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7-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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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开风险资本的供应方面，日本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于1999年3月设立了东京代表处，日本的软银（Softbank）宣布它将同纳斯达克合作，并于2001年成立日本纳斯达克。这场竞争迫使东京证券交易所做出回应。东京证券交易所于1999年11月建立了自己的专为快速成长的创业公司服务的市场。该交易所也计划开始放松申请公司须公布至少三年盈利情况的要求，该要求限制了新公司的上市。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9）
鼓励权力分散化、区域专业化以及产业化的发展
日本政府模型倾向于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以东京和大阪为中心的地带。这两个城市几乎占了日本船舶生产总额的50％。这种集中度与高度发达的经济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情况更常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日本的地理集中与其说是地域经济结构设置不合理（这种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造成的，不如说是政府的强权和干预造成的。政府偏好于政策和机关的集中化，然后，集权制也被引入了日本的私人企业；事实上日本几乎所有的主要贸易协会都位于东京。
经济活动的集中化已使得经济虚弱而臃肿，导致办事上的拖延、成本的上升和生产力的减低。比如，经常往返于东京中心区的人员中，25％的人每天要在路上花费3个小时。东京高速公路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18英里，高峰时间则降至每小时11英里。经济活动的集中性降低了生活质量。东京的人均绿地面积是4。5平方米，而纽约是29。1平方米（1997年），伦敦是25。3平方米（1994年），巴黎是11。8平方米（1994年）。
经济活动的集中性也违反了区域专业化和产业化布局的生产力要求。产业化的缓慢发展接着又阻碍了创新和新公司的成长。新成立公司数目占日本全部公司总数的比例在1972年达到最高的7。0％，在1996年则跌至一半，如表5…1所示。1996年日本的该比例为3。7％，仅为美国新成立公司比例的四分之一，美国自从1983年起一直保持在12％至13％的水平。
集中化必然伴随着全国统一的规章和制度，这又与区域专业化背道而驰，损害了日本的进一步竞争。因为在进一步的竞争中，很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都是相当本地化的，比如同供应商的联系、专业化技术群，以及独有的特定产业组织等。区域专业化可以促进生产力提高并有利于创新。与日本同等大小的加利福尼亚就有很多非常活跃的产业群，比如硅谷的微电子和生物技术、圣弗朗西斯科的多媒体、洛杉矶的娱乐和国防/宇航、圣地亚哥的分析工具等。
日本过去所形成的少量的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群正在衰落，如滨松的摩托车和北陆（Hokuriku）的人造纤维。今天许多地区正试图通过招徕大公司、扩宽工业基础、增加公共设施支出而逐渐转变为东京模式。
日本政府应该放松管制，将关于发展何种基础设施、如何改进教育机构并将其同工业联系起来、如何管理经济活动等的选择权下放。同时，中央政府应该鼓励甚至强制地方发展竞争性项目。地方领导者也需要采取更加自发的行动并制定富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发展计划。
另一个经济权力分散化的适宜的形式是产业群的发展。产业群不仅包括公司也包括供应商、提供服务者、大学研究者、金融机构以及监管机构。它们为企业、政府和其他机构提供了对话的论坛，探讨诸如培养员工所需要具备的技能、改进专业化机构设置、淡化管制、在大学培养所需技术技能等问题。许多美国州和区就是采用产业群自由化发展来作为其增强创新和竞争力的手段。
京都的例子展示了进行区域专业化、经济自由化以及鼓励产业群发展时所带来的生命力。正像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的那样，日本的许多新家族公司位于京都地区，此外还有一些日本最著名的企业，如京扇堂株式会社、任天堂、Omron和三阳化学公司也设在京都。按照CEO就职后公司的市场资本增长情况排名，京都的公司占日本前20位中的4位。该城市有着独立和自由鲜明的特点，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的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4位出自这里。它的创新文化以及科学和技术氛围对技术公司都极具吸引力。
京都的信息技术、材料、精密电子仪器在当地根深位重。一个原因是因为该地区在制陶业、微雕艺术和设计方面有1200年的历史。而且京都也是世界著名的花园、城堡、庙宇、神社聚集地。茶道、插花、舞伎以及其他一些艺术都源于京都。京都是日本shenbigan水平最高的地方，shenbigan从字面上可译为“审美”。著名的艺术公司，如制陶业的京烧和清水烧，以及生产纺织品的京友禅和西阵织公司都设在这里。数百家和服厂商和木版印刷商也设在这里。传统的手工业为琐细的软件设计、芯片设计、装配以及游戏设计提供了很好的学徒机会。
京都地区也以最集中的高等教育学府而自豪；该地区拥有33所大学和11所学院。据说京都的每10个居民中就有1个是大学生或研究生。京都也被认为是人均拥有外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地区。富有才华的海外留学生云集京都，改善了它的创新环境。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10）
当地私营经济的腾飞也是很好的例证。整个城市共同努力鼓励新企业的形成。京都有日本第一个服务于为风险型小企业的“孵化器”公司。得益于当地一家公共事业企业的投资，京都是日本少数几个在市区设立民间科技园（京都研究园）的城市之一。京都的企业发展委员会—一个民间组织—致力于评估和支持风险型项目。京都大学开展了日本较早的技术专利活动以加速技术由实验室向创业企业的转化。京都大学有一个风险企业实验室。立命馆大学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管理课程。京都这种高度支持性的经营环境是由当地政府和私营企业提供的，而不是中央政府机构。
京都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这个城市一直相对闭塞，而且规模中等（有150万人口，大约是东京的1/8）。该城市是二战中惟一幸免于战火的城市，留下了一定的小企业基础。缺乏大的、支配性的企业和工业使得较小的企业可以快速发展。京都的公司得不到通产省大型合作R&D力量的重视。宗教组织、学者、艺术家在京都的权力与政府官员、企业领导者不相上下。这种非独权环境防止了严格的阶级制度，并且有利于一对一基础上的关系网建设。
由于无法介入严密的企业集团关系网，京都的小企业不得不同外国顾客接触并同其做生意。京都的公司避免了日本常见的“大公司病”，即一种为国内市场的规模和份额所困扰的状况。相反，这些公司集中于自身参与全球性竞争的核心业务。由于日本银行不愿意向没有担保或不属于某个企业集团的小企业贷款，京都的公司只有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
京都的例子对我们在研究中的不断重复的主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一个包含高质量投入和机构并充满变革和流动性的商业环境中，竞争压力是经济发展的真正途径。
政府的新角色
过去，日本政府认为其作用是：在改进效率和提高稳定性的名义下，对竞争进行指导、控制和限制。很明显，日本需要对政府扮演的角色进行新的定义。现在的政府应该为改进企业所需投入、为竞争创造条件、鼓励创新而工作。改进商业环境的质量和流动性，而非管制竞争过程，应该成为政府新的目标。
日本政府应该停止对竞争的限制，并应该开始着手制定反托拉斯政策。政府应停止限制贸易和投资的行为，开始鼓励专业化、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政府还应该停止对日本工业重组过程的阻挠，并且要避免将重组的影响波及到所有的公司。相反，政府应该让市场自由化，这样，只有最有生产力的公司才能在市场中生存。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安全网络以减轻重组过程对工人和各种机构的影响，并促进释放出的资源向其他部门调整。政府应该停止对国内的公司之间竞争的限制，继续重组工作；政府应该承认国内部门的调整对于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十分必要这一事实。
日本政府应该停止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不能扮演公司治理体系的角色。相反，政府应建立一套有效的私营企业治理体系来替代，这一体系应该有严格的披露和证券管理要求。最后，政府应停止对经济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的政策，并让权给地方市民及其领导者。
现代竞争中，政府还应该致力于提高公司赖以进行竞争的资产的质量，并且设立高级竞争所要求的机构。比如需要对大学体制以及基础教育形式的重新设置进行大量的投资。日本有必要将其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带入信息技术的最前沿（见第六章），而且需要进行项目投资以鼓励新企业和企业家的形成。最后，日本政府不应终止其正面管理角色，包括严格的质量和安全标准以及对环保效果不断提高的期望。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11）
日本政府的新角色既不能被贬低也不被轻视。这是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更适合日本这样的发达经济状况和现代竞争现实的角色。
为了更好地扮演新的角色，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也需要加以改变。因为传统的集体决策和政府机构关键职位的经常轮换，政府制定的错误决策通常无人承担责任。因此，日本政府应该努力培育责任归属更加明确的环境，这可以通过提高选举产生的代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来实现。日本的政策制定过程必须更加公开，这样各种智囊团、商业团体以及媒体等就可以提供相左的意见，鼓励监督组织对政府决策进行独立审核。
利用日本人才资源潜力
这个新日程安排的实施不只是恢复日本的竞争力所必要的，而且还会有利于日本的增长并保持其生活水平。众所周知，日本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对日本及其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现实。大家不太理解的是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将会使得进行我们所描述的变革变得迫切需要。除非日本生产力更高并且以新的更好的方式利用劳动力，否则日本的生活水平将难以持续下去。
三个因素决定着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力的增长、资本供应的增长以及生产力增长。日本的储蓄率已经很高了，而劳动力的增长将会比较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因此，日本继续发展的惟一出路就是寻找到增加劳动力以及急剧提高生产力的新办法。
短期而言，失业仍是问题之一。然而几年之后，劳动力短缺将成为真正的问题。日本因贸易壁垒而幸存的低效率的国内部门和低生产力的企业将再也无法供养工人。将这些部门劳动力解放出来就成为当务之急。日本还需要让妇女作为平等的劳动力加入劳动力大军。获得这部分新雇员不仅需要观念上的变化，而且还需要结构上的支持，比如增加工薪阶层的日托设施。建立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也是一项必要的措施，而不仅仅是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是必须的，有了这一新市场，市民将可以兼职，也可以使退休者仍然能成为劳动力。没有这些变化，健康的经济增长比率几乎就是无法实现的。
结论
日本政府在二战后进行了不寻常的经济重建。然而，昨天的政策—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所执行的政策—已不再适宜。日本政府迟迟没有制定新的政策，这使得日本看起来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也就无法适应现代的竞争现实。日本政府试图利用所谓的“护航体制”来管理和保护少数几家公司的利益，这种做法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是过时的。因为在全球化的经济下，政府将失去控制经济的权力，同时新公司和新产业每天都会不断涌现。
当日本迈入21世纪时，日本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参与竞争的方式，重新定义其在经济中的任务。在现代的全球竞争中，政府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是与过去不同的角色。尽管在日本有要求变革的呼声，但变革的计划还不成体系。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一种系统化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将会提出一整套新的政策，它们将互相加强。贸易的放开将会加速低效率的国内部门的重组进度，表现之一就是帮助日本公司处理好日益加剧的地区竞争。新的公司治理体系将会提高利润指标的重要程度，并鼓励公司制定更有特色的战略；同时，大学体制和激励措施的改进将会使日本公司变得更具有创新性，而且还会培育出新的出口工业。这些领域内的改革之路将会崎岖不平，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只要对前进的方向的整体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日本将能够克服阻碍改革的疑虑和优柔寡断。
第三部分第六章 日本公司的转型（1）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公司一直面临着持续存在的问题。尽管如此，很少有公司的领导者对本公司进行竞争的基本方式提出疑问。日本公司在对经济的缓慢增长做出反应时，采用了在不相关联的业务领域内进行多角化经营的方式，而不是解决其核心业务领域内的问题。而日本公司对盈利能力降低的反应是将业务转移到海外，以获得低廉的劳动力和实现其他投入上的成本降低。最近，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削减生产线、裁员并且努力使组织结构简化以提高效率。但是，大体上来说，这些步骤只代表着经营方面种种考虑的一种延续，而不是改变竞争的方式。以上方法都没有触及日本公司真正存在的问题，即日本的公司必须采用一种新的竞争模式。
日本公司新的日程安排
日本的企业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不低于其政府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挑战。日本公司必须立足于自身在过去真正具备的优势，同时，又必须做好以不同于原来的方式进行竞争的准备。日本公司需要完成的新的日程安排应包括以下要素。
制定有特色的长期战略
尽管经营上的有效性仍将会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是，仅凭这一点是无法实现更出色的业绩的。也许，日本公司面临的最基础的挑战就是要采纳新战略，同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以将自身与竞争者区分开来。
采纳新战略要求日本公司就“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一问题做出艰难选择。在模仿已经成为一项原则的国家里，公司必须选择是开展有别于竞争对手的活动还是以不同于对手的方式来开展业务活动。
好的战略要求公司做出取舍，但是日本的公司在进行取舍方面存在一些麻烦。因为，日本的公司已经习惯于通过扩展生产率边界来进行竞争—也就是同等地追求成本和质量上的优势—以至于没有能够看到现在的问题是：想在生产率边界曲线上的哪一点上展开竞争。
日本公司在采用这样的新战略的道路上会遇到许多内在的障碍。举例来说，日本文化中对一致意见的重视，加重了日本公司努力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要的趋势。在日本，小孩们首先学会的诸多谚语中有一条就是：“冒头的钉子挨敲打。”在日本社会中，与众不同并不是一项优点。相反，保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