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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嫔�1998年），王振耀的《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张厚安、徐勇等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程同顺的《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的《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和《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理论成果，对我们认识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关系和权力结构提供了许多相关性结论和方法论启示。但是，这些从不同的理论视野及不同的理性关怀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或是纯理论的推论而缺乏实证考察，或者是在进行其他问题的实证研究中简单地论及过乡村政治问题，而没有将乡村政治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实证研究，缺乏在制度、观念层次上进行深人、精致、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整体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连续转换过程缺乏细致的研究＇6＇。随着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问题的经验性积累以及不同视野的学术观察，呼唤着新的理论概括和更高层次的综合。因为，没有这种综合，我们在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时仍然感到了许多困惑。可以说，正是这种理论的不足，才是目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之最为深刻的根源。
3。选题意义
为了弥补这种学术不足，本书将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
本研究将有助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及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学术关注，多侧重于经济方面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7＇。事实上，“19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事实证明，农村的兴衰治乱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基石和标志。国家的乱始于农村，农村的治必然带来国家的兴盛与安宁，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性规律”＇8＇。乡村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如果离开乡村政治视野，任何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方案都将面临失败的境地。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9＇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又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10＇在目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也要求：“一定要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11＇既然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稳定仍然是全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仍然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问题，那么对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状况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就不只具有学术意义了。当然，我们的研究虽然希望能为解决中国乡村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政策性建议，但对于中国乡村政治发展方向的理论思考才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
本研究将有助于政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并不认为乡村社会存在着政治，政治只属于王侯将相和达官贵人，人们关注乡村社会的政治状况，只不过将其作为国家政治的背景来考察。如果说，政治就是组织公共权力、运用公共权力和约束公共权力的过程，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一切活动，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自古以来的乡村社会就存在着政治。对此，我国现代乡村政治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张厚安教授有过很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在农村，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种政治关系（包括各种新的利益群体、权力结构、政治参与、政治控制等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给农村基层工作，如征粮派款、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文化教育等都带来了新的问题。必须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首先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和政策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2。事实上，随着我国乡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村民自治的全面推进，人们已开始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农村市场化过程产生的公共权力和公共组织等一系列问题。问题是人们的这些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没有将乡村政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没有将中国“乡村政治学”作为一规范性学科来进行建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本研究试图通过对近一百年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状况和特征的描述，为创建中国“乡村政治学”提供经验性事实和理论思考。
二、框架、路径和方法
分析框架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是有关问题的解释模型。研究路径是具体研究的视野和分析角度，是关于解释模型的具体运用。研究方法是研究的具体手段和方式，是有关研究的具体技术方案。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分析框架具有哲学层面的指导意义。本研究将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采用微观实证的方法研究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问题。
1。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的分析框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法。“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3＇。也就是说，经济原因是一切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存在和变化的基础，经济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既然一切社会问题都根植于最深厚的经济事实之中，一切社会现象最终都受一定的经济原因的制约和影响，那么，研究社会问题，必须进行经济分析。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法并不排斥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的新的理论成果，它要求我们正确对待流行西方政治分析界的现代经济分析理论＇14＇，特别要汲取西方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等理论成果。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分析理论，我们将以“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作为具体的解释模型。提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政治结构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中国乡村政治社会，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教授的一个开拓性理论成果。他认为，中国文明史一直是伴随着城市与乡村分离、对立过程行进的，而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政治社会状况的城乡差别和不平衡尤为突出。这种不均衡性正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特点，并制约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的社会共同体，具体考察其不同的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和变迁，对于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政治社会的进程与规律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只有深入到作为中国政治舞台基础的城市和乡村政治内部及其相互间的二元结构，才能科学地解释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扑朔迷离的景观”＇15＇。实际上，这种“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它根据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特点，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国家权力体系及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层面，必须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基础性政治社会，而且试图从乡村政治社会内在的冲突和交换的过程中来解释国家有关制度安排及对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任何国家权力的存在及作用都是以基础性政治社会为前提的。“没有由一个个处于政治孤立封闭状态的村社构成的基础性政治社会，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政体就无从立足并凌驾社会之上进行自我更迭循环。而且，往往正是基础性政治社会的状况和特点才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16＇。
2。路径选择
本研究选择的路径是具有利益关联和交换关系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乡村政治社会的行动逻辑。按照“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在我们讨论国家、乡村社区和村民在进行利益交换时，不仅要将国家权力体系和制度安排作为主导性的因素来考察，同时必须对“国家”进行具体的区分，要将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依存和冲突进行界定，将乡村治理研究视野的“国家和乡村”之分析路径转换到村民利益需求视野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的解释路径。它要求，通过研究作为乡村政治行动主体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进行相互交叉式利益冲突和交换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行动逻辑，来揭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首先，它是一项历史考察，需要从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事实中，以现代化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城市与乡村相互分离、自给自足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替等多种角度，来把握乡村政治发展的根源和演变过程。
其次，它是一项经济分析，需要从现实乡村社会的利益群体及其所形成的政治关系中，来分析乡村社会政治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绩效。它将从财政体制对乡村利益结构和公共权力运用的相互关系上，来解释乡村与国家互动过程中的政治交换，来理解当代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现及对政治行动的影响，从而揭示乡村民主的本质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将更多地从村民利益和基层行政组织的双重视野，来审视乡村社区的秩序和国家在乡村进行的政治经济动员。
再次，它是一项制度研究，需要追究基于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和现实的规则演变过程，来理解乡村政治的类型和性质。它要探讨国家进行乡村社会制度安排最为具体和直接的原因，要研究国家的制度规则进入乡村社会的实际绩效。当然，对制度本身的分析是这项研究必不可少的，只是本书是在历史过程中，从动态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规则体系的表现形式。
最后，它还是一项社区研究，需要考察社区中权势人物同国家权力体制之间直接的联系，以及社区范围内的各种权势人物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方式。作为一项政治分析，以具有共同地域、生产条件、文化习俗、信仰、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氛围的乡村社区作为研究的视野，是对以国家为逻辑起点的政治理论的必要补充。可以说，社区研究是国家研究的基础，而国家研究则是社区研究的逻辑发展＇17＇。
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手段是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
实证研究，是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象进行解释、分析、证实或预测的研究方法，要说明“是什么”的问题。从研究方法分类来说，我们的研究属于实证研究的个案分析，是有关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毛泽东将这种微观个案研究称之为“解剖麻雀”。他说，研究农村问题，“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18＇。费孝通先生在回答有关“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时说：“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搬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么不需要将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19＇。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本书才将“岳村”作为一种实证个案的类型进行研究。当然，本书也注意到了个案研究的局限性＇20＇，并试图将一定区域作为研究背景来进行阐述并赋予了更多的理论关怀。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进行实证调查和理论阐述时，并不否定必要的价值意义。一般都认为，实证研究并不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与实证研究相对应的规范分析才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出发点，提出行为的标准，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和说明“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问题进行研究时，就很难将这两种方法区分开来。因为，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象进行解释、分析、证实或预铡，从来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不同价值观的研究者，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实的观察会有不同的角度和取舍。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严格意义上的区别。我们坚持的实证研究，只是特别强调了事实先于价值，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据弃先人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21＇。为此，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将采用经验研究的方式，直接从中国农民的生活实践中去理解中国农民的政治要求和主张；直接从基层政府和县乡干部的行政活动中去认识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本性。
统计分析，是一种具体的技术方法。它主张从现实社会出发，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经过数量归纳，采用科学的简化方法设计出一种对分析现实社会有用的统计模型，通过调查统计，获得现实社会资料的种种观察数据，再经过适当的统计解释，得出适用于现实社会的结论。而与统计分析相对应的模型分析法，则是通过抽象的方法，把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简化到易于解决的程度，即可反映所研究问题基本性质的逻辑模型，再采用逻辑证明得出抽象的理论模型，经过理论解释，再把抽象的理论模型应用于社会现实，从而得出现实社会中一个个具体的结论。模型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可以相互补充，但不可以互相替代。考虑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极端复杂性，我们尚不能将所研究的问题抽象成为简单的理论模型，为了进行真正意义的实证分析，我们将更多地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为此，我们不仅运用了已有的各种统计资料，还通过对各种问卷调查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
三、研究样本和文献
选择研究样本，是实证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本研究按照类型学的标准和区域比较的方法，并依据毛泽东进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这一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事件，确定了区域、县级、乡镇级和村级等四个层次研究样本。
1。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1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