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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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确定了区域、县级、乡镇级和村级等四个层次研究样本。
　　1。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1927年1月，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回湖南视察农民运动。为迎接毛泽东的视察，国民党湖南省部召开了常委会，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并议定将考察的重要意义及六项事宜，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巡视工作。这六项是：（1）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2）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3）解释开放米禁问题；（4）指导解决民食问题具体方法；（5）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现尚军政时期；（6）宣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的议决案＇22＇。
　　1月4日，毛泽东从湖南省城长沙乘船到湘潭，5日到银田镇，6日抵韶山，10日经杨林到湘乡大坪，11日抵湘乡县城，14日到横铺肖家冲，15日入衡山白果，17日抵福田，18日至宋桥（世上冲），4日至23日在衡山县城，24日返省，向中共湖南区委、党校和团校各作了一次报告。27日赶醴陵县城，31日至醴陵东富寺，2月7日（正月初一）回长沙，再向中共湖南区委报告了调查情况，并出席了长沙郊区农协代表座谈会＇23＇。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昌。
　　3月毛泽东在湖南《战士》周报和《湖南民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农民运动好得很”、“贫农乃革命先锋”等事实，批驳了“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充分肯定了农民在革命时期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冲击的行动，他称赞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24＇，并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以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理论主张，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考察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地处湘中和湘南，是湖南省经济、政治和文化发达和较发达地区，对江南乡村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我们将以这五县为区域性的研究背景。
　　2。衡山县与“乡村建设”
　　将衡山县作为县级研究样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历史上讲，衡山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同时又是国民政府的“乡村建设”实验县，对分析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有着特别的意义；从现实方面来讲，衡山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对于研究当今的中国乡村社会具有代表性。
　　衡山县位于湖南省中部，湘江中游，因南岳衡山而得名。秦统一中国后，此地属长沙郡，晋惠帝永熙元年（290年）始称衡山县。衡山县辖区数经改变，现北界湘潭县，西南邻衡阳县，西北接双峰县，东隔湘江与衡东相望，南端隔湘江与衡南毗邻，中部北、东南三面环绕南岳区，总面积934平方公里。全县有8个镇，10个乡，驱4个村，18个居民委员会，3256个村民小组和66个居民小组，总人口38。8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34。4026万人，占总人口的88。64％。衡山属中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7。5度，年平均降水量为1400毫米。全县有耕地面积26。48万亩，其中水田24。52万亩，旱地1。96万亩5山地面积78。52万亩，林地71万亩。全县有两座中型水库，72座小型水库，20722口山平塘，有效灌溉面积22。95万亩，旱涝保收面积占85％以上。1999年，衡阳县农业总产值5。19亿元，为工业总产值的104％，粮食产量506亿公斤，各类水果产量1万吨，水产品总量5189吨，木材采伐5584万立方米，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农业开发县、红壤开发县、杂交种子基地县、经济林基地县＇25＇。
　　民国25年（1936年），衡山县被国民政府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实验期4年，其目的是改善县政机构，推行地方建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举彭一湖为衡山首任实验县长，以推行其“乡村建设”理论。彭到任后，裁局改科，撤区并乡，建立示范小学、乡村师范学校和卫生院，举办农事实验场推广农业新技术。民国27年（1938年）3月，著名作家孙伏园继任实验县县长。民国28年（1939年）2月，湖南省政府决定衡山县实验工作暂停，孙伏园去职＇26＇。衡山的“乡村建设”实验，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衡山乡村社会政治的状况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源。
　　3。白果镇与岳北农工会
　　将白果镇作为乡镇一级的研究样本，主要由于白果镇的岳北农工会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的独特地位以及“镇”预示了乡村城市化这一发展方向。
　　白果镇位于衡山县西北部，距县城37公里。古称白果市，为岳北最大的圩场之一＇27＇。相传清乾隆年间，此地涓水河畔有一株古老的白果树，人们纷纷来此摘白果入药，“白果”地名因此而得。因临涓水河畔，很早在此建有一座石拱桥，古称镇岳桥。水陆交通便利，逐渐形成集镇。白果镇体制变迁的历史较为复杂。从体制方面来说，明时，属崇岳乡第一部；在清代，衡山县共设17个字437个区，在白果设立朝字，辖白果、江东、松柏桥一带；民国21年（1931年），衡山县撤字建区，原区改乡，全县建8个区、437个乡，在白果设第二区，辖30个乡和新桥、白果2个镇；1936年乡村建设实验，废区，实行乡、县两级自治制，全县设55个乡2镇，设立了白果乡；1937年，衡山县重新划定管辖范围，设26乡2镇，设白果乡，辖有13保、317甲；1946年白果乡与白山乡合并为果山乡；1949年9月衡山解放，全县划为7个行政区，在白果设立衡山县人民政府第七区，辖原白果乡与新东乡，设51保，447甲；1950年3月，废保甲，建村人民政府，第七区共辖34个村；1952年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划小区、小乡及乡级编制供给的决定》，在白果设第三区，共辖23个乡；1953年，区乡行政区划再次调整，第三区辖21个乡；1956年6月，撤区并乡，设白果乡，辖原第三区的白沙、紫楼、扶椅、将军、爱好、瓦铺等乡；1958年人民公社化撤乡镇，并大社，衡山县共设21个人民公社，在白果设立了伟大人民公社；1959年伟大人民公社改为白果人民公社；1961年衡山县结合整顿、巩固农村人民公社，调整社、镇行政区划，并在8月恢复区公所，设白果区，辖新桥、马迹、东湖、贯塘、白果、松柏、棠兴等10个公社；1966年2月，衡山县废区设25个公社，设白果公社；1983年衡山县开始政社分设，建立乡、镇人民政府，白果公社改名为白果乡；1984年6月白果与棠兴2乡合建白果镇，辖25个村委会、242个村民小组、2个居委会、4个居民小组。现总面积54。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2914亩，水田21193亩。总人口28974人，其中农业人口28527人，占总人口的98。5％。总户数为7338户，其中农业户7267户，为总户数的99％。据镇政府上报的数据，1994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19582。71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8947。7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5。7％，上交国家工商各税、农业各税达800万元；1998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58332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8178万元，占总产值的14％。
　　白果镇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3年以白果岳北村为核心成立的“岳北农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湖南省最早的农民协会，为湖南农运之先声。在“岳北农工会”被赵恒惕镇压之后，1926年共产党人又在白果镇成立了岳北农民协会。1927年1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在白果进行农民运动考察时，高度赞扬岳北人民像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肚里一样，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并说，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农民起来革命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五岳，首先点起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向五岳蔓延。过去军阀赵恒惕想扑灭，扑灭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扑灭，将会跟赵恒惕同命运＇28＇。
　　确定白果镇作为乡级研究样本，还在于镇与乡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根据1984年11月，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规定，建制镇标准是：（1）凡县级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建制镇。总人口在2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千的，可以建镇；（2）总人口在2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10％以上的，也可以建镇。凡具备条件的乡在改置镇以后，实行镇管村体制；暂不具备建镇条件的集镇，其所在地的乡政府要委派专门干部加以管理；（3）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工厂区、小港区、风景旅游点、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2千，如确有必要，也可以建镇。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出，像白果镇这种实行镇管村体制的镇，具有较为明显的非农化趋势。在社区发展的性质方面，镇一般既有农村区域，也有城市区域，既有农业人口，又有非农业人员，镇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也是中国城市化的起点。这样必然会产生城市第二、第三产业与农村地区的第一产业之间经济结构的矛盾，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这种经济结构的矛盾必然导致显著的城乡差别，也就必然产生市民利益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等＇29＇。
　　4。绍庄村和岳村
　　在村级层面，本书重点研究的是白果镇绍庄村。
　　绍庄村，离白果镇政府驻地2公里左右，与岳北农工会会址相连。同中国许多村庄一样，绍庄村形成的历史并没有文字记载，存储于乡村社会的记忆也特别模糊。为了搞清这个村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曾从民族发展、姓氏迁移、习俗变迁、乡村建筑、甚至墓葬等多个方面进行过考察。
　　绍庄之地，位于衡山南岳后山地区。衡山县志中称，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先民在这里劳作、栖息。夏、商、周时期，此地为苗族和扬越族的聚居之地。秦至西汉，汉民族才大量南移＇30＇。但对具体的村庄来说，情况则非常复杂，不能简单用民族的发展史作为依据，较为直接的证据应该是姓氏的迁移。根据这一线索，我们按照绍庄村目前主要由李、杨、周三姓村民组成这一现实，研究了各姓的来龙去脉。据1929年编纂的《衡山县地方自治调查实录》记载，岳北地区的李姓是在宋代开始从江西迁入的，杨姓和周姓则在明代始从江西迁入。现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属于海内孤本的明弘治元年（1488年）编修的《衡山县志》，却只有李姓迁入的记载。在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编修的《衡山县志》中，才有杨周两姓在明代中期迁入岳北地区的明确记载。当然，李、周、杨等姓氏分别在宋明两朝从外地迁入岳北地区，并不意味着绍庄村作为自然村落就形成了，因为此时的“岳北”是一个泛指南岳衡山后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了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时间，我们查阅了有关族谱。由于绍庄村多姓杂居，各姓又分为多个族派，各族派说法多有不一，使这种考察变得十分困难。据目前占该村60％人口的李姓（陇西堂山霞李）七修族谱称，该性为授姓，最初生活在陇西地区，宋时逐步向南发展，元朝时多住江西，明时其中一支迁往衡阳。到衡阳后，又多有分宗，其中一支在明初从衡阳县移住岳北，分居于岳北、建筑和今天绍庄村等地。当时绍庄村叫山廓下，大约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山霞李有旗人为耕种方便从对面的岳北、涓水等村分户而在绍庄村现址筑房而住，到民初人口渐多。贯塘胡杨五修及六修族谱称，先祖法新公本胡姓，清初时因读书于南岳始由茶陵迁到衡山，第三代时，以军差不时，顶充户役以脱军籍易姓为杨，世居衡山贯塘即朝字六区＇31＇。大约在清道光年间有一房迁居白果一带。民国初，杨达道房的同盟支开始迁居岳北＇32＇。乾隆四十六年续修象占公述称，周族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元大德居长沙府湘乡县云溪寺，第四祖来籍衡山岳北朝字白果＇33＇。周姓（汝南堂）的老人却言，他们的祖先是在民国初年从松板桥迁过来的。县志也云：清末民初，县内有部分自耕农为耕作方便，从大庄中搬出，另立新庄＇34＇。综合这些历史资料和村里老人们的记忆及传说，大致可以认定，现代绍庄村直接源于清末李姓的开拓，而杨姓和周姓在民初才定居这一地区的。也就是说，绍庄村作为正式村落，应该形成在民初之后。
　　支持这种推论的证据还有建筑和墓葬。衡山县农村古老自然村在平原地区多系聚族而居，一姓一村居多，且以富户住宅为中心营建，形成大村庄，并多建有宗祠。山区丘陵地带，或伐木搭棚，或筑土墙顶盖杉木皮，单家独屋，布局零散。而岳村地势属于平原和岳陵之间，村庄背靠一小山，围山而成，面对平原良田，地域开阔，却没有衡山传统的建筑风格，其布局较为分散甚至出现姓氏交叉，各姓均没有建立宗祠。这些特征恰恰说明了岳村作为单个家庭或小家族因故迁居开始、经过多家多姓历时嵌人发展而成为村落的状况。在绍庄村各姓氏的祖坟地，我们发现最早的祖坟不过四代，为民国3年（1914年）。这也证明，绍庄村作为正式村落的历史并不久远＇35＇。事实上，绍庄之名始于1961年人民公社化时期由白沙大队分出时，其意为“介绍进集体农庄”＇36＇。
　　现绍庄村有7个村民小组，196户，678人，其中农业人口648人，农业户为178户，退休户口落回本村的17户。耕地面积为524亩，其中水田508亩，旱地16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0。8l亩。全村主要依靠离村12公里的新桥水库进行农业生产，是较为典型的水利社会。村里除一个小林场每年有1000多元收人外，基本上没有集体经济。全村主要由李、杨和周姓三大姓氏组成，长期以来，村里的主要权力基本上由三姓分享，村三主干（支书、主任和秘书）由三姓人分别担任。为了搞清楚目前农村社会的组织状况，本书将从政治资源和权力分配、国家权力进入、社区利益保护、村民的政治意愿和认知水平、政治参与等方面，对绍庄进行观察和分析。
　　为了表述，我为绍庄村取了一个的学名叫“岳村”，这是学术研究通用的做法。岳，在汉语主要指高大的山，江淹《陆东海谯山集》诗云“轻气暖长岳，雄虹赫远峰”的岳就是此意。绍庄地处中国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后山，民间多将整个后山地区称之为“岳北”，并困岳北农工会的存在而闻名近现代中国政治界。因此，称之为“岳村”，还有敬仰之意。
　　5。文本资料和现状观察
　　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最感困难的莫过资料的欠缺。对于县一级，我们尚可从历史档案、地方志书和各种文件、有关正式出版物中寻找到部分资料。乡镇一级，基本上很难得到正式的历史性文本，但有关现实的数据和事件记录大体还是可以探知现实事件的线索。在村庄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族谱、家先谱、口头传说资料、各种会议记录、村干部的工作总结、各类宣传口号，特别还收集了许多有关农民个人利益的许多证据、民间调解协议甚至相关的起诉书及法院判决。尽管这些文本资料，使我们有可能获得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性线索，但并不能仅仅依此来理解这种历史性变迁。因为，这些文本资料已经凝留了记载者的判断和思考。对此，英国学者王斯福有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