷13，杨达道房蒙青支同盟房谱。
＇33＇《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卷1，续修象占公述。
＇34＇《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28页。
＇35＇对于这一推论，我曾讨教过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刘沛林教授。他认为，从岳村目前多姓杂居的状况来看，岳村的确有别于南方许多单姓村落。而且从湖南有关历史方面的资料来分析，又不能归结为“战乱和自然灾害”两大因素，比较可信的结论就是岳村在民国初才形成正式村落的。他对于村落的界定是：村落即农民聚落的简称，是长期生活、聚居、繁衍在一个边缘清楚的固定地线的农业人群所组成的空间单元。（参见刘沛林：《古村落：和谐和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36＇据当事人回亿，此名始于1958年公社化初期；衡山县人民政府编辑的地名录称为1961年。参见（湖南省衡山县地名录）（内部资料），lg82年印刷，第59页。
＇37＇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38＇如果说，事实逻辑表示社会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并且可以重复的过程，那么，揭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演变过程及内在逻辑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但是，研究过程和表述过程是有区别的。研究过程讲究的是路径和手段，表述过程则要注重逻辑和体例。表述过程是有关研究成果系统化的阐述和说明，其逻辑体系表现为文本的结构。
＇39＇“语境”，即语言环境，表明的是受调查者的“话语”背景和习惯。在目前许多有影响的乡村社会研究著作中，我们发现作者总是引用调查时某人说过的一句话或几句话作为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没有交待“语境”。尽管我们可以不怀疑作者的学术品德，但我们还是可以怀疑这种的结论的可信性。
＇40＇周沛：《农村社会发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41＇张晓山：《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9页；何肇发：《社区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52…155页。
＇42＇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明年，第9页。
＇43＇郑杭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44＇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9页。
＇45＇＇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
＇46＇陈吉元、胡必亮：（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47＇徐勇：《GOVERNANCE：治理的阐释》，《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48＇ ＇美＇戴维。慧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396页。
＇49＇在这次调查中，我接触了大量的地方志专家。我发现，尽管他们在资料的取舍和事件的表述上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知识水平的限制，歌功颂德仍然是其主要的动机，但是，这些志书编纂者大都有史家的求实精神，用他们的话说，“对有些事如不符合上面的规定，我们可以不写或少写，但写上去的就应该是真的，这可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正是基于他们这种“史德”——对历史的责任感，可以说，较之那些政治性的统计资料来说，志书是要真实得多。
＇50＇有关资料已随论文移送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资料库设专柜保存，以备查考的收集。查阅这些文本资料、访问当事人、分析其他关联信息也可以得出相似结论。
第一章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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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清代，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事实是，在成文制度方面，国家行政权力的边陲是县级；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一、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
我们研究的课题是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所谓“转型”就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转变的过渡，转型期则是这种过渡过程的时间界线。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过渡过程1，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传统乡村”有一个认定，即通过确定“传统乡村”政治社会的“标准形态”，再从具体的历史过程来了解这些“标准形态”发生了那些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可以说，这种认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目前人们在使用“传统乡村”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和外延并不清晰。有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将“传统乡村”泛指为新中国以前的所有乡村社会，有的甚至将现代有些村庄因具有传统乡村社会的某些特征而指称为“传统乡村”。
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起始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过程大致经历了1840年至1949年的启动和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的中速发展阶段和1978年至今的快速和加速发展阶段2。其主要标志是：（1）社会的基础产业发生了转变。传统社会基础产业是农业，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现代社会基础产业是工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商业和服务业，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超过了农业。（2）社会劳动方式发生转变。传统社会主要是手工劳动；现代社会因工业发明和科技进步而主要是机械化乃至自动化生产。（3）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程度发生转变。传统社会只有简单的即依照年龄和性别等自然特征进行的劳动分工，社会分化和专业化程度因此很低，社会的同质程度较高；现代社会有了复杂的劳动分工，社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随之高度分化和专门化，社会异质程度较高。（4）社会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发生转变。传统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是家庭组织和血缘，家庭组织担负着生育、生产、消费、教育、赡养、抚养及娱乐等多方面的功能；现代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是职业组织和业缘关系，家庭在生产方面的功能已经外移给社会职业组织，在生活方面的功能逐渐外移给社区组织。（5）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发生了转变。传统社会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乡村社区；而现代社会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城市社区。（6）社会开放程度发生了转变。传统社会因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而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和封闭性；现代社会因其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流通乃至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而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7）社会管理的权威基础和主要方式发生了转变。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以传统权威为基础，家长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现代社会的社会管理则以法理权威为基础，科层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这些转变的发生和过渡过程，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3。
但按照王沪宁等政治学家的观点，中国社会是从20世纪开始进入转型期的4。其依据主要是英国现代化学者安德鲁。韦伯斯特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传统社会的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1）传统主义的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向往过去，缺乏文化能力去适应新的环境。（2）世系门第制度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活动，这种门第制度是实行经济、政治和法律控制的主要工具。一个人在门第系统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地位是给予的，而不是凭业绩获得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反映出他所属的家庭、民族或部落的地位。（3）传统社会的成员用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迷信的和宿命论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认为一切都将听天由命，事物的发展注定如此。而现代社会具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特征：（1）人们可以保留传统的东西，却不做传统的奴隶，并且敢于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或阻碍文明继续进步的东西。（2）人们的关系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人们在地理上的流动已使家庭纽带松弛。一个人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可由其努力和高度的进取心而获得，不取决于出身门第。（3）现代社会成员不听天由命，而是富有革新精神，随时准备克服障碍，表现出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对世界的理性与科学态度。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从前三个特征转向后三个特征5。
显然，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这些争论，并不影响我们将“社会转型”作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概念。这种重要性主要在于，“社会转型”是我们的一个理论分析工具，是一种研究视野。特别是，我们在分析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理论和标准后，产生了这样一个理论假设，这就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具有相对独立的形态和特征，即虽然中国社会的转型包含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但乡村社会本身也存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如果这种理论假设成立，我们在将“转型期”作为一种研究视野运用到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变迁的分析时，就需要具体区分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