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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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欢迎袁的干预。湖北的黎元洪、四川的胡景伊（胡景伊是四川的军事首脑，
但不是都督——译者）就是两个例子。
只是在后来他们才懂得，袁既然厌恶省自治，就会把他们也赶下台，但
已经为时太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省自治问题上就
是四分五裂的。1913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自治省积聚起来的力量，
但与宋教仁去冬的选举运动相反，没有明确地以各省权利和地方自治的捍卫
者的面目出现。对于全神贯注于省内事务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
遇刺和袁世凯在北京对国会的作法，本身是远方发生的事。当时观察家的印
象是：1913年的起义没有把士绅阶层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
去动员广大民众。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
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
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重印于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68—69页。
② 朱尔典，北京（1913年6月5日），FO228/1852。
① 谢本书：《论蔡锷》，《历史研究》（1979年11月），第47—61页；唐纳德〓S。苏顿：《省黩武主义
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7年》，第141—161页。
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
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
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收买
到叛变了的国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收买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的
支持，比如山东的张勋——袁的对手也在争取张勋，不过没有成功。进一步
说，有了这些资金，袁自己的部队发军饷的能力就有了保证，这种状况对士
气是有好处的。这次借款在金融上、政治上的代价甚高，但在军事战役前夕，
拥有大量现款的优势是充分的补偿。可以公正地说，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
领袖提供了资金。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
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是一个老信念了。这个
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
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
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
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①汇款是及时的。
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
本官员。②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
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
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
到达安全地，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但是日本这种半心半意的援助，根本
无法同袁得到的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他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
本参加了“善后大借款”。
袁战胜二次革命，消解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某些含糊之处。对推翻
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将不再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凭证，虽然它本身并不是不
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国头一年半的联邦制就要让位给
中央集权政府了。增多了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保持这两者荒谬的结
合——它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它促成了国民党1913年选举的胜利——
就要被社会上、政治上都保守的政体所取代了。
关于这个转折，有两个更深一层的、不那么明显的论点应该指出。首先，
民国头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不过这有其颇为
特殊的原因。立宪政体和代议制的、选举制的政治体制，由于它们同中国人
的偏爱和政治习惯不相容，也许会最终自行垮台。但是，1913年发生的事不
是这种情况。自由主义政治是用军事力量打倒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
认识到危险性并组织必要的防御。虽然1912年和1913年的条件证明是难以
再得的，但是复活这些体制的想法，可以理解，继续存在。试验尚未进行到
它的结尾（不论结尾是什么样子），但已被强制地、过早地中止了。
其次，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
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它是
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系统阐述，并在后一个十年得到精炼的。袁世凯新扮
① 北京，艾斯顿代办，两份电报（1913年7月20日），FO228/2498。北京，汇丰银行给上海银行团的电
报（1913年7月21日），附于北京R。C。艾伦给艾斯顿的电报（1913年7月21日）内，FO228/2498。
② 《日本外交文书》，1913年，2，第340—341、352页。
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
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反击的，是在参政、自治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他
们所理解的极端行为。关于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有遭到拒绝。
当然，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中国注
定还要经受另一轮试验。
独裁统治
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他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主义者，辛亥革
命中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背叛了民国。按这种观点看来，他控制了
总称为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掌握了阴谋操纵人民的技巧，这为他提供
了再三叛变的机会。他撒谎，欺骗，玩阴谋，搞暗杀，杀出一条通向支配地
位的道路。在这样追求个人权力时，他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为外
国帝国主义者服务。简而言之，他几乎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
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在后来的年代中，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
方便方法，就是说他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本世纪40年代对蒋介石，70年
代对林彪都是这么做的。①
在我们叙述袁权势的鼎盛时期时，把袁的性格作为他政策的组成部分加
以考虑，是值得的。不像孙逸仙，但像他同代的大多数杰出人物，他个人的
生活方式牢牢扎根于旧习俗之中，即使当他努力使中国适应他认为的20世纪
的需要时也是这样。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众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
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
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
上的功效。
另一方面，他是作为沿着西方和日本的路子进行官方改革的领袖而在清
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精心
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
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那至少是在尽可能美化袁的生涯。他历经1898年动乱、义和团事件、辛
亥革命而不倒，且地位越来越高，表明他有抓住重要机会的才能。这种才能
也可以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和野心的标志。他对变革持谨慎态度，融合新旧为
一体，虽然适合于他在清朝任直隶总督的时期，但面对辛亥革命后的勃勃生
机，就显得缺乏目的和明确的方向了。假定他是贪求个人权力以免受道义上
的怀疑，那么，他任总统时不断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奋斗，就太符合
这个假定了。
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
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
残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
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
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
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
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
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
他的残酷无情服务于这种拘泥形式的秩序观念，这是最危险的。他可以等待
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欲望，证明是令人生畏
的。
1913年夏天以后，袁不再需要等待时机了。前几个月存在的自由主义制
① 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北京，1949年；首次印制于1945年。孙克复、樊树生：《袁世凯尊孔
复辟丑剧》。
度和省自治已被扫除。接着而来的共和政体的独裁统治，已经按照行政上中
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秩序的原则建立起来了。
袁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事上占领中国的广大
地区，袁的军队以前被排斥在这些地区之外。战胜二次革命给他提供了这个
机会。在打败了革命党人之后，袁得胜的军队不仅继续留下来，而且还伸展
到许多没有真正参加起义的省。最后，除六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这样被
占领了，剩下的六省——大都在边远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国的1/4——也受
到胁迫，省的领导只得遵照袁的方案办事。而军事占领只不过是重新改组的
总体计划的最初步骤。因此，第二个阶段就要铲除辛亥革命以来盛行的省自
治在行政上的表现形式。省里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
本省当官的规矩——1912年实际上已被颠倒——又复活了，并逐渐得到施
行。这两项改变的影响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职。甚至在浙江，尽管它是北
洋军没有进驻的六个内地省之一，并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脑，但在独
裁统治下，浙江籍的县知事的比重也显著地下降了。①1914、1915年中国官
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从未被超过，直到1949年。
在1913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内阁（梁启超在这一届内阁里起领导作用）
宣布的政策是，为完全撤销省级行政单位而努力。袁最后证明是不愿意走得
那么远。但是在1914年春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派职责中，袁颁布条例，在削弱
各省军方权力的情况下，加强各省巡按使的权力。头衔改变了；确立了有利
于文职官员的地位先后次序；军方不再参与民政事务，包括收税和任命县知
事。颁布这些条例，还不等于就达到了根本目的——恢复19世纪中叶太平叛
变以来已经降低了的、辛亥革命时基本丧失了的文职官员在政治上的优势。
例如，主要的北洋将领、南京的冯国璋就难以把他限制在军营内。然而确曾
试图这样做；他的作风受到北京控制的约束，足以使他心怀不满。袁在全国
范围内的势力网，开始时是用军事行动建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转
变为纯粹的文官政府。但独裁统治有计划地要朝那个方向行动。
挑选适当的文职官员受到极大的关注。设立了考试制度，特别是对县知
事的候补人员要考试。新式考试不考对儒家课本的掌握情况，而考官僚政治
的一系列技巧和一般知识。1914年和1915年有几千人在北京参加了考试，
考试成绩成为任职的重要的虽不是全部的标准。①同时公开强调要惩治官吏贪
污腐化。恢复了监察机构②，在革新行动中成立了审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院（平
政院）。增加薪金和津贴计划的胡萝卜，伴随着惩罚的大棒。
对改进官场作风的这场运动在地方上取得的成果，看法是混杂的。地方
要响应中央的指示，这点是广泛地做到了。政府机关的尊严和政府机关同普
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在效率提高的同时，复活了达官贵人的架子
以及与1912年令人兴奋的、自由主义的精神相矛盾的官僚保守主义。用一位
中国评论家1914年夏的话来说：“窃恐本意在重经验，而所保存者仅其习气；
① 罗伯特〓基思〓斯科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密
西根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296—298页。
①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务：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研究》，8。2（1974
年4月），第219—224页。
② 平政院下设肃政厅，负责纠弹——译者。
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复者仅其流弊……”③
文官机构既没有完全使军事机构从属于它，也没有因有效率而受到赞
扬，其原因之一是它诞生在恐怖气氛中。对革命地区进行军事占领，开始时
往往是残酷的，不仅如此，袁还在全国各地，通过军事机关和警察机关，针
对与1913年起义有关的人，发动了一场镇压运动。一次间接的或关系不密切
的联系，常常就足以使人成为镇压的对象。流血持续了一年多，其规模各省
不同，但牺牲者似乎数以万计。最卓越的和较激进的国民党领导人都已逃亡
日本或其他地方。这种攻击，同二次革命刚刚过去后继续存在的对袁政权的
反抗，在数量上、强度上都完全不成比例。
可以设想，在前一年投票支持过国民党的大部分选区里，严酷的恐怖统
治带来了对袁持久的厌恶。更进一步说，它还助长了社会动乱，要不然动乱
就会比较容易遏制了。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白朗——或称白狼——率领的盗
匪势力。
被通常称为白狼的这个人，作为在河南南部取得了胜利的盗匪首领出现
在辛亥革命后，1912年夏拥有大约1000名追随者。①拥戴白狼的那一群人似
乎同许多其他盗匪集团一样，是贫苦的、无地的农民和被遣散的士兵。1912
年他那一伙人的政见是反共和、亲清廷的。他们的一个口号是：“为大清朝
廷辛亥蒙冤报仇”。②辛亥革命在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以及在新秩序下给予
士绅阶层的权限，使最受压迫者的这种政见可以被理解。但是，由于国民党
在1913年同袁世凯对抗，革命党人和白狼开始发生联系。后来，由于反对革
命党人的遍及各地的恐怖统治跟着袁的胜利而来，许多人加入了白狼集团，
白狼集团被引导参加了随后的革命战略行动。
从袁的恐怖统治下逃出的难民和被遣散的士兵人数增多，结果白狼帮伙
变得强大起来了。作为单纯匪帮，它是当局的一个麻烦，与许多这类可以控
制的、即使是持久的麻烦相比较，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它同革命党人的联系
以及反袁的政见，使情况在两方面有所改变。镇压这个扩大了的帮伙，成了
中央政府的特殊任务。这支匪军在河南南部建立了根据地，那里有当地的关
系，有居民的保护性支援，但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去冒险，就容易被孤立，
被各个击破。1913年12月和1914年1月，这伙人攻入安徽，引起几个省的
围剿。1914年3月其主要分遣部队转而西进，这明显地是受到、至少是部分
地受到孙逸仙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