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77-叶浅予自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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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北京塌了一些旧房，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医院已得到通知，不久将收容唐山方面送来的伤员，本院决定轻病号提前出院，让出床位给唐山的伤员。不久，我被送到西郊民族学院，住进我女儿明明的防震棚里；随后，经亲友商议，决定由老伴王人美陪同，乘飞机送我
去上海继续治疗我的心脏病。
十年荒唐梦群众监督劳动改造（3）
10月间，我正在上海治病，某天早晨走到马路上，突然发现“四人帮”垮台的大字标语，才知道形势已经大变，我的历史问题应该彻底平反了。
1976年底，心脏病彻底治好，由上海回到北京。美院革委会已经撤销，恢复了院长制，恢复了招生上课。我的最后工作岗位展览楼，自从我进医院以后，似乎已经把我除名了，回京以后，一直不叫我去上班。我每月仍然领40元工资，按照这个待遇看来，被监督改造的地位仍然没有变。我的身份和地位，到底该由谁来确定，是一个大问题。可是从另一种情况看来，叶浅予的社会地位尽管没有落实，社会关系却逐渐在解冻，显著的例子是：1978年大连棒棰岛招待所请北京画家画宾馆画，全国美协推荐的画家中有叶浅予其人；在大连，画家们住在中央大首长住的一座大别墅里，还给《大连日报》作画写文章，向大连美术界示范表演并讲话，新闻记者给拍照。这一事实，证明我已从十年荒唐梦中苏醒过来。再前进一步，回到北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丹心谱》，请我去画速写，上电视；美院附中请我去讲课，美院国画系招考研究生，请我去评考卷。这些活动，不证明叶浅予已经回到“文革”前的工作岗位了吗？最使我感到新奇的是，一个造反派头目提了一筐苹果来探望老师，说了些慰问的话，忏悔的话，抱歉的话；另一个叶浅予专案组的小头目来请示，要求听我讲课。有几个本系的教师，斗争会上斗过我，大字报上揭过我，见面时，低着头，闭着眼，装做看不见，我也觉得怪不好意思。十年以来惯于在人前低声下气，靠边行走，此时此刻，突然换了个地位，真使我感到换了人间，反而嘀咕起来，自己发问：“这难道是真的吗？”
1976、1977、1978这三年，如同长夜梦醒，心理很不平衡，幸而在几次旅行中接触了人间，接触了自然，接触了美好的事物，恢复了健康的思维，心理逐渐恢复平衡。
1978年到1979年，我大便长期带血，以前的老毛病痔疮发作，用坐浴方法治，总不见效。1979年夏天到医院检查，诊断是结肠肿瘤，动了手术，切除鹅蛋大小一个毒瘤，看了病历，才知是癌。手术期间，顺便取出一粒胆结石。治癌期间，躺在病床上，肉体伤疤尚未愈合，而打开精神枷锁的灵丹妙药突然降临：中央美术学院通知我，定于8月2日召开全院大会，宣布叶浅予政治平反。我只得由女儿叶明明代表我出席大会，会上宣读了文化部党组为叶浅予所作的复查结论，结论原文如此写着：
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同意你院报来的《关于叶浅予同志的复查结论》。叶浅予同志于1944年9月至1945年春在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担任漫画设计工作，是对日伪军进行宣传，应属抗日宣传工作，叶浅予同志并未加入过军统特务组织。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75年7月24日和1978年1月10日两次所作结论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在适当范围宣布复查结论，恢复叶浅予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补发扣发工资。按有关政策规定，归还抄家物资，安排适当的工作，消除家属子女所受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文化部党组
1979年6月13日
十年荒唐梦文革厄运（诗六首）
林彪立竿见我影
江青懿命抽我筋
红卫勒令戴高帽
游斗押送到天津
二
北京街头大字报
臭名处处点叶老
朋友相见不相认
子女牵连逼成妖
三
北伐误投蒋家军
抗日喜当漫画兵
访美之行负恶名
动乱十年洗不清
四
三年牛棚七年牢
斗争会上压弯腰
灵魂未触胡检讨
皮带棒打不叫饶
五
全国串联掀狂浪
牛鬼蛇神大遭殃
造反小鬼搜牛棚
轮番批斗瞎骂娘
六
为审巨奸立专案
几番抄家破我产
侦骑四出访罪证
掘地三尺追逆赃
1987年是我的80寿辰，我开始动笔写回忆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写我的家庭生活，从罗彩云、梁白波、戴爱莲到王人美，写这四个女性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孙女说，这么分开写，岂不影响自己的社会声誉？我说，把真实生活写出来，反而能破除社会对我的怀疑。罗彩云，是明明和你父亲的亲生母亲，可惜是个文盲；我和她之间，除了生儿育女，无感情可言，是我抛弃了她。梁白波是个画家，才情横溢，与我一见钟情，可是她不能忍受情妇的地位，终于抛弃了我。戴爱莲是个真正的艺术家，我倾心于她对艺术事业的奋斗精神，她对我的艺术事业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当然我也在艺术上给了她很多帮助，可惜在相处十年之后，由于环境的变迁，她另有所爱，抛弃了我。在独居四年之后，由于朋友的推动，我和王人美结了婚。岂知我们之间，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如此不同，竟至在日常生活中缺少共同语言，貌合神离30年，迫使我专心一意在事业上寄托感情。王人美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自尊心太强，由于在事业上力不从心，很苦闷，容不得别人触犯她的自尊心，特别是长期高血压形成脑血栓之后，她性情更加乖戾，使我难以忍受。但想到我们已到垂暮之年，不得不强迫自己克制和容忍，做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在向孩子们叙述这段历史中，也提到另外几个插曲，表明自己在男女关系上是凭理智行事的。
1989年夏季开始，我用了两个月时间，为四位女性立传。在这两个月执笔期间，我全神贯注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认识到这四位女性在我身边的时候，都具备妇女固有的美德，处处照顾我的生活，抚慰我的性情，梁白波甚至不惜屈居于情妇地位，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而我，虽然也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也有委屈情绪，但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总不自觉地暴露出某种优越感，忽视了对方的委屈，因而在叙述共同生活的细节中，常常指责对方的缺点大大多于指责自己。比如，当王人美指出我的大男子主义态度时，我不但不加以自省，反而反唇相讥，说什么有大女子主义的人才会看到对方有大男子主义，逼得她向我让步。写完后重新审读这一份原稿，看到自己某些观点很不实际，觉得有重新改写的必要，而且觉得《爱怨四人传》这个篇名也太露骨，曾经想把它改为《晴雨半边天》，似乎含蓄些，然而这仍然是在摆脱自己的困境，企图把责任推到“半边天”去。最后决定改变立场，以《婚姻辩证法》为篇名，分五个专题，以哲学的眼光来看我的婚姻观和家庭生活实践。这样，许多章节得重写，先后次序也得重安排。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我愿意担起这个重负，同时打破回忆录只写阳面不写阴面的先例，向读者全面、彻底、老实地暴露我个人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
婚姻辩证法纸上谈兵第一课（1）
1922年我15岁时，从浙江桐庐老家到杭州进私立盐务中学读书，开始接触新世界。我有个堂姐叶佩菁，比我早一年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她接受新思想比我早，逢到星期天，我去看她，她总说我已长大成人，应该交个女朋友，还说下次看她时，她一定介绍个同学给我做朋友。我这时已近17岁，曾经从《红楼梦》中懂得了一点所谓男女之间的“爱”，但是分辨不出宝玉与黛玉之间的关系和宝玉与宝钗之间的关系，究竟何者对，何者不对。在此之前，还从伯父家看到一本流行的现代小说《玉梨魂》，是描写家庭教师和学生的母亲（寡妇）之
间偷偷摸摸谈情说爱的，我把这和戏文中间公子小姐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情节联系起来，以为这就叫爱情。至于男女学生之间如何交朋友，我不大懂，只知道可以写情书表达感情。我堂姐说给我介绍女朋友，对我有一种吸引力，促使我去探索一下男女之间之友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还流行一种思潮，认为男女之间至高无上的爱是精神的，不是肉体的。
1924年某一个星期天，我坐在女子师范的会客室里，和那位刚介绍的女朋友王文英见了面。会客室就在进校门的大过厅一侧，进进出出的人个个能看见我们，迫使我们这男女两个学生老老实实坐着。本来可以细声细气说说话的，但两个都不满17岁的孩子，实在嘴上无话，心里也无话，假使坐在西湖边的长靠椅上，也许还能寻些有关课堂的话题谈上两句，现在却坐在众目睽睽的过厅里，大有如坐针毡之感。坐不多久，我只得告辞，也不懂说客气话，倒是女方开口，问下星期还见不见。我急忙回答：“下星期在湖边第二公园见面吧。”说罢，匆匆走出校门，落荒而逃，可心里又惊又喜，我竟然有了一个女朋友！
回到自己的学校，同学们围了上来，问长问短，问那位女学生漂不漂亮？问我们说些什么话？问能不能给他们也介绍个女朋友？我说，第一，我们并排坐在会客室里，我只能斜眼从侧面看她几眼，正面什么样子始终没看清楚；第二，两人自始至终默默相对，临别时约定下星期在湖滨再见，没说别的；至于第三，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怎能提这种要求。结果，那位借给我一套毛料学生装的同学发话：“别人不给介绍，我总得给介绍一个吧？”这话对我是一种威胁，我说，下次去见，不再借你那套衣服，别来神气！
见面以后，我和王文英之间开始写“情书”。对方国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想方设法借现代文学作品看，好从中得点灵感或抄点什么，写起来不至于干巴巴。每到星期天，我必到文具店买彩色的洋信纸、洋信封，下工夫写情书。
20年代，社会上虽有了新风气，旧风气还是固守阵地，男女防范很严，学校一律实行男女分校，学监有时要拆看学生的信，以防写情书；有时还监听电话，看有没有人私自和女学生通话。我们宿舍的电话间和学监卧室只隔一层纸窗，王文英打电话来问星期天是否在公园见面，我只能唯唯诺诺，说去，不敢多说，也没什么可说。她又问下星期杭州各中学开运动会，你参加什么项目？我说什么也不参加，却还要添上一句，说同学有参加1000码赛跑的，校队也参加足球赛，表示我校并不落后。从此，我就拼命在操场上练跳高，希望有一天能在田径场上出人头地。
春夏之交，是江南的黄梅天气，经常下雨。一到星期六下午，如果天不好，我在课堂上就着急，两眼老望着窗外，盼老天爷行行好，别再和我过不去。心里不住地说：雨快停吧，雨快停吧，明天已约好女朋友在第一公园见面哩！
一来一回的情书，一星期可以写两次。淡绿或淡蓝色的信封，有时由门房交来，有时到学监房去领。开始有点心惊肉跳，几星期下来，也就没那么紧张了。每次读来信，虽然是些平平常常的语言，可人家就是词汇多，有些语言竟好像在某篇小说里见过。她投之以挑，我当然也得报之以李。这期间为了寻觅文学语言，我读的书真不少。几个星期下来，表达情意的话多了，偶而在字里行间流露爱慕之情，特别是经过几次游湖之后，西湖的山水以至与西湖有关的风流韵事，竟然也在情书中反映出来，好像我们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情绪一激动，情书中的语言也热烈起来，几个月之后，竟然大谈人生的憧憬，直率表达出难解难分的感情。女朋友似乎是天生的才女，信总是写得那么富于柔情，逼得我也故作多情，表现出戏文中的才子模样，竭力写上几句诗一般的甜言蜜语。这一下可不得了，对方亮出了“既然你那么对我好感，我就承认，永远做你的……了”。这不表明我们在情书中私订终身了吗？当时我的反应好像并不怎么强烈，把它当做写情书必然到达的高峰，犹如孩子们玩“过家家”，用积木垒起了一座房，坍了，可以再垒，并没看成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爆发。现在回想起来，王文英情书上的这个誓言，在我这情书接受者心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应，所以回信时也并未表示接受或不接受，竟然环顾左右而言他。
在这个阶段里，学监已经发现我在交女朋友，彩色的洋信封经常被学监截留，又经常有女声的电话叫我去接，再加上我在学期终了时，煽动同学向学监请愿，要求免考英语。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我这学期的“品行”被评了个“丙等”。至于学业，因为交女朋友，散了心，没好好学习，也被评了个“丙等”。我父亲那方面我倒不用担心，他是个开南货店的老板，只管拿钱送我上学，不管读书成绩如何，我把成绩报告单藏下了，下学期照升四年级没问题，可是见了老师同学总觉得太丢面子，心里直打鼓。
消息传来，厦门大学上学期闹过学潮，一部分师生脱离厦大，集中去上海办了个大厦大学，厦大则在上海大报登广告，招收江浙籍学生。碰巧盐中有个姓金的同学与厦大的一个助教是金华同乡，那位助教鼓励他跳级去考。金同学把这消息告诉了我，又鼓动另外两个想跳级的同学一齐去考。我把这个行动计划通知了我那个女朋友王文英，不知她中了什么邪，或许是要实行那个“永远做你的……”的诺言，竟决定和我一起行动。
婚姻辩证法纸上谈兵第一课（2）
我们四男一女，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搭海轮去厦门。到了厦门大学，考期已过，怎么办？还是那位助教出主意，介绍我们五个浙江学生去见校长林文庆。林校长说，许多江浙籍教师学生闹风潮离开了厦大，你们远道而来投奔新厦大，我表示欢迎，决定给你们补考。若能及格，就留下；若不及格，可以办个补习班，明年再考。现下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在上海打仗，你们也回不去了，就安心在厦大住下吧。
补考结果，只那位姓金的同学一人被录取，其余四人进了补习班。混到寒假，我父亲打听到我和女朋友结伴去了厦门，也没考上大学，立即汇来旅费100元，催我回去。其他两个同学也动摇了，于是我们四人结伴，搭了一条带客的货轮回到上海，转回杭州。此时江浙二省形势大变，福建督军孙传芳钻了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后门空档，一举占领杭州，再举而占领南京，自称闽浙苏皖赣五省联军司令，成为奉直二系之外的独立大军阀。说也奇怪，孙军开进杭州之日，也是西湖雷峰塔倒坍之期。两年之后，广东的北伐军分两路进军，西路攻克武汉，东路攻克上海、南京。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一败涂地，江南一带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天下。
我回到杭州，住在一个小旅馆里，迟迟不敢回桐庐老家。王文英是杭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