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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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魅力在于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揭示，这一点决定了文学必须有相当的审美高度，与社会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实行市场经济后，我国文学及文学从业者迅速边缘化，社会地位与实际利益一落千丈。文学何去何从，一批感觉敏锐者（余秋雨就是杰出代表）迅速作出反应：主动融入市场，在创作过程中开始考虑市场需求，将产业意识引进文学领域。这对文学创作者们来说未必是坏事——借助市场，文学作品可以得到更为通畅便捷的传播，拥有更大范围的受众群体，也获得了更为丰厚的物质回报。欧美近现代众多知名作家的经历无不证明，市场化对文学并不完全是一剂毒药。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迅速走红。
然而，市场化是把双刃剑，一旦涉入者驾驭市场的定力不足，市场的腐蚀能量就慢慢浮现——破坏涉入者的审美感觉不说，还将从根本上使文学作品逐渐沦为商品，文学创作逐渐褪色等同为流水线生产方便面的商业活动。这个时候，支配他们的不再是文学创作自有的原则，而是商业规律，其核心就是利用一切手段谋求利润最大化。从状告余杰、金文明到肖夏林，余秋雨为什么老打官司，其内在动力正在于碍了大众对其作品的美誉度以及眼球效应，有损于名义上为名誉权实则为增值空间的扩张。在这种博弈过程中，个人道德与品质如何不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尤其当余秋雨频频以文化活动家身份担任重大赛事评委或某城某地文化顾问时，他只是文学或文化商业化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是中性的，与性别、道德、美感无关，它的价值指向很简单亦很明确：最大的利润空间。
余秋雨打官司作为一个研究标本的悲剧性，或者说文学过度市场化的悲剧性在此表露无遗：在余秋雨以市场为工具力图打通文学创作、传播的“任督二脉”时，他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市场驱使的工具；没完没了地打官司与论战也许并非余秋雨个人所愿，但一种莫名的力量又促使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余秋雨”已不仅是文学名家，而是一种可以魔术般扩展的资本。资本与市场的贪婪本性决定了余秋雨笔墨官司的一而再而三，决定了每本新书出版前商业气息浓重的同一模式炒作。而这种市场与资本对人的异化，马克思、本雅明都有过大声疾呼。
最现实的问题是：面对市场的挑战与诱惑，余秋雨们何去何从？是在利润的石榴裙下沉沦，还是以此为炼狱期待灵魂的重构？这也许是“余秋雨打官司”悲剧性中蕴涵的积极意义——对文学中人如此，对志在全面奔小康的国人同样如此。
（中国青年报9月19日）
看余秋雨告状谭大珩：略论余秋雨“告状”
网上消息传来，余秋雨教授果然在打“名誉”官司了：南告古远清于上海，北告肖夏林于北京，两处皆提出赔偿“名誉”费十万元。并且声明：要以他的“个案”，使“知识分子”懂得些“法治”云云，真是义形于色，好看极了。
诚然，余教授是曾有过美名的，比如“戏剧理论家”、甚至“散文大师”的称号。大约因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原因，曾几何时，一变而成了抹着“文化口红”的浪荡者。真是世事白云苍狗了。为什么有着这样的变化呢？也许余教授迄今仍认为对他围攻、批评的人，多是些妒忌、眼红的“小人”，因此，在痛定思痛之后，决心要洗去那些诬蔑之词，还其“冰清玉洁”之身，于是从文坛走向法庭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的眼光来看，余教授之生平，其成功之处得力于天时地利，其失败之处却是失去了人和。天时地利是客观的条件，人和却是主观的因素。可以大胆地说一句：许多人之所以围攻、批评余教授，是他自己的态度造成的。当然，木秀于林，风必吹之。一个人有了点名气，一定会招来物议，这一点余教授应当明白。
也许余教授认为只有依靠法庭，才能恢复他的“美名”。我们却认为，一个作家的名誉是活在文坛上，有其作品和行为作证，无须向法庭讨“名誉”。向法庭讨“名誉”并不光彩，而且采取这种方式，更会失去“以和为贵”的精神。还有“告状”不一定能增长“名誉”，相反会暴露出自己品格之缺憾的。
那么，余教授“告状”，暴露了他什么缺憾呢？
一、少了点宽容。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夫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苏轼曾说：“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我想，余教授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大约也不过和芸芸众生一样，涵养还差一点。一个作家，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好的坏的都会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在文艺圈内，我们提倡的是“百花齐放”，而不是舆论一律。在上世纪20十年代末，顾颉刚要状告鲁迅，说破坏了他的“名誉”，从武汉勒令要鲁迅在广州候审。然而鲁迅却对他嗤之以鼻！我们认为就算肖夏林有说过“余教授在深圳谈文化是为了一套豪华别墅”的话，也不必诉之法庭。因为这类事情，只需一则声明，便可大白于天下，何苦要请律师、上法庭呢？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有什么话不能说清楚的呢？我们觉得余教授对当今文坛过于悲观，对知识分子的觉悟估计不足。余教授这样做，不管胜诉与否，首先是失去了“人和”，缺乏了“以和为贵”的精神。“冤家宜解不宜结”，余教授以为如何？
二、缺了点幽默。魏明伦先生正确地指出，余教授作品的缺点：“少了幽默”、缺了“滋味”。这一缺憾非同一般，因为它牵涉到做人的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被人诬蔑最多的恐怕是鲁迅先生了。当然，他亦有气愤之时，但他认为文艺批评的事，要通过文艺批评去解决，并且主张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他曾想编本“围剿集”，把论敌的言论一一收录，加以编排，以供后人借鉴。我想余教授是没有这样的胆识的，因为两人的心态截然不同。
说余教授的作品少了“幽默”、缺了“滋味”，也就是说余氏缺乏了文采。这是真的。纵观余教授的作品，《文化苦旅》还算文笔流畅，显示了他的才华，但作品思想苍老，屡有硬伤，而且一味正襟危坐，没有笑容。写到《山居笔记》，文学的意味已淡，偏多浮躁，指责对他批评的人为“小人”了。至于《霜冷长河》，只剩下些感喟和教训的文字，文学意味已茫茫不可见，真是冰冷长河了。肖夏林先生所写的《警惕余秋雨》，剖析余氏作品，中肯深刻、入木三分，难怪余教授恨之入骨，非寻漏子告他不可了。
三、欠了点冷静。余教授自视甚高，总是摆出院长、教授的架子，自以为是“大师”级学者了，因此遇事很不冷静，往往贻笑大方。比如，对他在“文革”时期的历史，许多与他共过事的人尚在，且有文章披露，然而他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严遮面”，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这就难怪人们对他的质问。余杰的一句：“余秋雨你为什么还不忏悔？”像惊雷一样震撼过他的心头。然而余教授却认为这个“黄毛小子”，乳臭未干，懂得什么叫“文革”呢？于是想在魏明伦先生处约见余杰，进行“教训”和私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余杰并不可欺。我们想，余教授是不敢告余杰的，余杰亦表示过不担心会成为被告。
余秋雨教授的《敬告全国读者》，实质是一篇“告全国人民书”，是典型的奇文。这是头脑发热到极点的文章，竟忘记了自己是何身份，而且借“盗版”之名，大骂了批评他的人，又一次激起了作家、批评家之愤火，终于形成了众怒难犯的局面。
至于到“千年庭院”去讲学，本是应某些电视台之约去做“文化明星”的，但偏要在朱、张讲学之处做“秀”。两湖文化你知多少？结果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揶揄，“名誉”也将扫尽了。
还有蹩脚的《余秋雨的背影》，是别人为他写的一本“评传”，也是令人读来肉麻的书。它声声赞颂，并不能给余秋雨的“名誉”添彩，相反，却让人看到原来余的朋友之才华技巧是如此之低劣。稍有点冷静头脑的人，都不会写出这样的书。不知余教授对此书作如何感想，如果是默契的话，那么又证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了。
总的来说，余教授从文坛走向法庭，说明了他走的是离开了文学的道路。依靠法庭去解决文艺批评之争，是不恰当的。一个作家如果只靠法庭去争“名誉”，那么，该人已走向末路了。
（《鲁迅世界》2003年4期）
看余秋雨告状袁良骏 鲁迅为何不状告郭沫若
稍为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大概都知道鲁迅和郭沫若的一桩公案。时在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新锐分子冯乃超、李初梨等，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竟然将鲁迅当成了绊脚石。他们以《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向鲁迅发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鲁迅开始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刚从广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与创造社组成联合战线。“联合宣言”都发出了，怎么会突然遭到“盟友”的攻击呢？稍事镇定之后，鲁迅看出了“盟友”阵营的微妙变化，便先后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进行回答。殊不知这些回答却更加激怒了创造社诸君子，他们把鲁迅比之为中国的Don…Quixote（堂·吉诃德），把鲁迅的回答称之为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为了声援这些年轻的朋友，创造社元老郭沫若先生也披挂上阵，他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创造月刊》二卷1期），称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毫无疑问，这二顶帽子对鲁迅完全不合适，而且，套用一个法律术语，杜荃严重侵害了鲁迅的名誉权、荣誉权。
照理说，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鲁迅完全可以将杜荃先生告上法庭，然而。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写文章进行答辩、反驳。这些文章，后来大都收在《三闲集》中。可以想见，如果鲁迅一怒之下采用法律手段，将杜荃告上法庭，即使打赢了官司，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当然，鲁迅在答辩反驳之中，也并非没有防卫过当之处。比如在《上海文艺之一瞥》（1932，收入《二心集》）的讲演中，他不仅称创造社为“新才子派”，而且称他们为“新才子＋流氓”，说他们“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派的理论来作武器”。显然，这些说法也厚诬了创造社，郭沫若也完全有理由将鲁迅告上法庭。然而，郭沫若同样没有这样做，他也只不过在《创造十年·发端》等文中加以反驳、辩白而已。
鲁、郭二人的这场历史公案，颇值得人们仔细思索和玩味。历史的烟云已经消散，人们不会再对当事人的是非对错太感兴趣。人们不能不想到的是：他们为什么都不运用法律武器？可以说因为当时执政的是国民政府，而鲁、郭二人都对这个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但依据常识，一般的民事诉讼和政府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且，即使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鲁迅不也状告过章士钊无理撤销他的“区区佥事”吗？创造社不也曾状告某著名出版社侵权吗？惟此，鲁迅完全可以状告郭沫若；郭沫若也完全可以状告鲁迅。所以，告与不告，与政府无关。那么，不告的理由何在呢？恐怕还只能从鲁、郭二人本身找原因。一个最明显也最简单不过的原因是，对于别人的批评与攻击，他们的自卫手段只能是反批评、反攻击，即只能是“纸上谈兵”。否则，丢掉正常的反批评、反攻击，请律师，打官司，将对方告上法庭，这只能表明自己无能反驳，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乏”文人。即使官司打赢了，也只能丢脸、跌份、贻笑大方。试想，以鲁、郭那样的才华、气质和文坛地位，他们怎肯出此下策、走此末路呢？幸亏如此，人们才读到了那一篇又一篇互相驳诘的天下妙文，让你禁不住拍案叫绝，回肠荡气。试问，又有谁愿意舍这些天下妙文而去读那些枯燥乏味的诉状和讼词呢？
以此观之，不知而今那些因文艺批评而起的诉讼案，抹煞了多少天下妙文？
（《中华读书报》2003年12月10日）
看余秋雨告状金文明 余秋雨涉嫌剽窃一例
凡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都知道，“引用”和“剽窃”这两个概念，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我这里先把事实摆出来，供大家讨论和分析。
余秋雨先生在《笛声何处》下篇“世纪的丰收”《长生殿》一章中谈到这部古典戏剧的作者洪昇时写道：
洪昇在幼年时期就跟随陆繁招学习，稍后又从毛先舒、朱之京受业。陆繁的父亲陆培在清兵入杭州时殉节而死，繁秉承着父亲的遗志，不愿在清廷统治下求取功名。毛先舒是刘宗周和陈子龙的学生，也是心怀明室的士人。同时，与洪昇交往相当密切的师执，像沈谦、柴绍炳、张丹、张竞光、徐继恩等人，都是不忘明室的遗民。这些人物的长期熏陶，自不能不在洪昇思想中留下应有的痕迹。加以洪昇的故乡杭州，本就受着清代统治者特别残暴的统治，不仅当地人民处于“斩艾颠踣困死无告”的境地，连“四方冠盖商贾”也“裹足而不敢入省会（杭州）之门阀”（吴农祥《赠陈士琰序》）。而在洪的亲友中，又有不少人是在清廷高压政策下死亡、流放和被逮的。例如他的表丈钱开宗，就因科场案被清廷处死，家产妻子“籍没入官”；他的师执丁澎也因科场案谪戍奉天。再如他的好友陆寅，由于庄史案而全家被捕，以致兄长死亡，父亲陆圻出家云游；他的友人正严，也曾因朱光辅案而被捕入狱。这种种都不会不在洪昇思想中引起一定的反响，因此，在洪昇早年所写的诗篇里，就已流露出了兴亡之感，写出了《钱塘秋感》斗“秋火荒湾悲太子，寒云孤塔吊王妃。山川满目南朝恨，短褐长竿任钓矶。”一类的诗句。（《笛声何处》第133…134页）
这一大段文字，是有关洪昇父辈、师执和好友等社会关系及交往经历的专论。全文总共435字。一般的读者看过以后，除了感到内容丰富，叙事翔实，逻辑严密，条理分明，写得很好以外，恐怕提不出什么别的意见。
说来也实在凑巧，意想不到的情况偏偏让我给碰上了。去年冬天，我因为对余秋雨先生的历史散文指错，同复旦大学的章培恒教授发生了一点文字上的纠葛。为了准备辩论，我找来章教授的几部著作仔细拜读。其中有一部《洪昇年谱》，由于搜罗广博，考证详密，深受我的喜爱，差不多读了两遍，对一些著名的人物和史事比过去熟悉了不少。所以时隔半年，再来读余先生这段文字，第一个感觉就是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