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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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1914年3月其主要分遣部队转而西进，这明显地是受到、至少是部分
地受到孙逸仙提出的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的鼓励。拥有3000至10000
战士的主力部队，由于当地人在白狼出现在他们地区的时间内一伙一伙地参
加进来，人数得到几倍的增加，胜利地跨越了陕西。它进入四川的通道被切
断，在甘肃遭到居民的敌视，因为民族上、宗教上都与白狼集团不同，那里
的地方主义增强了。垂头丧气的残部，在试图返回陕西、河南时被追捕。白
狼本人于1914年8月身亡，不是死于早些时候在战斗中负的伤，就是由于有
人向政府军告密；政府军几十万人困窘地花费了很长时间去驱散他的小股力
量。
③ 黄远庸：《远生遗著》，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2，第246页。
① 对白狼帮伙的这种叙述是根据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1911年至1928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
论及河南省》（里兹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4年4月）。又见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
党》，第117—164页。
② 比林斯利：《中国的盗匪活动》，第373页。
从白狼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未能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和部
分居民的绝望心理。因为革命几乎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可做这样的推
测。白狼在家乡外的地区，既能在当地土匪团伙中，又能在政府军的队伍中
成功地赢得支持者，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看到，革命党人的反袁斗
争仍在持续。流亡在日本的孙逸仙及其人数减少了的追随者，力图使火种在
国内燃烧不灭。同像白狼这样的帮伙——他们的不满主要是社会方面的，而
不是政治方面的——建立联系，构成了他们的策略之一。
如果袁把他的敌人限制在不屈不挠的革命党人和社会上投匪谋生的被压
迫者的范围内，他的政权或许已经在其余的中国广大社会阶层中扎下了根
子。但是，袁把顺利运转的官僚秩序想象得如此美妙，以致不容许这种节制。
正如他不加区别的恐怖运动所暗示的那样，他是按照这么一个设想行事，即
中国的毛病远不止地区性的匪患和革命党人的密谋。参与政治的全部现象已
经不复存在。士绅阶层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其他部分居民，包括商人，被迫放
弃了正式代议制机构创建大约10年来所积累的许多政治特权。
限制参与政治的运动是从对国民党的一次攻击开始的，其范围不久就扩
大了。二次革命后国会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国民党议员团同武装起义划清了
界限，还因为袁需要国会再走一次形式。要走的形式是，按照1912年《临时
约法》和随后制订的法规中规定的程序，选举他任正式总统（不同于他已得
到的临时职位）。任意逮捕甚至处决国会议员，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在
贿赂的干扰中，在一群气势汹汹的暴徒的恫吓下，1913年10月6日国会同
意了。尽管如此，国会还是表明了它同袁的意图大相径庭，表明的方式是：
选举袁任总统前，延长了投票时间；起草了一个对抗性的议会制宪法取代
1912年的临时宪法。1913年11月4日，袁列举国民党同二次革命有政治联
系的罪状，下令彻底解散国民党，取消余下的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国民党总
体上被定性为叛乱组织。这一事件标志着恐怖在全国范围升级；国会已丧失
了活动能力。
袁并不就此止步，他在1914年头几个月，很快几下就解散了所有选举产
生的各级议会。剩下的国会议员被通知回家。在清朝末年搭起了框架、在民
国初年积极活跃在府县和县以下级别的数以千计的地方议会，现在都无一例
外地全部被解散了。在清朝最后两年曾经喧嚷一时的、辛亥革命中在政治上
占重要地位的各省议会都被取消。对于那些曾经参与建设这种代议制结构的
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评论解
散地方自治团体时断言说：这项命令“在经济上，以及从他们在当地的声誉
的观点来看，影响全国各地一大批小士绅和资产阶级，并使他们站在他的敌
人一边”。①中国人赞同这一判断的声音虽然被恐怖统治所压抑，但还是听得
见的。
袁的行政管理方式，是加紧努力限制社会上自治的范围。在报刊两年不
受中央控制之后（虽然地方政府有时也压制当地报刊的批评），1914年以法
律形式强化并推广报刊审查制度。中国的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增
加了它对政治当局的从属性。中国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
员和情报人员搜索持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向，他
们的行李被仔细检查。在人员、效率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技术性限制的范围
① 朱尔典，北京（1914年2月9日），FO228/1883。
内，袁政权正逐步具有专事镇压的警察国家的属性。
通过这种办法，推进政治自由主义（它以精英分子为基础）的普遍运动
受到了损伤，而且永远没有完全恢复过来。1913年12月，袁在陈述专制独
裁结构的哲学准则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
之分应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
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那些主张平等、自由，而又不问对不顾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给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
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
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
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
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
包括处理行政。①
现代西方经验比19世纪儒家的保守主义更熟悉这段话的语调。袁是在抵制新
的提供参加机会的、激进化的民族主义的后果，而这种东西，当初曾国藩无
须与之斗争。与此同时，袁接受民族主义的某些前提和目标。他是民族主义
的保守派。
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混杂的反应，体现在独裁统治的纲领中。现
存的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被废除了，而民众代表制的重要性却被承认了。袁
命令设计地方的和全国的新规划。在袁两年半后去世时，这个规划根本没有
付诸实施。但是，从许多筹备的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到，重点是从属于官方的
指导，选区的选民人数较1912年和1913年少。宪法秩序、法律程序、民权、
代议制议会，这些都得到承认，认为对于中国现代化这个热切期望的目标来
说，它们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不过，在袁看来，它们应该以加强而不是削弱
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的方式付诸实施。
为使税收从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畅通而作的多方努力，取得了一些
成功。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北京政府勉强实现了财政上的
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外国贷款了（在战时，贷款无论如何是少有的）。人们
可以争辩说，袁1913年的危险战略奏效了：在屈辱的条件下接受外国资金，
给国家带来了行政统一，从而奠定了财政独立的基础。这个诡计的谬误就是
太乐观了，认为所有的这些残暴行为都不需要付出国内的政治代价。帐单一
提出来，1914年、1915年表面上的财政成就就化为乌有了，剩下的只有袁在
1913年签了字的屈辱条件。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只是靠对国家实行中央官僚主义的控
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了几项花钱多的改革。清朝末年官方民族主义所倡
议的、民国头两年自由民族主义所推广的各种各样方案，不是被砍掉了，就
是被削减了。这些方案中有各种自治团体，它们的命运我们在上面刚刚叙述
过。法院和法官从政府执行机关中分离出来，新的司法系统大为削减，但并
未被取消。现代警察失去了不少为它提供的专款。晚清的现代化新军在辛亥
革命后激剧膨胀，而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后续部队却最戏剧性地被压缩了规
模，降低了预算。袁的北洋军得到优惠，但也未能幸免。各方面削减预算，
① 《总统在政洽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见前《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一节中关于这一材料来源的评论。
（此处据英文资料回译——译者。）
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最终不依赖外国债权人的目标，但它也辜负了民族主义者
对改革的期望。
从部分意义上说，在实行紧缩方面，教育是一个例外。袁不断进行说教，
论述受过教育的公民的重要性。“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
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①这些思想有计划的
应用，就是特别重视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尽管普
及教育还只是遥远的目标，但在独裁统治时期，这类靠地方筹措资金的学校
的影响似乎有所增长。
袁的教育政策从整体上说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湖北省谘议局老练的
议长汤化龙领导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学教授经典著作仅限于精选的章节，
言外之意是，学习目的是语言文学方面的训练，而不是道德方面的培养。袁
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之中。他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
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在独裁时期，基础一级的学校
得到扩充，而紧缩了这一级以上的学校的经费。袁关怀精英分子的需要，为
他们上升到文化特权者增加了“预科”这一条小小的渠道。总的说来，他的
政府对教育的态度是保守主义的，但也是改良主义的，同1912年、1913年
自由主义的民国时期相比，不那么能满足士绅阶层的愿望（他们关注的是学
制中较高级别的学校）。
因为对这个时期的说明往往强调袁世凯人品恶劣、政见反动，所以关于
独裁统治的实际政策的探讨就难找到了。人们受到修正主义者的诱惑，要去
颠倒所有的评价。但这样做并不能证明是有道理的；敌视袁的描绘是以某些
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的。人们可以详细叙述独裁统治下其他方面的改革——例
如，鼓励经济发展，以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自然地保护国内工业制度
中得到的好处。①而注意力最终必然还要转向政权的残酷及其根本上的失败。
愚蠢的是，袁竭力强迫人们响应他。之所以愚蠢，是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还因为它激起了来自最可能支持他的社会高层、甚至他的副手和合作者的相
反反应。
袁意识到高压统治是有其极限的。他坦率承认宪政和代议制的必要性。
但是，他不去迅速恢复自由主义共和政体的民众参政的局面，而试图从帝国
政治中挑选出某种挽回办法去补救。其结果，对他和他的政策来说，都是灾
难性的。
① 《政府公报》，956（1915年1月6日），第9页。
① 评价专制独裁统治下北洋派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见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
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页。
袁的帝制运动
当袁世凯总统通盘考虑独裁统治的成果时，他定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还
缺少什么呢？国家行政既然已经统一，为什么他拍手而老百姓不雀跃；他召
唤而老百姓不集合？当初设想的随着中央集权制而来的力量在哪里？中国为
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依然这么衰弱？袁任总统期间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
退却而告终。外蒙古和西藏基本上仍然沦于欧洲的保护之下。无论他1913
年和1915年同俄国就外蒙古问题签订了协定，无论他在1914年关于西藏问
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同英国签订协定，他都没有能使这些地方得到光复。
同时，外国人已插手盐务管理。铁路修筑权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重开关税
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来自1915年1月开始的中日谈判。5月，袁在日本著名
的“二十一条要求”最后修订文本面前投降。袁把这些机能不全症状的疾病
盲目地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
我们有理由感到惊讶的是，在清朝皇帝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废黜之后，怎
么能有人这么快就得出这个结论呢？对辛亥革命的不同解释，是理解这种思
路的一个线索。人们毕竟可以把这场革命看成是骨子里排满的革命，而不是
反对帝制的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民国只不过是因为缺乏汉族皇帝来名正言
顺地代替被推翻了的满族皇帝而偶然出现的结果。在袁的随从人员中，有些
人一开始就指望民国只不过是袁登基时机成熟之前的临时代用品而已。
恢复帝制最有说服力的道理，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民国不得人心。
我们已经指出过白狼匪帮1912年的拥清口号。尽管在有的省内，革命新秩序
因为数众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参预而得以实现，但几个月后这些民众势力（诸
如秘密会社）就被清除出权力机关。他们一反抗，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鲁迅在他10年后写的表明辛亥革命特点的《阿Q正传》中描绘的境况，
也许更具有典型性。起先，阿Q由于他在村里的最下层的社会地位，被可能
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是，他看到的却是旧的、受过古典教育的高贵人
物和新的、受过外国教育的高贵人物为他们自己接管革命而携手合作，这里，
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当阿Q想去参加时，人家却叫他滚出去。他生气地指责
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阿Q因抢劫罪——他想干但并没有干—
—而被革命的代表处决，更加强了这种分析的准确性。①
鲁迅在这篇短篇小说里，生动地描述了民众被排斥在革命之外以及因此
而与民国疏远这一主题。与开头的这种作法相一致的是，民国继续把民众排
斥在它早期自由主义阶段有生气的、提供参加机会的一切机构之外。且不说
交通问题以及对共和政体的机构不熟悉的问题难以解决，即使那些确曾见到
过新秩序的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理由喜欢它。主张君主制的论点的基础
是：对民众来说，民国是生疏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这些论点在这个限度内
可能是合理的。
可是，提出要把君主制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作为把政府和人民结合在一
起的工具而加以恢复，这些论点就软弱无力了。当君主制在辛亥革命中覆亡
时，民众并没坚定不移地捍卫它。在二次革命前偶尔出现的拥清口号，比如
白狼的口号，与其理解为对皇帝的迫切怀恋，还不如理解为对民国社会倾向
的抱怨。不管怎么说，复活帝制的讯息怎么能传达到人民中去呢？省的和地
① 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选集》，第42—58页。
方的高贵人物理应是复活帝制必不可少的同盟者，而他们中间却有许多人已
经学会了享受共和制的特权。为什么他们必须合作？
特别在1915年年中即将就帝制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刻，主张帝制的另一个
论点必然同外交有关，但由于其性质，它没有公开说出来。袁的一位亲密朋
友当时写下了这一点，英国驻北京公使把这一点理解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