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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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岳北农民运动的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衡山县农民协会为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举行了人民公葬。当时发布的《衡山人民公葬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筹备处启事》称：“我邑岳北农工会被军阀赵恒惕以强压摧残，农工代表赵丙炎、周德二、廖芳炳、李玉邕四烈士或被惨杀或被瘐死，于今越三年矣。窃思诸先烈为主义而死，埋冤地下、其骨虽寒，其血长热、今者国民革命将告成功，无非诸先烈精灵所任而俟之。既我辈后死，幸得观成，景仰前徼，曷胜哀悼，爰发起公葬，籍妥忠骸。业于一月十八日，经全县民众假县党部议决：追悼会场，假设文庙；追悼日期定于十六年二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一日止（即阴历正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二日止）；公葬费用，除暂由保管处借用外，拟呈请政府饬令由没收地主谋惨诸先烈元凶廖连元、李鸣九两家逆产内提充，并分途捐募；公葬地点，指定县城南外巾紫峰。黄士一堆，岂曰酬庸，褒扬前贤，即所以策励后进。凡我同志，如承赐挽联铭诔，以志哀思，或乐捐葬仪，襄此盛举，即希于二月十五日（即农历正月十四日）以前径寄衡山人民公葬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筹备处（设衡山田赋征收处）。呜呼！表彰忠烈，责在吾侪，义士鸿儒，幸毋吝玉”。
　　烈士的公葬，激起了农民的革命热情。然而，由于共产党主要领导者的错误，中国农民运动又一次走向了低潮。1927年5月，衡阳“沁日事变”后，军阀军队占领衡山县城，县农民协会被捣毁，农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一部分被捕杀，一部分转移外地。岳北农民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终。
　　参观完，感受太多。一切事件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历史。岳北农工会以及岳北农民协会领导的农民运动离我们也已有70多年的岁月。70年对人类历史长河而言，也许就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具体的生命来说，却相当于人一生的时光。因此，当我们试图在绍庄村及岳北寻找到当年用生命和鲜血书写过岳北农民运动的革命者时，才发现这已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已经没有能聆听这些传统乡村社会的反判者亲述他们的丰功伟绩了。我们只有从尚存不多的历史资料中走近他们，希望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做了些什么事。随着我们对这场可歌可泣的农民运动和这些值得敬仰的农民领袖的深入了解，新的困惑也就产生了：其一，当年的乡村社会内生的地方权威与外来的政治权威之间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起联系的？其二，农会组织对传统的宗法制度冲击的意义。可以说，岳北农民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而彻底的冲击，岳北妇女敢闹祠堂就是明证。但在农民运动失败之后，宗族组织就迅速发展起来了，并重新控制了乡村权力。那么，为汁么农民运动最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乡村社会的特性？这是否是一切农民运动不可逾越的局限？
　　2。3
　　在镇政府食堂午餐。三菜一汤的工作餐。在白果镇，由于财政困难，镇里无论来了什么人，一律只在镇食堂就餐。今天可能由于俞教授和主管组织工作的县委罗副书记的来到，加了一道菜。饭后，俞教授、罗副书记、陈副主任等回衡山县城。
　　下午2时，在白果镇政府李副镇长陪同下，同立成、小任到白果镇绍庄村。在路上，李副镇长一边吃着在街头小摊买的用作中餐的农产品，一边诉说着乡镇干部的烦恼。
　　他言称，现在农村工作越来越难做，乡镇干部真的很难当了。计划生育难，催缴税费就更不用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政策问题。目前中央的许多政策都是限制乡镇党政及乡镇干部的权力的。比如，中央在计生工作问题上，过早地来了个不准抬东西、不准拆屋、不准捆人，不准打骂等“七不准”，使基层干部的工作很被动，致使目前计生工作有反弹的趋势。收税费也是这样，根本没有具体的办法使农民自愿交钱交粮。每年到了税费入库的时候，所有的乡镇干部都得到村子里面去，有的农民不愿交，就只得由乡镇干部帮助他们卖粮卖猪。这种“帮助”，讲得难听一点，就是农民不交，乡镇干部组织人员强行将他家的粮或猪装上车，有时真像抢一样。如果村干部配合还好一点，不配合，问题可大了。乡镇干部工作苦任务重不说，还经常领不到工资。我们也要养妻儿老少，没有钱拿什么吃饭穿衣？
　　问：既然如此，那还当乡镇干部干什么？
　　李说：这个问题也想过。比如像自己，从部队转业回衡山，因没有门路，安排到乡镇工作。前几年在镇供销社工作的妻子下岗了，自己又没有能力为她安排工作，就只得让她开一个文化用品店，几年下来，生意还不错，收入比自己这个副镇长要高得多。现在在家里也是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老婆赚的钱多，地位自然就比赚钱少的副镇长高。自己这几年当镇干部，表面上风光，可并没有多少实惠。只是目前还没有什么更合适的事情可做，不然早就不干了。（2000年1月21日到白果时，访问过其妻。据其妻言，自李当副镇长来，几乎没有钱拿回来养家，最多保他本人的开销。文化用品店全靠她一人经营，因她还会摄影，所以这几年来每年总有二至三万收入，家里日子还过得去。只希望他能将工作干好，对得起白果镇的老百姓。）
　　从李的言谈以及已接触的几位乡镇干部的观点中，我已明显地感到他们对目前的身份和权力以及社会评价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是否可以说，这些乡镇干部，在乡村社会虽然直接代表着国家，但又开始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了？
　　为此，需要对乡镇干部的身份特征进行考察，要搞清楚他们的来源、素质、待遇、升迁机会和行为特征。
　　2。4
　　离开白果镇往西行不到1公里就下了县级公路，穿过很宽阔的一片水田，来到一环山而成的村庄，村边有一个小水井，旁边刻有一块石碑，上面有“白果镇绍庄村”字样。到绍庄，李副镇长带着
　　我们直接往村秘书家里走。他解释说，绍庄村委会是一栋破房子，平时没有人在里面办公，有事一般到村秘书家里。主要原因是这个村的村秘书是个老村干，有威信，掌握着村实权，家又在绍庄村的中心位置。
　　翻过一个小山坡，我们就到了村秘书的家。村秘书家的房子好像建了有几年，可没有进行任何粉刷。在正堂供了一个祖先灵牌。在灵牌下面挂了一幅有毛泽东像的日历。左面墙有一幅关于绍庄村基本情况的图片，右面墙则是一些有关村委会工作的规章制度。
　　村秘书姓周，任村秘书已有8年。周身着一件很破的西装且满是泥土，上衣口袋里插了一支钢笔，在这里显得很特别，很有点文化味。据周介绍，他1976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在村里务农，其妻则利用农闲时间在外打工。
　　李副镇长讲明来意，并特意强调我们是县委罗书记亲自陪来的，村里面要接待好，不然罗书记怪罪下来就不好办。周听此言，感到有些紧张。于是，我便解释说，我们是搞学术研究的，不是什么官员，有什么就说什么，事实求是是我们唯一的要求，不要过多地考虑什么领导的意见。我还宣布了这次调查的“纪律”：其一，不吃村里的招待餐，我们在农民家吃饭和住宿，全额付款，不需要村里的任何补贴。其二，不干预村里的任何决策。只是一个观察者，村里面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周首先介绍了一下绍庄的基本情况。他先按报表说了村的耕地面积、人口和姓氏分布等情况。当我问到村里的流动人口和经济状况时，他计算了好一会后，列举了如下一些数据：全村外出打工的50人，男性多；原有4人在镇办企业，现在因效益不好都回乡种田了；手工业者有10人左右。全村共有小百货店4——5个，农产品加工的有2家；3部拖拉机，2部三轮车，1部微型车；全村共有电话30部，电视机170多台，有的家里有2台。近几年95％的农户都建了新房，在绍庄村建一栋新房大约需花3万多元，因此有40多户欠了债，一般都欠几千元；全村有20多人在外读大中专，去年就考上4个，其中有一位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发现，周在讲话时，很注意李副镇长的表情。只要李略有动作，周就要停下来，看一下李。如果李没有明确表示，他才往下说，所以说得较乱。于是，我礼貌地请李回镇里去忙他的工作。，果然，走后，周说话自然多了。我便问及了村里的集体经济和村财务况。
　　周答：绍庄在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大队所有的公共财产基本上都分到各村民小组了，村委会除一个约10亩的林场每年有1000多元收入外，基本上没有集体收入。为了支付1997年改建引水渠的涵洞时欠下的近6万元贷款，村里规定每年每人上交村提留10元。现在还亏损了近2万元。
　　我又问了一些具体的数据。周搬出了近年的账本给我看。我抄录了近几年来该村的财务情况。从中得知，该村基本上是靠借债维持。收入来源只是村提留，主要开支是村干部的工资和所谓的其他管理费。
　　问：作为村委会成员，你如何评价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
　　周答：总的来说，绍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些年的工作可以三七开，即主要的三项工作，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完成得好，而上交提留完成得不好。
　　问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
　　周答：在绍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基本上是不分的。村支部书记是一把手，在组织上都得听党支部的，也就是听支书的。因此，村里面的党员还是很有地位。绍庄村现在共有党员30人，其中有4位是离退休回乡定居的国家工作人员，4人在部队入的党，3人为社办企业的人员。按姓划分，杨姓为4人，周姓3人，刘姓1人，其他均为李姓。村里的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支部扩大会和组长会议决定。
　　周特别提到，自己不是党员。不是不争取，申请书交了几份，几次培训班都参加了，就是通不过。
　　问：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影响你入党呢？
　　周答：这个问题可不好说。说实在话，这有个能力和权力问题。按照现在农村的规矩，党还是领导一切的。只要不是党员，一般的情况是不能担任正职即村支书和村主任。我已做了几届秘书了，工作能力是大家公认的，村里的大小事没有我参加就不好办。可由于我不是党员，就一直没有办法担任村支书和村主任。如果我入了党，就会对有些人产生威胁。现在许多地方不发展党员，就是这种原因。
　　我感到周所讲的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农村政治资源垄断和分配问题，便说，近几年不是有许多不是党员的村民，通过民主选举而担任了村委会主任。对此，如何解释？
　　周答：这要看这些选举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总的来说，绍庄村的村民还是很重视村委会选举的。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全村423人有选举权，参加投票的有370人，参选率达到87％以上。这在目前的绍庄村是十分难得的。因为，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们对村里的事务不是很关心了，各发各的财，很难有什么事让大家齐心的。这说明，群众还是在内心上关心村里的发展的。可是，这次选举并不是完全按照（村组法）规定进行的。特别是在村主任选举上，实行了等额选举。先由村里的党员和村民小组长、老干等推选了一位村委会主任的人选，没有实行差额选举。如果搞差额选举的话，或者实行海选，就完全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
　　问：听说村里的宗族势力影响了村委会选举？
　　周答：绍庄村是一个小村。这个村最大的特点是姓氏比较集中，由三大姓组成，其中，李氏是大姓有400余人，杨氏有60余人，周氏80余人。这些年来，绍庄村给人的感觉是宗族现象很严重，工作做得不很好。实际上，说到宗族现象，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比如有许多年，绍庄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秘书这三位主干都分别由李姓、杨姓和周姓担任。但这并不一定就是什么宗族问题。因为，虽然大家同姓，可并不一定能为你说话，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如果不是由三姓的人分别担任三主干，有人就会说，某某姓吃亏了，被欺负了。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比如上次村委会选举，由于李姓担任了书记，所以大家就选杨姓的任村主任，周姓的任秘书。后来李书记以身体原因数次要求辞职。李辞职后，镇里任命杨姓的村主任任支书，同时指定一位李姓替补为主任。镇里面这样处理，在村民们看来，还是可以的，比较公平。在农村，有宗族现象，可即使在同宗内部也还是会有矛盾。绍庄村的宗族现象实际上只是由于姓氏不同而形成的一种习惯。
　　问：绍庄有没有什么宗教组织。
　　周答：近几年白果街成立了一个基督教会，绍庄村有10多个老人参加了这个教会。主要原因是由于老人有了病痛到那里能够得到一些安慰。而且这些人参加了教会之后，学了一些爱国家、爱集体的道理，在村里也起一些作用。
　　接着，我又询问了他家里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周说：在绍庄村这样一个没有集体经济的村，村干部并没有什么经济实惠。这些年镇里面规定，村三主干由镇里面发工资，其中村支书每月工资95元，村长90元，秘书85元，工作搞得好，每个月每人有30元奖金，另外完成了上交提留按3％发给奖金。1999年我们村因只完成任务的65％，所以没有奖金，而且村于部的工资也由镇里作为上交提留的任务款扣了下来。但村干部还是想办法将收到上交提留款先作工资发了，只是奖金部分不敢留下来。作为村秘书，一年有1000多元的工资和补贴。因为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所以平时自己的主要职业还是种田。现在种了近10亩田，农闲时，老婆就到外面打工。一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比分田以前的日子好过多了。
　　问：作为一个农民，你当年如何认识分田到户的？
　　周答：绍庄是在1980年实行分组作业，1981年基本上就实行了“包产单干”，这在当时的衡山县算是走得比较快的。分田时，我只有19岁，没有结婚。我当时认为，分不分田无所谓，分也成不分也成，因为，按我们家当时的情况，集体劳动不沾人家的光，也不吃亏。尽管如此，我父亲当时还是倾向于不分，他说大家在一起要安
　　全一些，有个什么事情有集体帮助。但我却倾向于分，主要感到新鲜。我当时到处讲，分田可以啊，以后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睡觉，不用天天出工了。现在看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发展，也的确给了农民的自由，使农民的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像我们家这种认识的，在当时很普遍。
　　谈话中，看了周拿出的近年来他写的报告及工作笔记，从中发现了许多错别字和语法问题，但在有关农村现状和政策的表述方面却此较准确。像他们这些村干部，并没有经受专门的训练，其工作能力主要靠在乎时的工作中摸索和积累。
　　从与周的谈话中，有如下问题值得注意：其一，绍庄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其二，农村的政治资源分布的状况。“党员”这一身份好像也成为农村的政治资源之一。其三，对乡村利益需要重新界定，在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