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0-甲申年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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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绪岚：歌曲《太阳岛上》的演唱者，从此走红流行歌坛，后演唱过电影《少林寺》插曲。
这是不是说，可以不体验生活、就可以搞创作呢？请让我还是以《太阳岛上》举例。
请大家回忆一下，“四人帮”当政的时候，实行的是文化专制。那时中国是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我曾经说我听电台广播，当然我夸张了一点，一打开电台，在唱“我家的”，换个台，唱“表叔”，再换个台，唱“数不”，再换个台，唱“清”，（笑）。八亿人只有八个样板戏，怎么能够满足大家的审美需求呢？艺术本来是以情感人的，就算是革命样板戏，革命的正气高万丈，革命的口号震天响，可总觉得缺少了一点情，一点人的正常感情。比如说在样板戏里，我找来找去不是单身汉就是寡妇，人与人只剩下革命关系了，终于阿庆嫂有了个有名有姓的丈夫叫阿庆，还不让他露面，编剧安排他到外头跑单帮去了（笑）。
这样的作品，缺乏人间的美好情感，而人们需要情感，呼唤美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重新面对生活、面对未来、面对希望，憧憬着自己的和国家的前途与未来。在那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该创作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音乐与生活音乐与生活（2）
大家也许还记得，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进来了，流行歌曲也进来了。它曾经让我们的很多部门很紧张，开始收缴磁带。可是收缴磁带有用吗？我记得当时我虽然是个作曲家，可我家里却没有录音机，也没有磁带，倒是我在幼儿园的大女儿回家唱“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我问她：你哪里学的呀？她说：阿姨教的。
我们是音乐创作者，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心里的感觉沉沉的。我们都觉得应该写一点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的国家迈入了奋进的年代，大家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多流行进来的歌曲，并不能反映我们的精神面貌。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作品来表达大家的理想、情感和愿望呢？词曲作家们都在思索。
应该讲，这个问题已经折磨我很长时间了。当我看到《太阳岛上》这首歌的时候，我仿佛可以感受到“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这样一种昂扬的情绪，我觉得我酝酿了很久的创作冲动，变成了真正涌动着的创作欲望。可以讲，我是借着《太阳岛上》这个响亮的名字，来表达我对生活、对人生、对国家、对未来的一种希望。所以《太阳岛上》虽然只有一天多的创作时间，但是它的积累却是用了很长时间的，它的思考时间就更长，而且这个歌曲的创作根基，是深深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的。
但是我也有一些遗憾。比如说歌词里还是有一些象“同心干四化，风流人物多”这样带有口号性的、概念化的词句在里面，如果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把歌词写得更加生活化、更有人情味。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当唱到“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这一句时，因为它的音区比较宽，有的人就得换个调，甚至到那里咳嗽一下再唱，很难唱下去。我觉得非常歉疚，感到很对不起大家，因为当时我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歌会让大家唱得这么长久，要知道是这样的话，我无论如何都要减低两个音，让大家都能顺利地唱下来（笑）。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生活与艺术、与创作、与音乐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因此，在创作中应该有更多的思考和更扎实的生活。应该坚信创作、艺术、音乐与生活是有着血肉不可分的联系的。
我是1954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开始学习音乐的。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那一年我有幸和10个小朋友参加了中国少年先锋队代表团出访匈牙利，回国时误了考期，音乐学院答应专门为我补考一次，按文件规定我是可以免试保送的，但因为是音乐专门学校，所以音乐课程不能免试。老师问我：你准备学什么专业？这一问，把我问住了，我想糟糕了，因为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妈妈没告诉我要学习什么专业（笑）。于是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说：我想学习作曲指挥。老师一听就笑了：你才一年级呀（那时叫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年纪太小了，还不能学作曲指挥。如果你一定要学，建议你先学钢琴。我说：好，就先学习钢琴。我的同班同学中有盛中国，后来的插班生有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转来的殷承宗，还有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李淇，应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是一帮很幸福的孩子。
盛中国： 1941年生，著名小提琴家。曾参加第二届国际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大赛获荣誉奖。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殷承宗：1941年生，著名钢琴家。曾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学习。1962年获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曾参与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等。后移居美国，现主要从事钢琴教育和演奏工作。
李淇：著名钢琴家。1964年参加艾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获第四名。曾任广州乐团副团长、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我中学是钢琴专业毕业。1960年到大学后，正式升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应该说我的基础比较好，学习也很努力，但是唯独“创作”这门功课，我始终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我说实话，我学音乐没多久，就后悔了。为什么呢？其实我从小的理想就是要当音乐家，但是当我终于进了中国最高的音乐艺术殿堂、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以后，我才发现在我的前面，前人的巨作太多太多了，他们的作品多得我听都听不过来，而且每一部都是名作，都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大才子创作出的大作品。放眼望去，举头一看，音乐界的巨匠，无论是交响乐、声乐，还是作曲家、演奏家，都是人才济济，哪里有我的立锥之地啊（笑）。我如果早知道那么多的好音乐都已经被人家写完了，那么多的巨匠、巨作已经把我眼前所有可以看得见的空间都占满了，我说什么也不敢选择这个职业，真的看不见我的成功之路在哪里。
也许有人以为，音乐不过是七个音符，但就是这七个音符，却不能创作出动人的作品来，这种痛苦是巨大的。我当时就是没有真正认识到，创作的关键不在于才华，也不在于是否掌握了技巧，而是在于有没有真实的生活积淀，有没有想要表达的真挚情感。
生活从哪里来？我觉得在“文化大革命”中，让我充分体会了人生百味、苦辣酸甜。“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在音乐学院学习，我那时因为要留校一年搞创作，从1965年毕业就留到了1966年，这一年算是毕业实习。“文化大革命”一来，主事的领导都进了牛棚，没有人管我们，我就这样一直留在音乐学院，后来又下放到解放军农场，直到1973年才毕业分配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曾经狂热过，曾经非常热情地写过很多歌曲。也许有人记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有两首曲子是经常要播放的，就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一首曲子是军乐。这两首曲子就是我们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同学集体创作的，我写的词，作为向黑线开火的炮弹，一夜之间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
音乐与生活音乐与生活（3）
但是没过多久我就被隔离审查了，在我琴房窗外的大喇叭里就放着“向反动路线开火，开火”，我才突然明白是我自己在向我自己开炮。1968年我又到天津解放军农场呆了四年半，每天种水稻，其间又再一次被隔离审查。这段时间我非常、非常痛苦，有时候是痛不欲生。
有人说我的旋律很美，问我是怎么写的？我觉得很多这种美的旋律，恰好是在我最痛苦、最看不到光明、感觉眼前最黑暗的时候蕴育出来的，因为越是在那个时候对光明、对美好的渴望和追求，就越是热切、越是强烈、越是刻骨铭心。
这种巨大的痛苦使我反思很多。那时候我已经快30岁了，思索了很多人生、艺术的问题，我似乎懂得了一些最朴素的道理。有一次我被押着在月光下、在寒冷的北风中不许戴帽子，不许戴围脖，让我清醒、清醒，以便交代问题。在月光下我就想，如果有朝一日我还能再搞创作，还能由着我自己的想法去信马游疆，我一定会丢弃名利得失而把对人生的美好愿望，对自由生活的热烈向往都表达出来，歌颂自由自在的生活，赞美自由自在的劳动。这就是我在那时的感受和领悟。
过了而立之年，32岁的我回到北京。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历了人生的生离死别，我的父亲自杀了，我家七口人流落在七个地方，一个幸福的家庭没有了。所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真的觉得充满了创作的冲动，想歌颂新的时代，感谢新的生活，同时要创造新生活，使生活更美好。我把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就寄托在了像《太阳岛上》这样的作品里，我从心底里期待从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这种创作的冲动几乎是无法抑制的，是一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喷涌。
1973年我被分配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当时在录制车间下边有一个音乐工作室，我虽然是作曲的，但是因为我们进厂最晚，级别最低，所以我们把自己比喻为见习徒工。我记得是1978年时我接到任务，为记录片《三八女潜水工》写音乐。影片讲述的是海南岛的女潜海工人在海下种海菜的故事，应该说影片拍的很美，这些女潜海工人在水下的劳动也非常美，很像用高速摄影拍的慢动作，纪录女工们在水下游泳、种海菜、追逐海兔子等场景，像舞蹈一样曼妙、优美，海下的世界玲珑剔透，像童话的水晶世界。我写音乐时非常投入，特别想把我对美好生活的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我不但写了音乐，还因为原解说词太长，完全没有给音乐展示的空间，就又用散文诗的风格重新改写了解说词，同时建议片子改名叫《潜海姑娘》。没有想到的是，总编室审查时竟然全都通过了。
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还很受制约，我在《潜海姑娘》的影片音乐中使用了夏威夷电吉它。吉它这个乐器在“文革”中给人的印象是很不好的，那时的流行语是“土流氓玩刀子，洋流氓抱吉它”。我使用吉它不是想猎奇，而是因为水下清澈的、水面带有波纹的、涟漪荡漾的感觉，特别适合用吉它表现。然而音乐写出来了，我却找不到会弹吉它的人。后来是新影厂的一个老编辑给我介绍了吉它大师陈志，他现在带了很多学生并且得了许多奖项。当时的陈志因为在“文革”前教过吉它，而在街道上被打如另册，属于监管对象。他在建国门菜站工作，蹬着三轮车冬天送白菜，夏天卖豆腐。我请他弹琴时他把吉它翻找出来，那时他的儿子已经很大了，却不认识那个东西是吉它。陈志来新影厂录音的那天，录音棚被围观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是来听电吉它的，说明大家喜欢吉它。影片放映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我听说南方有的电台，早晨开始曲是它，中午间奏曲是它，晚上的结束曲还是它。好吃不如勤换样，这么听不是要听烂了、听臭了吗？所以我和别人开玩笑说：我没和谁过不去吧？为什么《潜海姑娘》这么跟我过不去呢？这不是明摆着要让人烦吗？
当时的人们在经历了无休无止的政治纷争、没完没了的人际拼斗之后，人们的生活与美已经久违了，单调贫乏的生活需要美的音乐来抚慰。我是想用我的音乐去表达我对美的歌颂，因为人们需要美的享受、美的欣赏和美的向往，人们干涸了太久的心田，需要用美的甘泉来滋润。
当然，创作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有这种美的记忆。
1976年周恩来逝世的时候，新影厂拍了一部《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的记录像片。这个影片的音乐是由我们四位作曲一起创作的。当时我们非常清楚，“四人帮”是不想让这部片子公映。因为在片子送审的时候，让把所有哭的镜头都剪掉，因为“要化悲痛为力量”；这还不算，还要把所有总理生前和人民在一起时笑的镜头也剪掉，因为这是“悲哀的时刻怎么能有笑的镜头呢”。大家想想，在世的时候不让笑，去世之后不让哭，哪里还有可用的镜头呢。
音乐与生活音乐与生活（4）
我们不但为影片写了音乐，而且还决定要开个追悼会，但是有上级通知说追悼会不能开，可是我们已经把布告贴出去了，就坚持要开。我们的一些老领导非常好心，在决定不让开追悼会的时候，就劝说我千万别犯错误。可是我真的想不通，毛主席都说了革命队伍里的人去世了，要开个追悼会，这算犯的什么错误？我说我没犯过错误，党不是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嘛，这次你就让我犯一回错误吧，等开完追悼会，让我怎么改正，我就怎么改正。所以我就没有把追悼会的布告撕下来。和领导谈话之后，我在回家的路上流着泪，顶着风，那天特别冷。我一回到家里就摊开总谱纸，披着厚厚的大衣，直到第二天窗外已经发白，写出了那段十里长街送总理的音乐，就是从灵车出现一直到进入八宝山那一段路程的音乐，就是在那样的心情下写出来的。周恩来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可是纪录片却笑的镜头不让有、哭的镜头不让有，追悼会也不让开，我就是一定要把这种悲怆、愤懑的心绪写进这段音乐。
我们就是在明知“四人帮”不会让这部记录片问世的情况下，精心完成了音乐创作，并且同新影厂的同志们一起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完成了整部影片的制作。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这部影片才得以和全国人民见面，并受到了亿万人民的热烈欢迎。
现在把话拉回到《太阳岛上》，再谈创作与生活。
我确实是没有去过太阳岛，但是我心中憧憬的美好生活，比阳光还明亮，比浪花还绚丽。每一部饱含了深厚情感的作品，一定是历经丰富的生活体验，有时甚至是充满了磨难。在生活中要善于发现，在发现中去努力思索，然后用真诚的情感去创造美，体现美。
创作与生活既然如此紧密相连，那是不是有了生活，就一定能够写出好的作品呢？不尽然。因为这里面还包括个人的趣味、经历、感情，个人的创作技巧和偏好，甚至和个性都有关系。现在常说“踏实做事，老实做人”，我觉得做人也同样是创作中很重要的环节。
刚才，我讲了我创作的第一部电视片音乐是《哈尔滨的夏天》，非常高兴能留下两首好听的歌。尽管有遗憾，但是我也没法吃这个后悔药，好在感情是真挚的。下面，我和大家说说我创作的第一部电影音乐。
我的第一部电影音乐，是与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北影）合作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那个时候我虽然写了一些作品，但是却一直没有机会涉及故事片电影音乐，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我当然非常希望能够从事故事片电影的音乐创作。
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
1980年初的一天，有人说北影厂的于洋想跟我合作，让我去一趟。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