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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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遍，对一些著名的人物和史事比过去熟悉了不少。所以时隔半年，再来读余先生这段文字，第一个感觉就是似曾相识。于是便从书架上拿来《洪昇年谱》，在“前言”的第4——5页上，找到了跟《笛声何处》中那段内容雷同的文字，逐字逐句地核对起来。真是不核不知道，一核吓一跳。这两段来自两位学者两部不同著作的文字，不多不少，竟然都是435个，不但句句相同，词序和语序完全一致，就连用字和标点也达到99．5％以上的高度密合（所不同者，是余先生写错了一个人名）。这个现象，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抄袭了另一个人。
究竟谁抄谁呢？章教授的《洪昇年谱》出版于1979年；余先生的《笛声何处》杀青于2004年，而其中论述洪昇的这段文字，全部来自他问世于1985年的旧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因此可以断定，是余先生抄了章教授的。本来我以为，章教授是潜心研究洪昇的专家，余先生是大面积泛论昆曲的行家，就水平和探索的程度而言，难免有高低深浅之分。因此后者从前者那里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或者移植几个新颖的观点，或者引用几句精彩的论述，甚至按照余先生的习惯，以自己生动流畅的文学语言，来个换汤不换药的形象改装，都是无可指责的。这种做法，在当代的学术研究中早已司空见惯，一般不会有人出来说闲话。如要以防万一，就在哪个角落里注上参考或引自某人某某著作就行了。
可余先生这次做得实在太过分、太不聪明了。即便是抄，也得有个规矩和章法，有点节制和顾忌，怎么能把人家章教授精心构思撰写的长达435字的人物专论，不作一点删节，不加任何修饰，就一古脑儿地搬进自己的书里呢？而且对于原创者是谁，抄自他的哪一部学术专著，都没有一言半语的交待。这算什么行为？是参考、引用，还是抄袭、剽窃？要知道，章教授原著的那段论述，虽然只用了435字，内容却高度浓缩，语言也是极其精炼的。其中一共涉及十八人，尤其是钱开宗、丁澎、陆寅、正四人的事例，每人都只用了一句话来概括。例如章教授说：“他（洪昇）的友人正严，也曾因朱光辅案而被捕入狱。”这句话看来简短，但章教授却在《洪昇年谱》第86…87页详细引用了《三冈识略》、《净慈寺志》、《清波小志》、《稗畦续集》等四部典籍中的六种资料，通过论证才得出的，可谓要言不烦，惜墨如金。余先生不但不费吹从之力照单全收，还把正（亦作、岩）法师的名字误成了“正严”。可见他连那些原始材料都没有看过。
这种连菜带盘全部攫为己有的做法，算不算剽窃？读者诸君可以讨论分析，余先生也可以据理力辩，但希望千万不要回避，别再闷声大发财。因为问题一经提出，全国的莘莘学子、硕士博士，都在等着结果哪！如果余先生这样的抄袭不算剽窃，而且合情、合理、合法，那他们必然会群起响应，向心仪已久的文化名人学习，到前贤的著作里东抄西撮，轻轻松松地写好毕业论文，或者拼凑几本学术新著捞点实惠，谁都别再去批评和指责他们，因为人家可以拿出余先生的榜样来为自己作“义正辞严”的辩解。否则，就应当如实地告诫他们，这样做是不行的，是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剽窃，一旦被揭露曝光，必将声名狼藉，难见江东父老之面！
文章千古事，岂能乱弹琴？治学为文，特别是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必须坚持严谨踏实的作风，以科学诚信为本，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某些不良的行为，看来似出偶然，却反映了治学者文品和人品的缺失。尤其是我在本文最后提出的问题，关系到后学成才和成人的百年大计，希望余先生能引起警惕，万勿以危言耸听视之。
（《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4期）
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 余秋雨事件分析（1）
说实话我不喜欢余秋雨的散文，余秋雨的确是个很会做文章的人，但他的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做”上，所以我不喜欢。我对他的关注多半在于他文章之外的、来自媒体的那些内容。
这几年为余秋雨的事可没少犯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翻手为云，我覆手为雨，对局外人的判断力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好在这件事终于要接近尾声了。两期《南方周末》（2004年7月22日、7月29日）终于使我们看到了余秋雨事件的全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余秋雨片段：1963…1980》中所呈现出的余秋雨“文革”问题的全部史实。以往围绕着余秋雨的纷争主要就是“文革”问题，可是双方都是只见火力不见事实，局外人实在无从判断，那时候就替他们着急，用事实来说话呀。别一个整天来势汹汹泰山压顶，一个整天指天指地赌咒发誓。前者有理不在声高，后者天地帮不了你。现在好了，事实终于摆在公众面前了。
余秋雨事件已经全部浮出水面，他自己也同时宣布封笔，这件事即将划上一个句号，是全面透视和分析它的时候了。不过，整个事件摆在眼前的时候，从头到尾梳理一下，却有一种恍然的感觉，原来这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情呀！问题就在于，这件事虽小，却充分暴露了余秋雨人格心态方面的局限，也正是由于这一局限，本来很小的一件事情被放大了。这就是我们分析它的意义。
无疑，余秋雨是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成功范例，这样的人无论处在何种时代都会成功的。余秋雨在“文革”中少年得志、“文革”后青云直上、转型期风光无限就是一个证明。这样的人即使生在封建时代，大概也是状元之命，这只要看看他的文才就可以知道。余秋雨行文既有儒家的风范，又有纵横家的派头，是典型的状元之才。美名与财富，余秋雨都有了；官位，余秋雨也曾经有过了。更绝的是，在名人常常出问题的个人生活上，余秋雨也毫不逊色，家有美妻，琴瑟和谐。总之，文人所羡慕的一切，余秋雨都有了。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完满了？世界上可以有这么美满的人吗？自古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公理就是“人无完人”，谁也别想是个例外。尤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男性公民，大家活得都那么匮乏，凭什么唯独你那么富足呢？有句话叫“天妒红颜”，意思就是说人不可太完满，否则连天都会妒忌你的。连天都会妒，何况人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得这么舒服，这么俨然的。如何让一个成功人士感受到不舒服，如何让一个俨然圣人者掉下面具呢？攻其软肋。这是余秋雨的“文革”问题被拎出来的原因之一。
余秋雨的走红超出了大家对于文人成名的一般预期，对于人们尤其是文人们的承受能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是由余秋雨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没办法。那么，余秋雨本人的表现又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他的频频出镜不断刺激着大家的眼球，已经不是一种挑战，简直就是一种挑衅了。而且，他在媒体当中出现的时候，总是带着某种难以形容的矫情，圈外人看着或许还可以，圈内人就难以消受了。余秋雨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矫情的人，他经常煽情地写到或者说到自己的哭和流泪，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可疑，他真的哭了吗？曾经和一个人说到余秋雨的文风。对方说，文章就像女人一样，要有风情才美，人家余秋雨的文章就是写得有风情。这话恰恰向我提示了余文的症结：风情有多少是天成的呢？多半还不是卖弄出来的。哭算是余文的风情之一了，哭出来的风情。余秋雨的哭可能还和他的撒娇有关，他曾经有一句话，说那些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一篇令他满意的。说得何其撒娇。包括余秋雨的封笔都有点撒娇的意味：你们不是迫害我嘛，我就不写给你们看了，让你们痛哭流涕后悔莫及去吧，让中国的文化界蒙受损失去吧，我决不心疼。爱撒娇的男人必然爱流泪，没人撒娇的时候，他甚至会对自己撒娇，独自泪垂。问题是，一个人的煽情如果不能引起别人的共鸣，其结果就只能令人起腻，特别是一个男人的哭。煽情不成反成矫情的例子在余秋雨很不少见，比如，“我的妻子每天在家除了睡觉之外就是抱着个电视机，希望她的丈夫能回来”之类的。每次提到他的千禧之旅，他总是非常夸张地强调自己多么危险多么辛苦多么伟大……直接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文化圣雄，实属欺负别人没机会，或者赚了便宜反卖乖。当被问及做明星是否影响学者的工作时，他说：……他们除了骂人，还忙着做代表、做委员、开会、拉帮，我从不参加这类活动，连手机也没有，因此我可能是全国拥有最多个人可控时间的人。他有助手，凡事不必亲历亲为，当然可以没有手机，当然拥有可控时间了，这里实际上流露出来的是阔人的优越感，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矫情。一些人反感甚至厌恶他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人们往往见不得成功者的矫情。一个跪在路边乞讨的人，再怎么矫情也不至于让人愤怒，但成功者的矫情就会比较刺激了。所以余秋雨关键并不是文章的问题，而是做人的问题。说实话，中国活得比较成功的文人，多半都有一点师爷相，无论府上主子如何更替，稳坐师爷椅的人总是他，永远善于审时度势，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活得太游刃有余了。所以人们看着不顺眼。即便不对人做冒犯之事，得到的仍然是别人的厌恶，厌恶他的圆滑世故，以及这圆滑世故运用之成功。
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 余秋雨事件分析（2）
余秋雨的矫情也未必完全出自刻意，这可能跟领导者的“亲切”一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经过这些年的做官和成名，余秋雨已经成为一个堂而皇之的“尊者”。凡为尊者，当然是越受尊重，越想有个“尊者”的样子了，余秋雨的作秀就来自这里。他的作秀其实是一种拘谨，而之所以拘谨，就是因为太想给人留下好印象了，太想让大家看到一个完美的余秋雨了。余秋雨的为文一向好修饰，人的为人和为文往往具有惊人的一致，所以他的修饰和矫情、作秀实际上是一体化的。在余秋雨，这很自然，他只想在声名的巅峰处处留心，稳步上升罢了。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留心到，所有的完美都是脆弱的，一个人越想把自己塑造得完美，就越是破坏了预期的完美性；一个人越想呈现自己完美的一面，就越容易暴露出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一个讨厌圣人脸孔的时代，人们有一种普遍的逆反心理，越想打扮得完美的人，大家越想拉下他的画皮——这可以给人一种莫名的快感。再者，人追求完美是一件好事，但必须在自然的基础上，如果有违自然，就会适得其反。余秋雨越俨然，越煞有介事，越冠冕堂皇，大家越觉得他装柿子，越容易想起他那未擦干净的部位。
中国有句话叫“为尊者讳”。作为一个想当然的“尊者”，余秋雨已经先替自己做起了为尊者讳的事。他一向只替民族历史文化反思，却从来不替自己反思，好像根本不懂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道理——就凭这一点，他也称不上真正的尊者。可问题在别人那里就不一样了，人们愿为尊者讳，却绝不愿为俨然尊者讳。余秋雨正在堂皇间，冷不丁受到了那飞来一棒——不知道他意识到了没有，他之所以没有得到“尊者”的待遇，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堂皇上。
其实从《南方周末》披露的史实来看，余秋雨“文革”期间也没什么大恶，按我原来的猜测，他至少应该比这严重十倍才对。所以他完全可以自己写出来，免得让别人费心去调查，也免得以这种方式披露出来更难堪。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期待，他不想这么做也无可厚非，他有权利回避，除了公检法和特定的清查组织，谁也无权要求他主动交代。可是，即便他没有这么理想化，被人揭出来之后，至少也可以采取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或者坦然承认，或者淡然默认。他最最不该的就是：断然否认。
在否认的时候，他还采取了一点方式方法，那就是《新民周刊》上那篇文章的曲折由来。所以余秋雨不必抱怨媒体，他本人不是也曾经利用过媒体吗？只不过没有达到目的罢了。而且，余秋雨能够成为所谓的“明星学者”，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媒体。余秋雨试图用侧攻的战略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搞得自己很没面子。这件事是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大家对余秋雨关注的焦点便集中到“文革”问题上去了。余秋雨此举曾经让我非常费解，泪水是和温情、善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经常流泪的人应该是一个感情丰富、心地善良、灵魂温柔、处事文雅的人，怎么能做出那么简单强硬、欺世盗名、瞒天过海的事情来呢？后来想想，刘备的哭也是一绝呀，而且哭得很真诚，只是眼泪背后的东西我们看不清罢了，因为被他的眼泪模糊了双眼。明明有其事，偏偏说成无，当然欲盖弥彰。本来只是偷了一根针，却拼命抵赖，结果把自己抵赖成了一个大盗。这件事余秋雨做得的确太不君子了，而且聪明过头，成了糊涂。聪明必须有道，否则，不君子的事最终都将体现为不聪明。
聪明人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原因就在于太聪明，但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聪明过度的问题了，而是余秋雨人格心态局限的一个必然，不在这个方面体现出来，也会在那个方面体现出来。现在社会这么开放，又有历史在前面挡着，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洒脱一点，豁达一点，承认就是了，这并不影响你的光辉，因为你并不比一般人道德上更不完善。巴金不就以自己的坦荡赢得了尊重吗？事实上，自己先把伤疤亮出来是一个上上策，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防止被人揭。说出来以后，你就安全了；而不说，那就永远是一座休眠的火山。你自己先说出来，别人就不会揪你了；被人揪住了，坦然承认也没事了，最要不得的就是恼羞成怒。一旦恼羞成怒，就会为一口气而斗，而一旦斗气，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变了。
历史是不容回避的，连许多伟人都走下圣坛被重新评价了，何况一个余秋雨。关于控诉与忏悔的问题，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当一个民族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敢于站出来说：“我控诉”；灾难结束的时候，又敢于站出来说：“我忏悔”，这个民族就是有希望的，反之，就是没有希望的。“文革”既是一场政治灾难，又是一场文化灾难，“文革”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文革”，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文革”。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余秋雨有必要也有义务对自己的“文革”做出反思，即便不是公开的，至少也应该是自省的，可是从他的表现来看，他根本拒绝这么做。连自省和反思都没有，忏悔就更谈不上了。从他的言语和文字当中可以看出，“文革”对于他来说就是家族仇个人苦，没有别的。如果余秋雨的文化关怀永远只会凌空蹈虚，而不敢与现实甚至与真实的自己接壤，那还有多大的意义呢？余秋雨及其家庭在“文革”中可能确实吃了一些苦，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可是，被吃者同时也可能是伤人者，二者是不能相互抵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