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0-甲申年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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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
1980年初的一天,有人说北影厂的于洋想跟我合作,让我去一趟。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就去北影厂找到了于洋,那是我们的初次见面。他说准备与我合作一部电影,叫《戴手铐的旅客》,给我讲了故事梗概。并且说:我们寄希望于你,只许成功,不许成仁。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想激励我,可是后来我一想,问题很严重啊,人家说“不成功便成仁”,我却成仁都不许,说句笑话,如果写不好我连死路都没有啊。所以无论如何都得成功。
于洋:1930年生,著名电影艺术表演家、著名电影导演。
于是我就拿着剧本回家认真看,这一看,可给了我当头一棒。因为这个片子描写的是一个老八路式的公安战士,在逆境中坚守岗位,不忘自己公安战士的职责,在自己被通缉的困境里,千里追逐坏人,是一个很主流、很有正义感的故事。而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电影是《大篷车》、《追捕》,流行音乐也刚刚兴起,最流行的是电子音乐、电吉它、电子琴。可是你怎么能够设想,让一个老八路式的公安战士,弹着吉它唱歌呢。还有人说,日本电影《追捕》就是讲被追的好人追坏人的故事,和这个电影的情节差不多,《追捕》里的那个“啦呀啦”的歌,就挺适合这部影片。
但是明摆着,这些都不合适。这部电影音乐的特点,一要讲祖国、讲人民、讲革命情操,二要不同于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比较洋气的旋律,而是要使用民族化的音乐元素,要用琵琶、二胡去表现,而不是吉它、电子琴。
基于这几个交叉点,我想这部电影不能按当时的流行时尚的风格去写。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我觉得应该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不能为了迎合流行、赶时髦,就不顾原则、不实事求是。
我当时约于洋1980年5月在皖町与他会面,交出完成的主题歌。但直到我上路前,也没能联系到剧本作者,歌词都没有,哪里有主题歌。我原来并没有打算连词带曲一起写,而是我实在找不着人写词,于是就在途径昆明的时候写了《驼铃》,也就是“送战友,踏征程”这首词。写完以后,我把它念给正在昆明的、北影厂其它的一些摄制组的人听,他们说挺好,也挺真挚,就是有点儿土,有点儿不合时宜。我也觉得不无道理,可是我再三考虑,这部影片、这个故事、这个人物只能这样写,所以决定就这样儿,不改了。
那时从昆明到皖町,要坐五天的长途汽车,我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座位上,一直在哼唱主题歌的曲子,一路上把嗓子都唱哑了。有时候我偶尔一回头,看见几十双疲惫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人家可能觉得这个人有毛病。
我是在想,应该用什么样的曲调来表达公安战士的情感。我看剧本、设身处地地想当事人的处境。我想到了我自己的家,我朋友们的家。我知道有很多人和事,在这场浩劫中,是非被颠倒了,黑白被混淆了,人们的生活被打乱了,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理想追求,坚守着始终不渝的、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正是这种信念与忠诚,深深地打动了我,在主题歌上我要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感。
和于洋见面时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主题歌拿来了吗?赶快给我唱唱,让我听。我说别急,在我唱这个主题歌之前,我先给你们讲个故事。其实要说讲故事,导演于洋、副导演、摄影、刘诗斌、包笑然、王维国都是特别懂行的人,他们对剧本远比我熟悉,为什么我还要给他们讲呢?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写这首主题歌。
音乐与生活歌曲创作(1)
我就从头开始讲这个故事:外号叫骆驼的主人公刘杰是个公安战士,逃到他最好的战友那里去,可是他的战友却刚刚接到了通缉他的命令,但是经过彻夜长谈,他的战友决定送他走,并且还把最后的一点钱和粮票都送给了他。推门出去的时候,旭日东升,两个战友一起往前走,这时画外响起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给他们唱了主题歌: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路漫漫,雾蒙蒙,革命生涯长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
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
讲到影片结尾时,当应该是刘杰这个公安英雄凯旋归来的时候,却给他戴上了手铐,因为他是当权派。这候,他的徒弟拿着手铐,从叮叮咚咚夸张的手铐响,转到叮叮咚咚的驼铃声再次响起合唱版的主题歌:
送战友,踏征程,任重道远多艰险,洒下一路驼铃声。
山叠嶂,水纵横,顶风逆水雄心在,不负人民养育情。
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待到春风传佳讯,我们再相逢。
我自己讲得激动不已,于洋跟摄制组的同志也都是热泪盈眶。我承认我是用了一点儿心思的,所以我讲完故事以后就先交代说:我在昆明时把歌词念给有的同行听了,他们说感情还真挚,就是有点儿土。可是我又想不出来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情感,还能用其它的什么方式来表达?想来想去,觉得只能这样写。究竟这样行不行,请导演和大家定夺吧。于洋问大家觉得怎么样?大伙都说不错,于洋最后就拍了板:我看就这样,挺好,不管人家怎么说,就这么定了。
我至今非常感激于洋。我理解当初于洋之所以选我合作,是因为觉得我的创作很时尚。可是这部电影却恰恰不能时尚,而是了用了比较土的写法,他们居然能够理解我,从歌词到乐器,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艺术需要情感、感情需要真挚的理念,不用吉它、电子琴,而用琵琶、二胡,风格完全民族化,容许我用最不时尚的写法。我当时把于洋和摄制组的同志们称为老师,老师们能够给我这样的理解和支持,真正从艺术出发,在我创作电影音乐的路上,送了我第一程,我至今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这次创作,首先受教育的是我自己。使我更加明白必须坚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真诚地面对创作。电影上映后不久,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导演王扶林的夫人王之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编辑,现已过世)给我打电话说想给我做个专题节目,但是我总拖着,因为我认为我的作品不够多,好作品更少。她却说不少啦,除了以前的作品,还有《驼铃》。我说什么驼铃?我觉得电影能通过审查就可以了,根本没有想到上演了还能有什么反映,我几乎都把这事给忘了。她说这个歌是现在点播得最多的歌曲之一,我当时一听,真是想流泪,我深深地被听众们感动了。广大群众是艺术的主宰,不能低估了他们的水平,要诚心诚意地为他们服务。我也意识到创作者应该站得更高一点,我们不但应该知道听众们喜欢什么,还应该知道他们还可能喜欢什么,甚至还应该知道他们还应该再喜欢些什么。要先做大众的学生,向他们学习,才能引导大众,做大众的老师。通过这件事,对我的教育是深刻的。
有两件事情,更使我受到很大的触动。
我几次听到传闻说邓大姐非常喜欢《驼铃》这首歌,我虽然很高兴,但没敢真信。后来新影厂的同志说,在拍《邓颖超》专题片的时候与邓大姐商量,如何表现她对总理的怀念,邓大姐说你们就拍我听《驼铃》吧。后来的片子真是这样拍的:在邓大姐身旁的一个小桌上,录音机里传出了歌声:送战友,踏征程 ……
我在电视里看到这部片子时特别激动,心绪难平。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在思念另外一位世纪伟人、人民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的时候,竟然用这首歌来寄托她的情感。我想如果我当时为了追时髦,弄个吉它、电子琴,唱个什么“啦呀啦”的歌,我大概永远都不会有这种幸福感。
二是我在电视里看到人们在人民大会堂,听一位自卫反击战的战斗英雄做报告。他放了一段录音,是猫耳洞里的战士们在唱“送战友,踏征程……”。录音的质量不太好,听的不清楚,唱的音也不准,但是雄浑的歌声却那样激动人心,激动得我没办法平静。歌曲只唱了一半就被响起的炮声打断了,战斗英雄说之后就发起了冲锋。我想大部分人会凯旋归来,但是也有可能,有的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而在这生死关头的时刻,战士们是用这首歌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始终不渝的忠诚和热爱,我感到好象我和战士们就在一起,我们的心贴得那样近,这雄壮的歌声沸腾了我的血液,震撼了我的心,使我感受到了从未感受过的荣誉。
音乐与生活歌曲创作(2)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词曲作家的、最幸福的经历。使我更加坚定了要用真正发自肺腑的真情去精心创作,我将终生铭记。
曾有很多人因为《驼铃》这首歌而说感谢我,说很受鼓舞、受教育,其实真正受教育的是我自己,我衷心地感谢听我歌、唱我歌的人们,感谢大家教育了我。
大家休息十分钟吧。
在创作中,是不是只有生活就够了?不是,既要有创作技巧,又要善于思考。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歌曲创作中,有人说“我非常熟悉”、“我非常有生活”,是不是这样就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呢?不一定。因为创作除了要熟悉和了解生活,有丰厚的生活积累,还要善于思考和运用技巧。
人家说我是既写词也写曲,其实我是专业作曲,业余作词。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是特别爱好写词,而是有时在创作中为了跟词作者沟通要费很多周折,讨论剧本,谈构思,反复磨合,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达成共识的,往往即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有现成的好词当然是最好,但有时还不如自己动手写。
比如电影《少林寺》的歌曲创作就是这样的。
《少林寺》剧组当初请我搞创作的时候并不知道我可以作词,而是说时间特别紧,让我先写出曲来、唱个调,就唱哆来咪发嗦,然后他们回去找人填词,并说香港都是这样做的。我说那何必呢,我先写个词试试看。这就是《牧羊曲》:
日出嵩山坳,晨中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
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漫山飘……
还有《少林寺》:
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四处把你传扬……
词写好了又很快谱成曲,歌曲出来以后剧组很高兴,导演和大家对两首歌的词曲都很满意。说起来剧组之所以请我作曲,是因为据河南同行说我对河南音乐比较了解,因为我写过反映河南的记录片电影。这次恰恰又是河南的题材少林寺,于是我就用河南的音乐风格写。我给大家唱一段我原来用河南音乐风格写的《牧羊曲》,当然不是现在电影里的版本。歌词依然是:(唱)日出嵩山坳,晨中惊飞鸟…… (笑)。导演一听很满意,问当时剧组里的河南人感觉怎么样?回答都是“中、中、中”(河南方言,意为可以、同意)。为什么“中”啊?因为歌曲里有豫剧(河南地方戏剧)、二家弦、还有曲子等一些河南地域的音乐元素,所以他们说“中中中”。过了两天我跟导演说我想重新写,导演问为什么?有谁说不好了吗?我说没人说不好,是我自己要重写。
我跟大家说说,我为什么想重新写。
第一,《少林寺》讲述的是唐朝初年的故事,是李世民还没有当皇帝做唐太宗时候的事情。过去有一种理论叫做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八路军出场要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音乐,日本鬼子来了要用日本音调做主题。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发生在一千多年前,而中国戏曲最长的历史也就是三、四百年,所以无论如何,那时候是没有豫剧的;
第二,这是一部香港影片,如果说中国内地还有一个豫剧《朝阳沟》,什么“亲家母,您请坐,咱俩说说知心话”大家还有点儿印象的话,那么出了河南,出了中国大陆,还有多少人了解豫剧的风格?了解河南的音乐元素?
所以我必须重新创作。如果按着河南的风格写了,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不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审美习惯,我不能拘泥于地域色彩而忽视了全局和整体性。因此,才有了现在电影中的这个版本:(唱)野果香,山花俏……有的人的确认为刚开始写的那首河南风格很浓的更有特色,更俏丽,但事实证明,我也至今不悔,重写了大家都熟悉的这首《牧羊曲》是正确的选择,因为赢得了更多的观众和听众。
创作人通常有这样一个习惯,包括我本人也一样,就是把作品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旦作品出世,就象生出来的孩子,就会有一种偏爱甚至溺爱。但是我们面对的确实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而是亿万观众,我们要负责任。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郑绪岚(《牧羊曲》演唱者)说“王老师要求特别严厉、特别苛刻”,导演又接上了我说的话“因为观众更苛刻”。我们的作品是为大众服务的。
除了敢于推翻固有模式、敢于推翻自己,还要会运用创作技巧。
音乐与生活歌曲创作(3)
比如说主题歌《少林寺》,是一首男声四重唱,是用在影片开始的记录片部分,是用现代人的眼睛来解读千年古刹少林寺的;而《牧羊曲》却是完全描写古代生活的。在同一部片子里,古今并存,两者应该如何衔接,才能作到既互相统一,又各有特色?这就需要运用创作技巧。大家注意这两首歌的关系,一个是“千年的古寺,迷人的地方,嵩山幽古人人都向往”,一个是“日出嵩山坳,晨中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这里一个古一个今,一个男一个女,虽然是场景不同,性格不同,人们可能很难发现音乐的素材在两处关键的地方却是相同的:“千年的古寺”和“野花香”的音调是同一个素材,“万古流芳”和“漫山飘”也是同一个音乐素材。这样虽然两首歌有很大的反差,但感觉上就会比较统一。素材的运用是创作技巧的重要环节。
又如广东省曾经拍了一部电视片叫《百家姓》,先是征集主题歌,后来决定来北京请乔羽写词,王立平写曲。这本身就给乔羽和我出了难题,因为原来是征集,还有选择的余地,而到我们这儿却是“就这么决定了”。而且乔老爷子写了词,我就必须按他的词去谱曲。结果乔老爷子还真就给我出了个难题,他写的词叫《炎黄子孙是一家》:
许多大树都有许许多多枝枝杈杈,
许多大厦都有许许多多砖砖瓦瓦。
顶天立地一部百家姓,
每个姓氏都有许许多多子子孙孙千家万户万户千家,
也许近在咫尺,也许远在天涯。
大家说这曲子怎么谱呀?有人出主意说这只能写成摇滚,可是中国人的百家姓怎么能用外来的摇滚风格写呢。乔老爷子给我打电话说:立平啊,我这个词是写出来了,有点嘎咕,我是故意的,我知道你的曲不太好写。要是实在不行,你减几个字、加几个字也行。比如说“许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