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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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与付副县长详谈衡山社会治安。问及是否有外出打工的民近年来回乡成立“农会”之事。付表惊状，言并不知情。
　　1。6
　　10月30日至11月3日，在衡山县委办、政府办、县志办、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得衡山县新编县志、县委和县政府近年来的各类文件、主要负责人的讲话、特别是衡山县1999年3月进行农村村委会第四次换届选举的全部文件和资料。
　　11月4日，回衡，就衡山县历史问题，走访衡山县原人大主任、现衡阳师院党委唐书记。
　　11月17日，就衡山县农村发展问题，走访衡山县原书记，现衡阳市政府王副市长。
　　11月24日，就县乡一级财政问题，特别是农业税费政策，走访了衡阳市财政局邹副局长。
　　11月25日至12月6日，到衡阳市档案馆、衡阳市图书馆、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等查阅有关档案、历史文献。得民国时期衡山县赋税、保甲体制的有关资料。
　　12月7日，就乡镇政权建设问题，走访衡阳市委主管组织人事的单副书记。
　　1。7
　　通过这一阶段的调查，有如下几个方面问题要在以后的研究中注意：
　　其一，在理论上，一般将农村的各种利益主体用国家、集体和农民来表述，事实上，这种表述过于笼统。特别是，对于“国家”我们就很不好确定。作为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意义上是国家的代表者，行使着“国家权力”。特别是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最基层的政权机构，在其辖区内代表着国家来管理着农村，是“国家”的化身。但是，由于国家的财政政策，相对中央政府而言，省、县、乡又是地方，它们又都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利益。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利益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代表者的利益冲突上。由于县一级财政对农业依赖有所减弱，县级管理者个人直接的经济利益与农民的税费联系较为间接。而对于乡镇一级而言，特别是那些没有什么工业和其他收入来源的乡镇来说，乡镇管理者的个人利益直接与农民的税费联系在一起的。是否可以认为，在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与基层政府及基层干部个人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对农民剥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也就是说，在乡村社会，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发生利益冲突的不仅有作为整体意义的国家，而且有作为国家代表者的地方政府，特则还有作为基层政权管理者的乡镇干部。认识到了这种利益冲突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各级政府在对待农民税费问题上态度并不一样：县级领导强调的是稳定等政治问题：而乡镇领导关注的则是如何从农民手中将税费收上来的经济问题。
　　此论是否成立，还需要对乡镇干部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特别要理清乡镇财政状况对乡镇干部在乡村管理行为的影响。初步可以这样认为，目前的乡镇，虽然拥有实体财政，但却没有一级政府的功能和权力，是一级残缺不全的政府，只有向农民索要而没有多少给予，并导致乡镇管理阶层的运作效率低而成本高，工作与农民要求脱节。乡镇干部还存在与农民对抗的情绪。因此，要注意了解和分析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及其对乡村社会政治结构产生的影响。
　　其二，所谓稳定问题，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威的合法性问题。任何利益冲突都会表现出向现存政治权威的挑战。一般说，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利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通过政治动员，以获得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2）通过经济动员，以获取政治统治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经济资源；（3）通过社会动员，以求得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没有合法性的保证，的动员也就无法进行；没有经济动员，政治统治缺乏经济基础；没有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一切政治动员和经济动员都会最终失去效力和意义。在中国农村，乡镇政府作为乡村社会的直接管理者，作为国家的代表，承担着进行这三种动员的责任。但是，由于乡镇政权的经济状况特别是乡镇干部自身的利益，又决定了其在实行国家目标时存在偏差。这种偏差，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国家制度安排的绩效。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农民经济上相对的自由，农民对自己的利益所在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其自主性行为不断加强（用许祥发书记的话说：“农民已不像二十年前那样惟命是从了，而是敢说敢为”）。这种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的自主行为，势必影响到乡村社会关系和乡村社会管理。特别是在国家和国家代表者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乡镇干部的社会管理行为会与“村民自治”这类制度安排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在转型期，为确立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以求社会稳定，国家就必须考虑到农村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是否可以说，国家的农村政治制度安排就是在各利益主体冲突和交换过程中，为确保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利益实现而设立的均衡机制？
　　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对中国社会转型以来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的研究。一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结构变迁的总趋势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政治社会的不断侵入过程，其突出表现为代表城市政治社会的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那么，各个时代国家行政权力的历史性边界在哪里呢？这些历史性边界形成的原因即转型期国家行政权力下沉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国家行政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路径有什么特点？其下沉过程中又有什么样的障碍？如果说，获取城市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是国家行政权力下沉的主要原因，那么，随着国家对乡村社会依赖性的减弱，国家行政权力是否也会逐渐退出乡村政治社会？
　　2。　1
　　12月8日，华中师范大学科社所俞思念教授和该所硕士研究生任江华来衡。俞教授以研究现代化理论为专长，我曾多次听过他有关现代化的讲演。向俞教授汇报了调查情况。俞教授对我以实证的方法、从社会转型这一视野研究乡村社会的变迁，很感兴趣，表示要到调查点去看看。
　　12月9日下午，陪俞教授和小任到衡山县城。我的大学同学王立成（法学硕士、现湘潭市总工会研究室主任，我在湘潭调查时得到了他大力支持，并约定在我完成农村调查之后，一同赴安源调查中国工人阶级状况）闻讯从湘潭到衡山县城。见衡山县委罗副书记、付和肖两位副县长，并就有关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座谈。夜宿衡山县宾馆，同立成长谈农民与政府的谈判机制问题。
　　12月10日早，在县委罗副书记和县委办陈副主任陪同下，俞教授、小任、立成同我一起前往白果镇。杨镇长由于前几天下村感冒了，所以边打吊针边介绍情况。杨镇长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白果镇的情况后，便改变了话题，重点讲了村级民主选举的问题。杨认为，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当然有其道理。但作为乡镇负责人想的却是村级民主选举如何与乡镇管理相一致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如何发挥作为基层政权组织的职能。乡镇作为一级政府，行使管理权是法律赋予的职权。可是，如何才能使这种管理权与村民的民主权利统一起来？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有许多文章，都说村民自治搞得好不好，关键在乡镇党政。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在目前的体制下，村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乡镇党政。特别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新的制度，更需要乡镇党政的大力推行。但问题却是，有些文章说，乡镇党政一般都不会自觉地推行村民自治，因为这样做等于在限制自己的权力。这种说法，让我们这些乡镇一级的领导感到不高兴，有时甚至还会怀疑，好像现在推行的村民民主选举主要是针对乡镇党政的，其目的是限制乡镇党政的权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说，国家已经将我们这些乡镇党政看成是防范对象了？事实上，我们这些乡镇干部虽然在个人修养或素质方面较之国家的其他干部队伍要差一点，可我们却是国家干部队伍中待遇最差的，也是最没有升迁希望的。许多时候我们甚至连工资也没有办法发，养家糊口都困难。乡镇就只有那么一点钱，就是有人搞腐败，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案子，因为财力和权力都有限，无东西可贪。
　　罗副书记看见杨越讲越激动，怕他说些太过分的话，几次打断了他的发言。在杨注射完后，罗就建议去参观岳北农工会旧址。
　　2。2
　　岳北农工会旧址地处白果街1公里外的岳北村，原是刘捷三公祠，是一栋四合大院。虽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长年都是大门紧闭。幸好杨镇长熟悉门道，在旁边农舍大叫几声，有一小女孩响应，每人1元，进入旧址。
　　岳北农工会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自从这次调查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在衡山白果这个较偏僻的地方，为什么能产生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并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在第一阶段的调查时，我根据掌握的材料曾初步总结了如下几点：其一，岳北地区属于四县（衡山、双峰、湘潭和衡阳）交界之地，地处南岳后山，相对南岳前山来说，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要弱。其二，当年曾国藩训练湘军时，此地属募兵范围，形成了此地习武之社会风气。其三，岳北的乡民习惯于流动，有许多人到外地做工，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其四，民国时期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老家在此，以赵家为首的地主进行的土地兼并较为严重，赵、廖、刘、唐四姓劣绅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农民所受压迫较深。
　　岳北农工会旧址所展示的文物和文件也大体验证了我上面的思考。事实上，当时回岳北组织农工会的刘东轩、谢怀德，都是白果本地的。其中，刘东轩，衡山白果镇瓦子河村人，水口山工人，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副主任，1922年12月5日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谢怀德，衡山白果镇人，原在安源煤矿当修理工，1922年1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安源路矿罢工胜利后，被选为修理厂的总代表、工人俱乐部交际股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他们作为本地人从外面回到岳北，是以本地人的身份从事农民运动的。这说明，一切反抗乡村传统的革命运动都需要依托地方权威或地方人际关系来完成最初的组织性准备。对于这一点，我在韶山调查时就有所认识。因为，当年毛泽东就是利用乡亲关系、在自家的楼房上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
　　这些从白果走出去加入了共产党的革命者回到岳北后，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向那些贫苦农民以及乡村社会大量存在的流氓无产者传授革命道理的，并通过传统的拜把兄弟的方式与那些有造反意向的农民建立起准组织关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就发展几百骨干分子，并学习水口山工人罢工的组织形式，以村庄为单位，十户为一小组，产生十代表，百户产生百代表，全区产生总代表，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农民组织。1923年9月，湖南军阀混战，无暇顾及农民运动。刘东轩、谢怀德看到时机成熟，就于9月16日在白果的刘捷三公祠召开农工会会员大会，到会3000多人，正式成立了岳北农工会，从而升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面红旗。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组织起来的农民，已完全不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可比的了。他们已受到了城市文明指引。这从当时发布的《湖南省衡山县岳北农工会成立宣言》可以证明。这份宣言称：“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上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之外，甚么都没有的啊！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偷窃扒摸的啊；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时，提起钱没谷米；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拉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啊！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工艺做出来的货，那里还值钱啊！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敌人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闲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啊！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农历八月初六日）”。可见，岳北农工会实际上已是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农民革命组织。
　　这…点，在岳北农工会失败后的农民运动表现得更加突出。1926年6月上旬，成立的岳北区农民协会，则直接以阶级斗争为口号，并通过一系列的政权性行为，使岳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土豪劣绅不能随便退佃；二是修桥筑路，解放了生产力；三是提取公产、祠产发展国民教育，做到了乡有国民小学；四是禁止赌博和吸毒，整顿了社会秩序；五是创办了新民剧社，大演文明戏，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六是创办农民夜校，培训农运骨干；七是解放妇女，实行男女平等。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认识到农民运动对于改造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当时的中共领导者如陈独秀等人就依据外国的教条而忽视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只有毛泽东这些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非常深刻了解的革命者，才从农民运动中发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因此，为了回击来自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就来到了衡山的白果，对这里的农民运动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从现有资料来看，毛泽东是在1月15日离开湘乡横铺乡肖家冲，经过湘潭分水坳进入衡山境内，当日下午步行到白果。当晚，在区农协会——关圣殿召集了区农会干部座谈。农协委员长赵国城、副委员长彭桂峰向毛泽东汇报了岳北农运情况，陪同毛泽东考察了岳北农民纠察队总部。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白果赵氏芳三公祠听取了白果女界联合会秘书朱隶堂和妇女代表的汇报。接着到岳北农工会会址刘捷三祠召开调查会，毛泽东高度赞扬岳北农民运动“好得很”。并说：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农民起来革命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五岳，首先点起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向五岳蔓延。过去军阀赵恒惕想扑灭，扑灭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扑灭，将会跟赵恒惕同命运。毛泽东还指示要对岳北农工会烈士家属好好照顾，并看望了一家烈属。下午毛泽东到刘家祠堂视察设在这里的二区农民纠察大队部。当晚住宿在白果街后海楼屋农民夜校校长刘友琴家，调查了农民夜校情况。17日上午毛泽东离开白果，经福田、宋桥（世上冲）20日到衡山县城，24日毛泽东结束了在衡山为期10天的考察，乘船离开衡山县城，顺湘江而下返回长沙。
　　毛泽东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岳北农民运动的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衡山县农民协会为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举行了人民公葬。当时发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