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77-叶浅予自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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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天下。
我回到杭州，住在一个小旅馆里，迟迟不敢回桐庐老家。王文英是杭州人，回父母家去了，有时来看看我。我所苦恼的，是今后怎么办？和女朋友热了一阵，这时已经冷下来，为自己找出路要紧。父亲知道我没脸见他，见我一直不回去，急了，怕我在外面干出什么丑事，所以亲自到杭州来把我押了回去。我是他的大儿子，好不容易读了三年中学，只差一年就毕业了，忽然出花招，要跳级，白白在厦门浪费了半年，花了他100多块钱，他实在痛心，非要我回盐务中学去补读不可。我是好马不吃回头草。
回到家里，父亲直骂，我一赌气，一个人跑到县学前的一口井栏上坐着，思前想后，心里直生气，但并不想死。母亲急了，派人四处寻找，竖拉横拉把我拉回家去。这一闹，父亲的骂声没了，母亲的劝慰多了，可我心里更烦。
母亲说：“阿羊呀阿羊，你真糊涂，你阿爸的铺子蚀了本，关了门。从厦门赎你回来的那100块大洋，是拿两亩田抵押借来的，以后读不起书了，你阿爸叫你回盐中是句空话，还是找个吃饭的地方，补贴补贴这个家吧。”
这一番话使我从梦中醒来，什么读大学，什么交女朋友，都成了泡影，惟一必须考虑的是，抛弃一切幻想，找个独立谋生之道。
那天我父亲闯进小旅馆，王文英也在场，她看形势不妙，便自动撤退。她也许和我一样，什么叫“恋”，什么叫“爱”，一概不清楚。小孩子“过家家”的日子结束了，从此我们之间断了联系。
婚姻辩证法父母之命第二课（1）
天赐良机，1925年，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卖布之外，兼画广告。一年之后跳槽，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一心钻事业，把17岁交女朋友之事忘得一干二净。此时已到23岁，父母急了，想抱孙子，不经我同意，在浙江老家给我定了一门亲，逼我回去成亲。
这一逼，逼得我想起当初交女朋友之事。谈情说爱虽无结果，婚姻自由的权利怎能放弃
？但反复思考，又觉得婚姻自由无非是找个自己认为合适的终身伴侣，当时我并没有一个合适的女朋友；再一想，旧社会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不见得个个家庭都是怨偶，何况父亲信里说女家门当户对，说不定还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呢。不如顺从了父母之命，既荣宗耀祖，又得个人实惠。当时我除了满脑子封建意识，还加上赌徒的侥幸心态，所以就让父母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此外，按古礼办婚事的排场，我也很感兴趣，想借此机会，像演戏一样尝一尝当新郎的乐趣。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想法和我的旅游猎奇心理是一致的。许多因素凑在一起，把终身大事当成儿戏，当成赌博，还美其名曰尊重父母之命，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旧社会，在男女关系上，把“始乱终弃”的男人看做歹徒，而我以父母之命为掩护，把罗彩云娶了来，最后以“文盲”、“好逸恶劳”、“只生不养”等等借口遗弃之，不正是歹徒的行径吗？追根寻源，看一看我17岁的那一次不成熟的初恋，正是从那里走向反面，让父母为我建造一个幸福的天堂，说穿了，我的行为是逆反心理的表现。罗彩云最后被抛弃，成为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是我逆反心理造成的恶果。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熟识的绸缎庄置备了一身作新郎用的长袍马褂，还为父亲筹措了一笔钱，帮助他把喜事办得体面些，就这样回了老家。
叶家大厅和往常一样，由萧山县一家喜庆租赁行承包灯彩装潢，迎亲花轿和新娘穿戴的凤冠霞帔，也由他们办。从亲族家借来了桌椅板凳、椅垫桌围、从轿行请来了轿帮和吹唱堂茗；又约好厨师一伙，十六回切艺人一伙；还特请族内权威一人，名为“账房”，实系全局总管；加上采购、担水、打杂、跑堂的班子，总计20来人。迎娶吉期前三五天就把工作班子招齐，其中以厨师一伙任务最重，必须最先到位。我家二房、三房的长子，两三年前就在这大厅里操办喜事，现在轮到我第四房的长子办喜事，一切都按旧规办，缺哪一项也不行。所谓“旧规”，就是按富裕人家的惯例办事，其日程是：
第一日：起媒。请男女双方媒人吃一桌。
第二日：发嫁妆。由男家派人到女家抬嫁妆。高标准是四箱四柜、挂帐大床、四仙桌、绸面被八条，以及子孙桶（马桶）、衣橱、衣架等新房用具。
第三日：发轿迎新娘。鸣锣开道，迎新花轿在前，媒人陪同新郎在后，并以吹奏乐队相随，到女家迎亲。女家鸣鞭炮相迎，设筵宴媒人、娇客及迎亲队伍。宴毕，奏乐，催轿，新娘盛装加头盖，由一长者抱进花轿，后堂发妇女哭声，表示惜别。
花轿到男家，新郎新娘先拜祖先，后拜公婆，然后对拜，送入洞房，抛喜果，饮交杯，礼成。是晚盛筵宴女家送亲者（新娘的父或兄），宴毕，众宾客持烛台送新郎入洞房。红烛高照，众宾退出，新人共入鸳帐。
第四日：专席宴新娘，俗称“请新娘子”。新娘盛装，凤冠霞帔，坐首席，四女傧相（俗称“照灯姑娘”）陪之。新娘不饮不食，俨若神明，意即为族中迎来传种接代之人，或系女系社会之遗风。
第五日：行“三日入厨下”古风，新娘由婆母陪同到厨房，持葱切三刀，象征移交持家之职。是晚设筵宴请族外宾客，俗称“人情宴”。
第六日：宴请诸执事，俗称“洗厨宴”。宣告喜事办完。
第三日、四日、五日之宴，皆用十六回切古制。宴新娘那晚，一般由小姑子敬嫂子，交礼乐中两人互换位置，互相敬礼；女戏文中宴大宾客，交错走步，颇有乐舞意味，一般要事先在新房中排练，以免出错。
凤冠霞帔为贵妇礼服，沿用已数百年。
整个筵席菜肴连十六回切，共计碗碟36味，所谓“饭菜”，不过象征性地扒一口饭，然后奏乐散席。
如此规模的喜庆场面，所费当然不少，而且夜以继日，前后七八天，许多人忙来忙去，为着一对新婚夫妇。当时我一时冲动，要尝尝这兴师动众的古礼的滋味，使自己和罩上头盖的新娘如同戏文中的演员，又像提线戏中的木偶，由人摆弄。喜事办完，戏文散场，新郎仍在自己家，生活照常，而作为新娘，从娘家被人抬到男家，既是客又不是客，经过“三日入厨下”的表演，成了这家的主人，就得像主人一般行事。我母亲是个能干人，要求媳妇也得能干，可是新娘还处在似客非主的地位，那日子实在不好过，稍一不慎或一失手，就得看婆母和姑子的脸色，惟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和自己共床的所谓丈夫姑爷了。对着姑爷，不妨耍耍姑娘脾气，姑爷成了她惟一的保护人。
婚姻辩证法父母之命第二课（2）
当我要回上海之际，新娘费尽口舌，非得跟我去不可。我以为大礼已成，她得乖乖地在老家当儿媳妇，所以不同意带她走。她口出怨言，甚至寻死觅活，闹到婆婆开口，站到媳妇一边说话。母亲有母亲的算盘——儿媳一走，可以避免许多口舌，保住当婆婆的名声。因此，我不得不接受母命，带着罗彩云到上海，过起小家庭生活。
当时，《上海漫画》编辑部从四马路麦家圈迁至南京路，我还兼着云裳公司的服装设计员，两处上班，薪水不低。小家庭租在爱文义路某弄堂里一个前楼，厨房在楼下灶披间，三家合用。房东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把家务事托给房东太太照顾。新娘子罗彩云从未穿过皮鞋，嫁妆里有双新皮鞋，她一到上海就穿上了。进出厨房要走楼梯，头几天小心谨慎，不敢走快，过了几天，自以为走熟了，一不小心滑了脚，从半楼梯摔下来，幸亏房东太太把她扶上楼，躺在床上不敢动窝。我回家吃饭，刚进门，房东太太拦住我，把发生的事说了，告
我不要紧，只闪了腰，贴上了止痛膏药，就会好的。我上楼一看，新娘子好像孩子见了妈，一副委屈相，差点流眼泪。我直道歉，表示不该把新娘子一人撂下不管。知道她还未吃饭，马上下楼请房东太太帮我下了两碗汤面，端上楼，把新娘扶起来，面对面吃了。新娘认为，这顿饭该是她做的，现在反而要我伺候她，她很抱歉。饭罢，我扶她躺下，又去上班。傍晚回来，发现她已在厨房里做晚饭，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我这个老上海，怎么能把一个乡下姑娘撂在家里瞎摸瞎闯呢？回头一想，要是娶的是上海姑娘，经这么一摔，起码要耍耍小姐脾气，埋怨我一顿，躺上三天，逼我找个阿姨伺候她。罗彩云闪了腰，躺了半天就下楼做饭，到底是个贤妻，以后必然是个良母。这一意外事故，把老家吵吵闹闹的事洗刷得一干二净。为了讨好她，我特地在一天下午，陪她到三马路选购衣料鞋袜、胭脂花粉等妇女用品，使她感到她所嫁的是一个会体贴老婆的男人。
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去休养，我则算好她分娩的日子，按时赶回老家。也真巧，我回去第二天她就生了个儿子，小名申，族名善。四年后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一儿一女，都是请奶妈喂大的。生明明时，申已四岁，丢给我母亲抚养。罗彩云无事一身轻，早已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生活作风，每天不是打牌就是逛街，做饭有娘姨，喂奶有奶妈，一切家务不用操心，还学会克扣家庭开支，积攒私房钱。我那时正画《王先生》，稿费收入每月超过100元，同时兼编《时代画报》，加上零星稿费，总共将近200元，在漫画群体中，算是拔尖的，但工作也很辛苦。《王先生》局面已经打开，每周《晨报》一篇，每月《时代》一篇，每半月《北传》一篇，创作负担相当重，白天到时代图书公司上班，晚上绞尽脑汁画《王先生》，有时熬到深夜。这位罗氏夫人起初还亲自下厨，做几样好菜陪我吃顿饭，后来却逍遥自在，成天泡在朋友家的牌桌上，回来得很晚。因为她是文盲，和书无缘，精神世界非常狭小，为人之道懂得很少，我们两人之间无共同语言，总是话不投机。她的惟一美德，就是把家务安排好，但不和我多说一句话。我也乐得独自一人安安静静搞创作。久而久之，我们之间，除了所谓生物人的关系，毫无社会人的交流。我们之间，无所谓“貌合”，也无所谓“神离”。她的世界观是，男人挣钱养活女人，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经常对她说的一句话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儿吧！”
生第一个孩子，罗彩云说自己没有奶，非雇奶妈不可。我不信，由我母亲验证，才雇了奶妈，那是在浙江老家；生第二个孩子，在上海，未生之前早已找好奶妈，孩子落地，奶妈进门。我很奇怪，罗家族内嫁到县里来的姑娘，几乎个个生而不育，都雇奶妈，难道这是她们罗家的遗传？生第二个孩子时，我故意问她，为什么没有奶？她虎起脸说：我当姑娘就束胸，我们结婚那晚，你把我那件小马甲撕破了，难道忘了！她这么回答，我还问什么？
每当交了画稿之后，或下班回家之时，总觉得精神空空荡荡的。这时，罗彩云即使在家，我也觉得毫无生气，宁愿独自一人到公园走走。看到游园的大人孩子们或成双成对的情人们，更感到自己孤独。有时碰到什么应酬场合，就喝点酒，听点唱，把时间混过去；有时干脆约朋友坐跳舞厅，抱着舞女跳几场，解解闷气。总而言之，家里放着个文盲夫人，像一部生孩子的机器，实在空虚寂寞。
我变了吗？变了。
罗彩云变了吗？也变了。
为什么？怎么变？
先说我们的客观环境。上海是中国沿海最大的城市，是个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交错的社会，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娱乐条件、生产条件、消费条件，千变万化。在这个交错复杂的大社会中，分出许许多多小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系统，一边是生产系统，一边是消费系统。生产系统又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各种工厂属之；工厂生产的成品，通过流通渠道，转到消费者手中，成为消费品。精神生产可复杂了，报社、书店、戏园、剧团、乐队、学校、游乐场、旅馆、饭店，甚至妓院、舞厅、杂技班等等属之，只要走出门，走上马路，两旁商店大而如先施、永安百货大楼，小而如烟纸店、食担、摊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是个消费的大世界，一个乡下人到了这里，不管你是大地主或穷光蛋，都会目迷五色，身堕雾中，六神无主，好久好久才能清醒过来。
我自1925年从浙江一个小县来到上海谋生，决心要在漫画出版界混出个名堂，认清了自我奋斗、自我提高、自强不息的为人之道，养成了不计成败，全力以赴的精神。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我们的漫画群体，把我当成一个能吃苦耐劳敢于承担责任的好手。1928年4月这个群体联合出版《上海漫画》周报，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外出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的信赖。有一时期，画报被租界当局工部局巡捕房控告，我挺身而出，代表画报出庭受审。幸亏请了一位好律师，又逢中国政府收回治外法权之际，在租界里设立了中国法院
，我被宣判无罪。这一事件是对我的社会责任感的一场考验，增强了我办出版事业的信心。这种信心，推动我在漫画创作方面对自我提高的努力。我常常深感自己艺术修养不足，而提高艺术修养又得靠文化基础的提高。我认真读书，不管有用无用，见书就读，把有用的时间全部投入自强不息之中，感觉这样才心里充实得多，对创作的信心也随之增强。要说变，这是我变化的一方面。
婚姻辩证法父母之命第二课（3）
变的另一方面，属于我对家庭、社会、世界的认识。解剖自己从初恋到顺从母命和罗彩云结婚的过程，发现我在小学读书时，样样求上进；进中学以后，学习劲头一年不如一年，到了第三年，竟胆敢和女朋友一道跳级投考大学，投考落榜，父亲破产，绝了求学之路，无情地把女朋友忘得一干而净，以至于只求一条吃饭自立之路；等到上海站住了脚，却又向封建家庭投降，甘心作封建道德的孝子贤孙，这反反复复的变态心理，到底是什么思想根源？
应该说，从15岁到25岁的10年间，周围环境对我影响很大。“五四”运动后，崇拜西方文化，向往个性解放，交女朋友，学时髦，放任自己。父亲破产，受到挫折，要求在社会上找个立身之地，用以摆脱困境，表面看来，实事求是，实际是进一步放任自己。等到立稳脚跟，命运可以由自己掌握了，思想转了一个大弯，认为父母为我找对象，免得自己交女朋友的麻烦。碰得巧，可以捡到一个美满家庭；碰得不巧，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自己仍然可以逍遥自在，还是对我有利。回首当年，我真那么坏吗？坏到真那么自私自利吗？追根寻源，不能不归根到新旧双重社会对我的挤轧，逼得我走上一条自私自利的道路。用现下的语言来评判自己，可以戴上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
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