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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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秋雨说，“现在再来研究一篇三十年前类似大字报的文章，是多么无聊的事情。”是的，如果单纯为研究而研究，是很“无聊”。但现在的问题是，案件是由《评“体系”》这篇文章引起的，人们就不能不来“研究”一下此文的出笼背景、炮制过程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了。余秋雨说他“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看过《红旗》那篇文章”，那么他是否从报纸上看过呢？当时全国各地报纸一律转载了这篇文章的。所以我很怀疑，曾经为此文写过“二稿”，后来又被写作组二号头头王知常称为“（小余）现在是我们这里的一号种子选手”的余秋雨会如此“不问政治”。可以提醒一下，此文中有一句话：“长期以来，这个资产阶级的戏剧‘体系’，被赫鲁晓夫、刘少奇之流当做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相信，这种“类似大字报”的语句不会出自余秋雨的手笔；但此文中所提到的一些“学术”问题，与他写的“二稿”是否“一点关系都没有”，由于胡锡涛的“回忆”和“证词”中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我只好存疑。作为此文的直接受害者之一，我总应该有权利来“研究”此文的真相吧。
（五）本人与余秋雨素昧平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在此案件提出之前也从来没有看过一些人对他非议的文章，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个人恩怨。只是因为案件涉及《评“体系”》一文，而此文出笼的背景及其严重性许多年纪轻的人都不甚了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当时的情况说一说，顺便谈一下对余古诉讼的一些看法。余秋雨却以颇具威胁的口吻说，“不管对方年纪有多大，都有可能成为我的被告。”请问，要“告”我什么？作为那篇文章直接受害者之一，难道我就没有权利对胡锡涛的“回忆”和“证词”中的种种疑点提出自己的质疑吗？
2002年9月21日于北京
（《澳洲日报》2002年11月4日）
看余秋雨告状陈鲁民“狡猾”值多少钱？
陈鲁民
余秋雨先生时下的炙手可热，身价之高，是毋庸置疑的，单从他屡屡出现在央视大赛评委席上，就可略见一斑，且不说书店柜台上还在显眼位置摆着他的新书与旧著，可是有人因为说他“狡猾”两个字，他就要向人家索赔16万元，这个价码还是让人大吃一惊。大歌星刘欢、那英们外出商业演出，据说一场也大体是这个价码，但人家毕竟还得耗时费力，扯着嗓子喊半天，（对口型不算），秋雨先生这两个字就值十六万，不能不让人惊叹：好昂贵的“狡猾”！
武汉学者古远清，最近被余秋雨以“侵害名誉权”告上法庭，仅仅是因为古远清的批评文章中有打着引号的“狡猾”一词，索赔十六万元。（《东方家庭报》1月9日）
在为秋雨先生的身价惊叹之余，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一生痛骂过数百位文化名流、政客及富豪，用语之尖锐，远比“狡猾”要刺激得多。骂梁实秋是“资产阶级的乏走狗”，痛斥陈西滢“真会玩把戏”，骂张资平是“叭儿与无赖”，骂戴季陶是“无聊与无耻”，讽刺钱玄同是“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贬损张天翼“作品失之油滑”，甚至批评胡风是“神经质、繁琐”，这几位的名头都不比余秋雨小，身价也未必比余秋雨低，可是还没听说哪个因此就把鲁迅告上法庭，索赔巨款。据陈明远先生统计，鲁迅一生的收入有大约三百万元人民币，十分可观，但要是他的论敌们一个个都真像余秋雨先生那样，因为一两个过激的词就去索赔，鲁迅先生恐怕早就倾家荡产了。幸好他们都不无雅量，同时并不把文艺批评的纠纷动不动就拉到法庭上，否则，鲁迅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闭上嘴不说话，或像其弟一样，写点风花雪月，饮点苦茶，要么为打官司疲于奔命，耗尽家财。
还说“狡猾”二字，其实就是贬义的聪明，如果再加上引号，那就又成了正面但又带了点幽默的赞扬。而余秋雨先生的聪明，那是举世公认的，不说那几本引起轰动的“文化大散文”，看他在央视当评委时的侃侃而谈，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古今中外无所不晓，就知道聪明也罢，或者加了引号的“××”也好，绝不是浪得虚名。其实，古远清先前也曾花过许多篇幅来论证余先生的聪明睿智多才多艺，其中也不乏溢美夸张之词，甚至达到肉麻的程度，好像从未听说余先生有一点不安的表示，一概按单照收。想不到，古先生夸来夸去，一句不小心的“狡猾”，竟把自己引上法庭。当然，还是西哲那句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坚决保护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力”，我不赞成余秋雨把文艺争论引入法庭的办法，但我坚决保护他应享有的法律权力和法律意识。不过，我还是更赞赏并认同余杰先生的观点：“文艺批评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法律不必也该介入。如果批评者的言论自由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一个时代的文化将受到不可估量的伤害。”（引文同上）
说实话，写这篇小文时，我也是字斟句酌，战战兢兢，反复看了好几遍，生怕有什么“狡猾”之类不妥的文字再被余先生抓住把柄，要是真告上法庭，也索赔上十六万，对秋雨先生不算什么，那我真是要倾家荡产了。还是小心为妙，毕竟，话要说得痛快，“安全生产”更重要。
（河北《杂文报》2002年12月3日）
看余秋雨告状知识分子品格的严重弱化（1）
郝雨
在进入本文的正式讨论之前，我必须首先做一个重要的说明，就是对于余秋雨先生本人，我一向是非常尊重和推崇的。就在2000年前后，批评界对于余秋雨进行最为激烈的批评，甚至几成围剿之势的时候，我曾经发表了一万五千多字的长文《反思余秋雨批评》（《红岩》2000。4）和《余秋雨，别趴下》（《中华文学选刊》2000。6，该题目为当时该刊贾清云先生所改），对当时许多批评余秋雨的文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辩驳。该文被认为是当时比较公正的和客观理解余秋雨及其作品的代表性文章，后被多次转载并收入由白烨先生主编的《文坛纪事——2000年文学批评卷》（漓江出版社）。其中对于人们对余秋雨的一些误解尤其是有些稍有过头的批评言论进行了一一的辩解。为此我甚至还得罪了许多文坛的朋友。说这些话的目的当然是要表明我对余秋雨先生是本无什么偏见和不满之类的情绪的。但是，只是由于余秋雨最近执意要作为原告和一些学者打官司的举动，我对余秋雨的认识开始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而且，像余秋雨这样的文化名人、资深学者也要借助和依赖法律手段来解决文人之间的学术的或学理的纠纷，也就不仅仅是余秋雨个人的性格和行为问题了。很有必要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来加以认识和分析。此前曾经有媒体披露，余秋雨已经以“名誉侵权”为由，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古远清先生进行了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十万元、经济损失六万元。而且还声称：最近他还要打一系列的官司，不仅仅是起诉古远清一个人，牵涉的也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见《中华读书报》2002。7。31头版头条文）那就是说，他今年乃至今后的几年，就将把打官司作为他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了。而且从余秋雨自己对媒体的表态来看，余秋雨同文人打官司的阵势和规模，也都将是前所未有的了。据最近的一些媒体报道，余秋雨状告古远清一案已经于去年12月在上海秘密开庭。（见《社会科学报》2003。1。30第八版）看来这官司也真的已经打起来了。读了这样的消息，我一再地感到我们整个文化界的悲哀。
我之所以感到悲哀，并不仅仅是为某一个人或者原告与被告双方的任何一方会败诉而悲哀，我所想的是，作为站在人类文化顶尖地位上的文人，或者起码，完全应该靠笔杆子安身立命的文化人，尤其是纯粹意义上的“文人”，难道真的靠笔杆子连自己的名誉都维护不了了，而是只能靠法律，或者只能靠外在的强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名誉了吗？
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这样谈到过，如果是危及了人身性命，或者被侵犯了经济权益，那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毫无疑问是要诉诸法院，寻求法律之剑来保护的。如果是被侵犯了名誉权，对于一般公众来说自然也最好是通过法律来公断和解决。但是，如果这种所谓侵犯名誉权的事是发生在纯粹的文人之间，而且，尤其是这类矛盾又完全是由文学批评或某些学术分歧而引起的，那么，不管这种侵权是否属实，将其闹到法院的结果必然是文人的名誉全部受损。特别是对原告一方来说，不仅绝对争不回什么面子，反而会大大降低其原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这道理也许再简单不过了，自古以来文人是干什么的？说粗俗点就是靠笔杆子吃饭的。说高雅些，也无非是靠笔杆子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的。而笔杆子在文人手中的作用当然首先是讲道理的。它不仅能为社会讲理，能为别人讲理，当然更能为自己讲理。换句话说，文人不仅要以笔杆子来养活自己，也无疑要用它来保护自己；或者说，文人不仅要用笔来为自己挣得名声，更应有能力用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名誉权。除非是那种专制或混乱到无理可讲的社会与时代，文人的确会一时难以自保。而只要是一个国家法律运转正常，社会理性未加颠倒，文人的笔就不会完全失效。起码，只要文人笔中倾注一颗真诚之心，而不故做那种欺世盗名的骗人把戏，他就一定会赢得广大社会的真正理解，他的名誉也决不会随随便便受到伤害。一旦真的有人蓄意对其泼脏水，他的笔也会轻而易举为之洗清名声。所以，文人正名何故依赖法院呢？况且，名誉这东西本就是无形的，它不像人身或经济这类案件，可以通过必要的补偿或制裁来了断，名誉是存于人心中的东西，即使法院判了你的名誉受损并给予经济补偿，就真的能够挽回或买回你的名誉吗？就如当年闹的沸沸扬扬的“马桥”一案，就连许多德高望重的大文人出面调停，原告都不给面子，其实他已经在这种不甚理智之中，大面积地丢失着自己的面子和名誉，这是靠法院判决无论如何都为其挽救不回来的。当年的“马桥”一案，原告的确在法律上胜诉了，但当事人又到底在名誉上为自己挽回了什么还是又丢了什么呢？韩少功还是原来的韩少功，王干还是原来的王干，张颐武也仍然是原来的张颐武。作为原告，基本上一点都没有挽回什么，而被告也一点都没有损失什么。大家实际上空忙一场，只给文坛徒增了一点热闹而已。
再退一步说，一个文人，假如用自己赖于生存的笔却连自己的名声都保护不了，还得求助于外在的东西，求助于他人来做什么公断，那又何谈什么为世界探索真理以及为社会伸张正义之类呢？文人软弱至此，甚至弱智至此，岂不是整个文坛的奇耻大辱吗？
看余秋雨告状知识分子品格的严重弱化（2）
文人之间的相互批评本来是极为正常的。而且文学批评所承担的天职当然就是批评。文人之间如果失去了批评，也就是文化领域失去了对话、交流和碰撞，文化因此就会失去生机，失去自我更新和再生的能力。所以，受到一时的批评根本就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况且，有批评就应该有反批评。尤其是批评者如果批评不当那就更应该得到辩解。当然这种批评与反批评有时难免显得言辞尖刻或者过激，使得被批评者在自尊心方面一时难于承受，这时，我认为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反批评。也就是用笔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大家完全可以各自向社会陈词，从而让社会去鉴定自己的清白，或者你只须得到自己的一二知音足矣，何必求助外力去为你做什么洗刷呢？有本事就来笔战，哪怕最终也辩不出个一清二白，我只要把话说出去就行。写文章不足于泻胸中之言就写书来辩论，像人家陈国军对刘晓庆那样（虽然我绝不赞同把这类纯个人生活和感情上的事这么大规模地公诸社会，也绝不认为刘晓庆陈国军这样层次的人物就是真正文人的榜样），但那样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文人应有的作为。打官司的做法是绝对有损所有文人形象的。其次我认为文人们还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境界，那就是被批评者不管受到多大的无理冒犯，被冒犯者都干脆不予理睬，一言不发，我只照做我自己的事，攻击由人攻击，笑骂由人笑骂，这样反而能显出自己的大度和宽宏，其声誉也反而会自然被抬高。对文人来说这也许是更聪明的办法，一不要经济投入，二不影响情绪和心理，连一点点精力都不用付出，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对于那些真正讲道理的批评，还是应该认真对待的。如果连确实讲理的批评也不予理睬，也很容易成为无知的傲慢。亦非文人所应为也！
前几年，文化界关于余秋雨的批评，的确有些过头之处。笔者在本文开头提到的拙文中也都有很客观的分析。但无论如何，像余秋雨先生这样的身份，是决不应该去像秋菊那样到法庭上讨什么说法的。余秋雨还向记者说什么：“文革”当中的互相攻击太多，讨论也要有个规矩，最好的仲裁者就是法院，自己通过诉讼是想让知识分子认识到什么是法治。“哇噻——！”我的老天爷！要不是余秋雨这么“诉讼”一下，咱知识分子们到现在连什么是法治都搞不懂了！真真地吓死人也么哥！可余秋雨状告古远清的内容，又到底有多少真的是法律过问范围之内的东西呢？就因为古先生在文章中用过“狡猾”这样的词语形容过余秋雨，就成了法律问题了吗？
文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甚至是人格，还是用真正文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澳大利亚《华人日报》2003年3月16至17日）
看余秋雨告状修仰峰 余秋雨打官司的悲剧性解读
余秋雨状告《北京文学》编辑肖夏林侵犯名誉权一审败诉后，已向北京第二中院提出上诉。（9月14日《北京青年报》）单纯看这件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它只是余秋雨众多官司中的一个。但如果从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来看，则会发现其悲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