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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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回过头来看，至少孙逸仙就是一个。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61—62页。同盟会在广东的一个重要
部分，因有批判性的意见而在一段时间内不愿加入新党。
与上海的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几个同志联合。辛亥革命后，他又同在江、浙事
务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联合，这些人士虽然有当过官僚、拥护过君主政体的
经历，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都支持革命。他们中间有改良主义学者张謇，
他曾在孙逸仙南京内阁任总长；他们中间还有前清江苏巡抚、当时任民国江
苏都督的程德全。统一党成了那些希望在章炳麟的帮助下过渡到新秩序的前
官员和重要士绅的工具。②它的纲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强调统一，提出全国各
地区实行行政改组以达到国家领土统一的目的。它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相反，
没有指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人建立了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这些人曾经为在君主政
体下通过省的和全国的议会组织代议制政府，起过重要作用。1912年秋，这
个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党。这个集团在革命前曾经建立过一些类似党的组织，
该集团的成员在许多事业中，特别是在1909年和1910年争取召开国会的请
愿运动中一起共过事。以革命后的形态出现的这个党，不久就主张实际上取
消省的行政单位，作为统一全国行政、建立单一的强大政府的一个步骤。①
上面仅仅列举了在同盟会力量面前感到自己势单力弱的那些党中间的几
个。1912年5月，它们合并为共和党，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给梁启超的信中所
写的那样，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②这个新党不能长期容纳不同的派别，
章炳麟派、梁启超派不久都以独立团体的面目重新出现。但这并不是因为对
同盟会势力的估计变了。相反，这次分裂部分地是由于对同盟会势力的过度
恐惧。梁是革命党人怨恨的显著目标。民国元年，有些党的组织者力图避免
因吸收梁参加而引起同盟会的猛烈攻击。
同盟会敌视梁启超，可以追溯到10年前，那时他们之间曾为争取海外华
侨和海外中国留学生有过竞争，梁和同盟会代言人也曾就革命是否合乎需要
的问题以及其他诸多问题进行过论战。③梁的反动态度可能仍未改变，甚至在
1911年末1912年初清帝逊位在即已显而易见之际，仍无理坚持要延续满清
帝位。当时他公开鼓吹“虚君共和”。他从日本委托在中国的密使，把这个
主张转达给章炳麟、袁世凯等人。梁提出的君主制共和国，是清朝君主立宪
运动的最后喘息，梁为这个运动做了10多年的组织鼓动工作。他最后的提
法，可能是这个运动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最激进的声明。君主不仅被剥夺了一
切权力，而且被有意识地降为只起象征作用，好像1946年后的日本天皇那
样。但是，梁为此所作的努力，以及在革命过程中为挫改真正的共和主义者
而设计的具体阴谋，对他和同盟会集团的和解没有起什么作用。
梁的朋友张君劢在满清退位的当天从中国写信给梁说，虽然革命党人设
计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集团所要的，但再变来变去国家也受不了。因为它正
处于瓦解的边缘，①看来梁采纳了他的观点。但对梁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在他
最终放弃君主制的主张后并未停止。在广东有一个运动，主张剥夺他作为中
国公民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1912年7月，作为对一篇侮辱性文章的反应，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400页。竹内克己和柏田天山：《支那政党结社史》，
1，第94页。
① 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72页。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页。
③ 有关其中某些论战的卓越叙述，见马丁〓贝尔纳：《到1907年为止的中国社会主义》，第129—197页。
①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72页。
一些革命派编辑想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报纸的工作人员的职务，并力图逮
捕其经理人，这几位经理人都是梁的亲密伙伴。党的集会遭到同盟会代理人
的破坏，梁得到了通知，威胁吓得其他人不敢去集会。②与此同时，在革命过
程中寻求梁支持未获成功的袁世凯，在1912年早春结束了同革命党人的谈判
以后，明显地失去了对他的兴趣。在同盟会在政治上定了调的气氛中，甚至
袁也认为梁是应当承担责任的。梁在中国的代表劝他，在从日本回国以前，
应该先取得去北京的正式邀请。③袁只是在首都接待了孙逸仙和黄兴之后，
1912年9月底——可能是被说服了——才向梁发出同样的邀请。10月梁在北
京受到款待，并立即在中国恢复了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但他仍然没有同重
新向他发起攻击的革命党人和好。④
用非同盟会员的眼光看，1912年的情景是，虽然在行政职位上的革命党
人不多，但他们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潜力。这种潜力在国民党成立三个半
月后，在其希望的国会选举中部分地表现了出来。国会选举成了独一无二的
机会，中国各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广大选区内，在很大程度上免受
官僚操纵或强迫的情况下竞争选票。
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21岁的男子，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
财产并按规定标准付税（标准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成年男子排除在外），
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
占全人口的4—6％。选民的总数从而大大超过了清朝末年的选举，那时有选
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投票选举的是新国会两院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
选举是间接的：即投票人选代表，这些代表在晚些时候开会选真正的议员。
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新的地方议会在冬季的几
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国会的许多席位，比如分配给西藏、蒙古、华侨的
席位，不可能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占有，实际上都由袁世凯指定。来自上海的
曹汝霖，他在北京当过律师，后去外交部任高级职务，就这样成了代表蒙古
的参议院议员。①如果把这种不按常规办事的情况（274席中的64席）撇在
一边不论，只计算内地的和满洲的21省选出的议员，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取得
了明显的多数（210席中的123席）。在众议院实际上也是同样情况。不管
怎么说，由于许多议员没有入党，或者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党
员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169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竞争党加在一起的总
数154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却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要求
从国会中占优势的党内挑选总理和内阁阁员。
对国民党胜利的解释是，最公正地说，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最
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它就必须直接
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种力量。很明显，
这个党既依靠它所能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敌对的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地
区内开展强有力的说服运动。同其他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起码在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5、400—401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42—58
页描述并分析了梁启超和革命党人之间的不断冲突。
③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页。
④ 例如，《民立报》，1912年11月4日。
①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79页。
当时条件下承认许多省自治。这一立场为地方上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所欢迎。
接着，国民党制订了来自革命威信和组织效率的获胜的战略和政治上有吸引
力的纲领。
收买选票，特别是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尽管其
规模不详，但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大型代议制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
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对公私金钱的影响也没有免疫
力。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
的。
国民党胜利的主要设计师宋教仁，当时只有30岁，他受到鼓舞为党出谋
划策，以取得1912年革命者没有取得的全国政权。有同盟会参加的唐绍仪内
阁的倒台，以及1912年夏袁世凯独断专行的事例，破坏了袁和革命党人之间
的协议。但这种协议又于8月底9月初被孙逸仙和黄兴所复活。他们访问了
北京，同袁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共同目标和相互尊重的庆祝会。其后果是，
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执政的政府合作，虽然它没有实际参加这个政府。国
民党此后几个月的选举运动没有公开地反对袁世凯。但由于党在1913年1
月和2月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宋教仁开始在演说中攻击袁政府及其政策。①
他更加有力地坚持他的主张：国会才能产生内阁，包括总理，国会应负责起
草新的更持久的宪法。他直截了当地鼓吹削减总统的权力。的确，宋也在认
真考虑驱袁下台的问题，尽管孙逸仙继续赞同由新国会重新确认袁任总统。①
宋教仁的计划没有实现。他于1913年3月20日遭袁政府的代理人暗杀。
他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及其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未能付诸实施，当年
没有，以后也没有。后来，其他一些政党建立了又改组了，而除了领导军队
的以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权。
议会政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也不必掩盖它在民国最初两年所特有的极
大活力。它毕竟是建立在政府之外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前十年的经验基础
之上的，能够引起对这些年的深入研究和讨论。进一步说，党的组建和竞争
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的组成部分。
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著地减少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而自信的妇
女运动受到全国的注视，这个运动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妇女普遍受教育，主
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
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那些具有保守性格的人，日益关注地注视着熟悉的社
会、政治外表的倾向性。
① K。S。刘：《为民主而奋斗：宋教仁和中国辛亥革命》，第186—189页。
① 同上书，第189页。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第219—226页。欧内斯特〓P。扬：《袁
世凯的总统职位：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专制独裁》，第115—116、282—283页。
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
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为实现改革纲领而招募来的日益增多的随从人
员帮助下，他几乎参预了帝国末年发起的在制度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
面。①他的爱好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他不为改革纲领出主意或发展其原理，而
是贯彻执行，证明其可行性。但是，即使考虑到强调实效，人们也会对袁在
总统任内转向保守有深刻的印象。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当革命势力已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
他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
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时就作策略上的退却。但是，他对革命后政治上
和社会上的开明感到不安，不久就变得明显了。他认为，学生已变得难以驾
驭了。他感到，妇女平等的鼓吹者是在抨击家庭，因而也是在抨击社会秩序。
在他看来，民国元年就从小学课程中去掉孔夫子是走得太远了。他抱怨说，
官僚政治的纪律在革命后几乎荡然无存，税收被消耗于地方利益。农村一片
混乱。总的说来，他深感中国的落后。他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搞得
过多过快。紧缩是他的基调。
在袁任总统的最初几年，最困扰他的国内问题，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
及省和中央的关系。
袁就任总统时，宣誓要遵守《约法》。议会的重要地位，是1912年革命
党人起草的《临时约法》所固有的，是10多年来政治运动和政治论战的必然
的成就。袁不去评论《约法》是否必要，某种代议制是否合适。但是，他对
1912年发展起来的体制从来就是不喜欢的，他对这些体制的运转提出了越来
越多的批评。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早在1912年7月，他警告说：“无
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
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①当国会选举在1912年12月开始进行时，他对
获胜者可能更关心党的影响而不是公共福利，表示关切。②
国民党在选举胜利后就成了显著的敌人，但袁仍然不大关心其他政党。
当袁转而为统治国家作自己的安排时，他感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
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
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③这个观
点，只是在袁已经肃清了国民党，国会已经失败之后，当要求制订一个更符
合政府需要的宪法时，才得到公开的表述。1913年3月袁暗杀宋教仁，并不
① 关于袁世凯直隶总督期间的各方面活动的研究，见埃丝特〓莫里森：《儒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民众管
理的历史研究》（拉德克利夫学院哲学博士论文，1959年）；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
和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约翰〓E。施雷克尔：《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
在山东》；渡边惇：《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实业活动》，载《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
革命的历史地位》。
① 《中华年鉴》，1913年，第514页。
② 《政府公报》，229（1912年12月16日），第6—8页。
③ 《总统在政治会议上发表的演说》，1913年12月15日，英国外交部档案，伦敦档案局，FO228/1852。
这个文件据称是袁的演说未经审定的逐字记录译文；同在《政府公报》585（1913年12月19日）第1—6
页正式公布的版本比较，倾向于认为它是真实的。（此据正式文本。）
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
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
袁世凯全神贯注的第二个造成分裂的国内问题，是多大程度上的中央集
权制才适合于中国的政体。1911年11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接受袁提供的
清朝官职时，他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政体应该是君主制的还
是共和制的；政体的组织应该是联邦制的还是一元制的。④前一个问题已被革
命解决了，而后一个问题尚待作出回答。民国第一年很不正常：总统统辖事
实上的联邦，却越来越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元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同代议制政府和政党的作用问题一样，中央集权制问题在前十年就尖锐
地提出来了。清廷在最后几年发起的许多改革，都是为了在国内实行权力更
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
革命后，那些仍然相信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有人把联邦制推向极端感
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