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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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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
泛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中国处在具有掠
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只能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
议会的重要性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尽管主张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的那些人,比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捍卫者结成同盟,赞助他们的某些
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
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情绪。1912年7月,他同意确认各省在职都督职位的
提案,这些人并不是靠他才当上都督的。他虔诚地恳求他们同政府合作。①
同年秋天,他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种
努力,一般都被当作是对省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而经常遭到抵制,有时抵制
是激烈的。11月底,他在要求省当局任命县知事须呈北京批准时,悲哀地指
出,《临时约法》赋予了他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②对此没有什么可察觉到
的反应。他为了确立北京在各省内的作用而提出的立法提案,在临时国会中
不受欢迎。1913年1月,他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
政府的组织章程。③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
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
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
清朝这位伟大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民国
分权的、自由主义的环境。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
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国民党1913年初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
他面临权力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甚至达到要他下台的地步。立宪政体、选
举和省自治似乎都在迫使他退却。他不退却,而是准备战斗。
④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46页。
① 《政府公报》,74(1912年7月13日),第2—3页。
② 同上,210(1912年11月27日),第4—5页。
③ 同上,243(1913年1月9日),第1—5页。
二次革命
用军队是否确实听从他的命令来衡量,袁世凯在1913年春并不指挥占压
倒优势的力量。他的军事优势,仅仅在于他真正控制的部队具有持续的凝聚
力和机动性,其总数约为80000人。其余的中国军队数量多几倍,但在地理
上、政治上却是分散的。袁要利用其军事优势,有赖于他在争取同盟者、制
止敌对联盟方面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1913年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
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
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武装冲突于1913年7月爆发,并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根本问题是,
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1913年初选举获胜而陷入危
机),以及北京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暗杀宋教仁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
领导人迅速转向武装抵抗。宋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
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
孙逸仙在1913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这一点他前一
年夏天就在北京明确地陈述过了。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
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
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
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
挑战,却激起了军事上对他的挑战。
如何才能战胜军事上的挑战呢?各省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
1913年春,部队大批集中的地区还有三个:华北的北京周围(最大的),华
中的湖北武汉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每个地区各占中国交通最发
达的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
接在一起。部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的每一个边上来回作迅速的、大规模的运
动。鉴于渗透入北京部队的核心没有实现的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就努力在湖
北和江苏争取同盟者。他们力图既从上面又从下面来进行:既谋求省都督参
加,又直接号召其下属军官响应反袁文告。
在湖北省当权的是前清官员、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尽管他早就同老资格
的革命领导人疏远了,但却有人提议由他去替换袁当总统,作为乘机利用国
民党选举胜利的宋教仁计划的一部分。宋去世后。人们请求他参加反袁起义。
①与此同时,看来好像还做了些工作以召募黎手下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密谋。
②黎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他把他军队中持不同意见者的组织视为对他本人的
威胁。他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结盟共事的。4月初,他秘密邀请北京
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5月取消了保密,驻扎在湖北长江沿岸的北京军队的
人数也增至10000以上。①早在第一枪打响之前,中国三个重要军事中心袁就
占有两个。
在江苏——黄兴同那里强大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都督不是一位像黎
①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汇编》,1913年,2,第350—351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1,第96—97页。
① W。H。威尔金森,汉口(1913年4月11日、5月11日、5月22日、7月8日),FO228/1873,伦敦档案
局。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日记(1913年4月7日),97条,莫理循:《书信文件集》,悉尼,米切尔
图书馆。
元洪在他自己省内那样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二次革命真正爆发以前,在袁和
袁的敌人之间作出抉择还不是迫切的问题。但是,早先在湖北的失败,以及
士绅和商人中的名流不愿打内战的普遍情绪,使起义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
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黄兴,一段时间内又回复到新近被暗杀的宋教仁的方
式,采用合法策略来反抗。但是,在反袁运动中还存在两个力量源泉。它们
是:地方主义者对袁世凯要求中央集权不满;国民党当权者在省里有组织网。
许多省在税收和任命官员问题上同北京有抵触。当这些省决定反抗时,
袁世凯退却了。但是,他同一个省已经处于接近公开敌对的状态:这个省就
是国民党的追随者李烈钧任都督的江西省。李任其职务之前曾经是受过良好
教育的清朝军队的军官,1911年有过革命积极的记载,热心于家乡江西省的
自治。袁单方面任命一文职人员为都督以便在江西分享权力,这位被任命者
在他1912年12月到达后不久就被赶出省外。后来在1913年1月,袁下令扣
押了合法装船运往江西的一船军火。不顾李烈钧的反对,江西长江港口防区
司令服从了袁的命令。这个问题于是变成了江西都督对江西境内军事官员的
权限问题。仅仅因为袁的退避,战斗才在3月得以避免。在宋教仁遇刺前的
时期,还没有一个领导人对袁表示了如此公开的敌意。李烈钩对宋强调国会
和宪法程序不同意。但他热衷于武力“讨袁”运动。
在广东、湖南也可以见到国民党的倾向性和地方主义者对北京的反抗两
者结合起来的情况,不过,其形式比江西更加变化无常。安徽有一个国民党
员担任省的首脑,他也参预了密谋。反袁的密谋者还寄希望于福建、四川等
地的响应。
革命党人的地位在1913年春天时还不是没有潜力的。但参加同袁的抗争
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是被总统逼出来的。在国民党
选举胜利以前,他已决定不退却,转入了进攻。
在暗杀了宋(3月20日)并在军事上包围了湖北(始自4月初)之后,
袁的下一步重要行动就是大借外债。辛亥革命结束以来,外国银行团在它们
各自国家(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参加)的政府指导下,就给予
北京政府一笔巨额贷款事一直在进行谈判。公开宣称的目的,主要是提供资
金:用于偿付拖欠的和即将到期的中国继承下来的债务,包括偿付外国因在
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还用于负担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
国为首的银行团各国政府,把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员作为一个条
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国职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盐务官营的管理机构,
因为盐税是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各国政府还作出努力颇有成效地阻止
中国从银行团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当局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处境最不愉快的
一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
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甚至在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3月宣布美国退出
银行团之后,美国仍然尊重银行团强加的、不给中国大量贷款的联合抵制,
直到银行团的贷款签订为止。
不必是国民党员也能看出贷款一事的危险性,并会就此对北京予以谴
责。1898年改良运动的领袖、孙逸仙的宿敌康有为,在1913年初把签贷款
协定比为“食毒脯以止饥”。康争辩说,总可以找到某种办法来避免银行团
的致命的施舍。用盐务管理权换取2500万英磅的贷款,这笔钱在扣除了欠的
旧债和筹集贷款的费用后,中国政府实际上只能得到1000万英磅,作了这笔
交易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康问道:为了外国再注入一笔钱,是否就不会
献上另外的政府机构,或者土地税呢?“诚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
他写道,向此时此刻正在为蒙古和西藏同北京争论的俄国和英国借款,是多
么令人难以理解:“政府是谁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国,万里之土地,分
赠于他人乎?”签订外国贷款所引起的愤怒,促成了清朝的覆亡。在指出这
一点时,康暗示,尽管对借外债的必要有一种普遍的听之任之的常见气氛,
但是重新燃起的愤怒,有可能在民国重复上次的表演。①
然而,袁却于1913年4月27日凌晨②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
他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为此他需要筹措资金。北京政府从各省收进的
税款不多,故而对资金的需要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建立统一
的、全国的财政结构。袁同意了。但各省和国民党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意
味着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武力是要花钱的。唯一可以求助的就
是外国贷款。袁行动进程的逻辑正是如此。
在签订借款之前,袁就决定不将此案提交国会批准。袁曾同意按照《临
时约法》治理国家,而《临时约法》明确要求这类协定须经国会同意。暗杀
宋引起的愤怒以及借款条件的不得人心表明,得到批准是困难的。同时,外
国缔约国事先就接受了不合法的程序。签订协定的意图一败露,国会就大吵
大闹起来。
袁向英国驻北京公使透露,他认为按国会程序办事是“完全没有希望
的”,他“有一个对付他们的计划,如果他们再这样下去的话”。①下月即5
月,这个计划至少部分地被泄露出去了。自去年秋天以来,袁就鼓励把国民
党以外的所有政党联合在一起,为此而作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进步党。
梁启超就是这个联盟的领袖人物。还花费了许多钱去贿赂国会议员。结果是,
弹劾政府失败,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削弱。后来,袁就要对国会议员采用人
身强制和恫吓的手段了。
到了6月,袁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了。他首先下令将那些最敌视其计
划的省首脑免职。李烈钧在江西的部队3月已处于开战的边缘,他是第一个
被免职的。然后,袁又接着下令撤换广东和安徽的国民党都督。7月8日,
就近调遣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队进驻江西的长江沿岸地区。李烈钧同其他人
一样,从策略考虑表面上同意解职,大约就在同时他返回江西结集部队。1913
年7月12日,江西正式宣布脱离北京独立,省议会推选李烈钧指挥讨伐袁世
凯罪行的战役。
革命领导人的反弹计划随即得到实施。为了反袁事业,革命军军官夺取
了南京,尽管都督程德全不情愿,他后来离开了南京。黄兴从上海赶来领导。
一次为时不长的出征沿津浦线进入山东,把战争引入袁占区。在上海,向市
内大军火库发动的五次猛攻几乎压倒了北洋军的驻防军,假如上海的中国海
军不站在北京一边,这个战略据点就可能被占领了。
少数几个省,特别是湖南、广东,对起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响应。
袁的敌人分散,突出了袁自己的部队力量集中。问题取决于江西、南京和上
海,因为其他各地在军事上对革命没有重大贡献。反袁运动几周内就瓦解了。
① 康有为:《大借债驳议》,载《民国经世文编》,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3,第893—895
页。② 中文文献日期为26日——译者。
① 朱尔典,北京(1913年4月30日),FO228/1852。
其领导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后,袁似乎控制了那么多的中国地方,而他却证明无力镇压反对
他的运动。但在1913年,他从有限得多的基地出发,轻而易举的战胜了他的
挑战者。在二次革命中,袁拥有后来丧失了的两个优势:他的政治立场在国
内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并有外国的援助。
1913年,袁在国内有几个方面优胜于他的对手。虽然他的权力那时还达
不到国内许多地方,但自民国元年起,他就牢固地掌握了北京的官僚机构,
无论是文职的还是军队的。北京的这个官僚集团还不是后来官僚军阀年代垂
头丧气的一群。一种使命感把袁的政治机器凝聚在一起:给国家带来有效率
的行政统一,这个目标看来既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合乎需要的。
袁公开和私下都强调这一点。在1913年7月开战后不久,他宣称,那些
被辛亥革命留下来管理民事和军事的自封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
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令朝颁,拒电夕告”。首先需
要办的事,是“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①正如英国公使朱尔典
6月初同总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所报告的那样,“袁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
代价取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统一……”。②实现这一目标符合袁及其政
权的利益;而袁可能争辩说,而且确实有说服力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使中
国处于衰弱的、无防御的地位。
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
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
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
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湖南出生的云南都督蔡锷,看来就
是一个实例。不到三年之后,蔡成功地领导了对袁政权的一次进攻。可是在
1913年,他拥护中央集权的全国性政府,同袁合作反对革命党人。①有些都
督不是国民党员,但统治着亲国民党情绪相当浓厚的省,他们在开始时也可
能欢迎袁的干预。湖北的黎元洪、四川的胡景伊(胡景伊是四川的军事首脑,
但不是都督——译者)就是两个例子。
只是在后来他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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