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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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不断的压力，使这种松散的安排受到严峻的考验。
新秩序的结构
在未得缓解的紧张局势下，新的政治秩序有站稳脚跟的艰苦工作要做。
简要叙述1912年春新的政治秩序的结构，对勾画主要事件是必要的准备。
根据革命后谈判达成的协议，由袁世凯出任总统。他宣读了革命领导人
物起草的、类似1912年《临时约法》的誓词。但是，新的《约法》赋予总统
相当大的行政权。要弹劾他是不容易的；理论上他是全中国陆海军的统帅；
再者，理论上他有任命官员的广泛权力。他同内阁总理和内阁共同承担责任，
而内阁总理和内阁是他在征得参议会或称国会的同意后任命的。第一任内阁
总理是袁的老同事唐绍仪，他对革命方面的同情出人意料地坚持到革命以
后。
民国第一届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组成，每省代表五名。参议院里没有
任何重要的保皇党集团，但主要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徒也只拥有不到1/3的席
位。这反映出，同盟会不能控制半数以上即使是参加了革命的各省的政府。
其他的主要政党既不代表先前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派别，也不代表官吏和绅
士的改良主义立宪运动，这些官吏和绅士只是在革命中——有的是革命后—
—才选定共和体制的。这一届参议院的主要成就是制订了指导选举持久的两
院制议会和新的省议会的法规。（各省新的议会实际上是1913年上半年建立
的）。另外一个成就是，抵制了袁为建立一个要求各省服从的行政机器所作
的努力。
在大多数的省里，政治领导人来自两种机构：一是军队，特别是清朝末
年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的领导人；二是各省的议会。虽然爆发革命经常
是从下层开始的，但当此清朝当局土崩瓦解之际，巩固政权的还是这两个集
团中的人。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是都督。如果我们把满洲几省和甘肃排除在
外，因为那里的情况不同，难于比较，余下的内地17省中，在1912年仲夏
有12省的都督是军人。（这12人中有6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
有5位都督没有当过军人，其中2人来自清帝退伍前没有参加革命的省。军
队和省议会的比重各省不同。在云南，新军的军官牢固地控制了省政府。在
湖南，他们让位给来自省议会的领袖们。在几个省内，革命党及其支持者是
第三势力，并有可能甚至在广东这样的省里掌握省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
在湖北、江苏，军队的许多重要部门，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是革命党的支
持者，或者跟它一样都持相对激进的观点。由此产生的政治状况经常是相当
混乱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前闹革命的各省中，多数省都有凝聚力，足以
防止北京在当地插进其权势人物。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
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
多数省政府不仅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还能积聚足够的力量阻止下级行
政单位分裂出去。在几个省内，巩固省的权力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扩大革命
地区的方式之一，是建立省以下的、往往是府一级的革命政府。它们之隶属
于省政府，经常不是迅速地或彻底地完成的。但是，同北京在先前闹革命的
省里所拥有的权力相比较，1912年年底省政府在自己辖区内的财政权和人事
任免权是很广泛的。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的第一
个行动就是破坏中央的权力，采用的形式就是内部分权。这种状况的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有这么一种主张在起作用，这种主张是，面对僵硬的中
央集权——它被认为是清朝统治，特别是清朝最后几年统治的特征——各省
坚持自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省自治情况的诸多描述中，有上海年轻记者戴季陶1912年写的下面一
段话：“省之地位，对于地方则为最高之行政区域，对于中央则为最大之自
治范围。盖欲达共和之目的，非求民权之发达不可，而求民权之发达，则非
扩充自治之范围不可也”。戴指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辩解说：“中国之所
以不发达者，一般人士每论为地方之见太深，故此省与彼省隔，此府与彼府
隔……”但戴要把这一论点颠倒过来。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能通过中央
集权的机构来统治，中央集权的机构在帝国时期经常造成衰败和崩溃。“由
此言之，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正以中央集权思想过深，地方自治观念甚微”。
戴认为，省自治以及民选省长，是国家政治进步和安定的关键。①
这种情绪，完全同包括国家总统在内的北京官僚的情绪相反。戴的分析
也意味着，需要制止省级以下的地区试图避开省的权力。
各省的省政府在各自省内扩大权力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大不相同。清
朝末年，已经开始在县和县以下的级别上建立自治的咨议局和议会。革命后
这类团体的影响迅速增加。按照清朝的计划，这些地方代表机关应该在中央
任命的官吏指导下，处理和资助一系列地方改革，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改革。
革命了，许多地方议会政治上就放肆起来，擅自挑选他们的行政长官，包括
县知事。这种过分的自信心，同一个持续了几世纪的政治思想流派相协调，
这个政治思想流派竭力促进地方名流和行政长官之间更密切的、更有机的联
系。作为1912年和1913年的一个实际问题，这不仅违背了北京的中央集权
主义分子在中国政治组织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而且也是对省当局的蔑视。一
般说来是省当局胜利了。但从这几年各省的预算来判断，他们的胜利常常只
是部分的胜利，因为同清朝统治下多数省的情况相比较，被县里截留的税收
似乎更加增多了。
同时，革命后扩大了的军队向各省征收的税款大大增加。尽管在清帝退
位以前就裁减了一些军队，参加了革命的各省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各种
各样的军队，有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在革命过程中招募的。不付清
长期拖欠的军饷，遣散士兵是不容易办到的；但保留他们的时间越长，拖欠
他们的军饷就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发动骚乱，从事抢劫。例如在江苏，据
一位日本领事估计，清朝统治末年该省有44000名军人，到革命时数目就增
加到180000人，经过一番大力裁撤遣散之后，1912年8月各种军事单位还
有100000人。①全国性的精确数字只不过是一种估计。北京政府同外国银行
谈判贷款，以便用其一部分去支付裁减军队所需的费用，关于全国武装人员
的人数，它使用了800000这个数字。在保留这种地方供养的部队期间，它们
既加强了又削弱了省。它们对防范北京当局提供了准备；但它们耗尽了省预
算的资金，不然这些资金就可用来资助改革，为省自治注入活力。1912年和
1913年继续进行裁军。因此，到了1913年春，在相当现代化的或正规的部
队中大约有50万军队。①但是，在大多数过去闹过革命的省中，军队经费的
筹措和指挥仍然是省的责任，直到1913年夏袁向省自治发起武装进攻为止。
① 戴季陶：《戴天仇文集》（台北重印版，1962年），第187—195页。
① 驻南京领事船津致外相内田的密报，38号（1912年8月23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5。1。10。5—1。
① 日本参谋本部《革命后中国各省军事力量变化表》，1913年3月10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
MT5。1。10。5—1，463卷，第420—421页。
尽管发生过以反对实际上已经拖欠了军饷或有兆头要欠军饷为特征的多
次兵变，但军队并不反对社会秩序，也没有向当时名流集团的支配地位挑战。
农村也不是长期处于骚动状态。关于盗匪活动的报道已经习以为常，时而会
有村庄起来暴乱，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但是，经常都遭到镇压，农村
的动乱在二次革命前没有达到值得全国重视的规模。来自下面的威胁，即使
是分散的、无组织的，也引起了当地社会政治领导的全神贯注。当国家的领
导在试行自由主义政治的时候，来自下面的威胁被顺利地控制住了。
政党和立宪政府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一些集团是否能在政府外适当地联合在一起以达
到影响政治结局的目的，一直就是一个实际问题。在帝国时期，正统意见强
调的是，这类政党、派系和集团对政府的正常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它们本身
就是邪恶的。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大都集中在“党”这个词上。当清朝覆灭、
党禁取消时，几世纪的否定好像起了一种对政党或政团的不可遏制的渴望。
新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至
少在名义上是在为通过代议制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
政治组织的激增，是革命后政治风气的重要表现，但它也是建筑在革命
前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建党的领导人大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期，在那里政
党已经发展了30多年，并且在辛亥革命时，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进入了一个
新的重要阶段。自从孙逸仙1894年和1895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的
组织以来，中国的政党是以秘密团体、密谋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在清朝末年
建立的各省咨议局和全国的资政院，对公开成立政治团体是一个鼓舞，这些
政治团体都毫不隐讳地以党的面目出现。流亡日本的卓越政论家、老练的活
动家梁启超，在他被广泛阅读的论文中，和以务实的顾问身份，鼓励这种事
态发展。当革命到来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是吸收了西方政治组织
概念的那部分人，以高度的积极性投入了政治斗争。
人们的兴趣自然首先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团体身上，孙逸仙、黄兴和宋
教仁是这个团体的最著名的人物。这些全国性的领导人，手中不掌握能有效
地影响地方舞台的有纪律的组织。因此，即使对地方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革
命积极分子的行为，他们也不能真正控制。学术研究的新近成果强调辛亥革
命后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是国家统一仍然是最终的目标，诸如国会、总统
府这类新的全国性机构正在形成并取得合法性。在这种形势下，全国性领导
人取得成就或遭受失败，对所有革命者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并对整个政治风
气有影响。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党人相继扮演了三种政治角色：作
为反对清王朝的密谋者，作为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后行政当局的官员，作为争
取在全国选举中获胜的公开政党的组织者。
革命在共和的旗帜下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同盟会和各联合团
体的宣传和广泛的密谋网。革命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同盟会有经验的领导人的
威信。但是，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省革命政府因绅士政客
和军官的迅速参加而陷于困境。成功的密谋给地方上带来的好处，并没有被
杰出的密谋者所垄断——远远不是这样。但无论如何，有经验的革命党人在
许多省里确实以当权者的面目出现，因而可以搞到资金和军队，使这些人在
同盟会阵营内占有特殊的份量。
全国性的领导人（以区别于省领导人）从密谋者转变为行政官员，首先
发生在1912年1月光复各省的首都南京。例如，孙逸仙当了南京临时革命政
府的总统，从1月直到4月政府解散。后来，他同少数几个杰出的革命家一
样，在北京袁世凯新的共和政府中接受了一个职务。就孙而言，他当了发展
铁路的督办，这是一个没有多少份量的职务，但明显符合他要集中精力于社
会关切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的意向。黄兴是南京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来留
下被袁世凯任命为南方军队的留守。他忠实地在南京地区裁减军队，裁减到
拨给他的经费所允许的程度，后来在1912年6月辞职。宋教仁在南京时起草
了治理新秩序的宪法，1912年春他与同盟会其他几个老会员一起，在北京参
加了新的共和内阁。
不论是密谋者的角色，或者是行政官员的角色，都没有为革命党人提供
持久的、显要的地位。除少数几个省他们还在管事或者还有强大影响外，民
国元年时的趋势是，在革命党人手中的那部分行政权力越来越削弱。唐绍仪
在1912年6月底由于与袁的冲突辞去内阁总理时，来自南京的内阁阁员也追
随唐退出政府。袁在北京对民政、军政的控制，使辞职成为唯一可行的道路。
因此，有经验的革命家要指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恢复其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就
得组织政党，而不能靠官僚机构的特权。
同盟会在1912年3月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造成为公开的政党。被袁
世凯挑选担任总理的唐绍仪，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商定的安排的一
部分，参加了这个党。但它在临时参议院中是一个少数党，尽管它同其他同
情它的集团联合在一起能调动多数。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一个以同
盟会为核心的新党建立了。它吸收了四个较小的党，并采用了新的名称：国
民党。
这次改组不仅是形式上的。新党是妥协的结果。它的政策看来明显不如
同盟会激进。孙逸仙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不提了，这些政策尽管温和，仍
然使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坐立不安。从党的纲领中删除了“男女平权”的主
张。“力谋国际平等”的提法因提出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而被软化为“维
持国际和平”。同盟会纲领中“行政统一”的号召，被更加含糊的鼓励“政
治统一”所取代，而支持“地方自治”的提法却仍然保留。这些改动是保守
的，但具有独特的、完全不同于袁世凯的社会政治倾向性。宋教仁违背了一
些老革命党人的愿望，把基础放在拉拢在社会方面保守的士绅阶层的选民
上，而这部分选民早已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参政上了。革命党人为了使革
命具有政治上激进而社会方面保守的性质，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党经过这样
一番彻底改造之后，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革命领导人的眼中看来，民国元年可以被认为是一连串的退却。就在
革命本身的过程中，力量也没有被利用到最大限度以谋求全面胜利。（很多
革命力量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首先响应革命党的领导人。）重组当局时，
权力似乎越来越多地从革命党人手中滑掉了。直到1912—1913年冬的选举，
这种趋势才得到改变。甚至在那时，有些革命党人还对通过选举道路取得政
权有怀疑，怀疑选举道路会冲淡对革命的信仰。①但是，当我们用另外的眼光
看这一年时，同盟会却显得更加强大些。
在民国的最初几个月里，一些主要的非同盟会党团纷纷试图合并，但没
有取得多大成功。政团之一是民社，它是以湖北都督、新的民国副总统黎元
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这个政团出现于1912年1月，它表明了湖北省的领导
脱离了同盟会。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黎元洪作为第一个革命政府的首脑有
威信，作为一支相当大的军队的统帅有力量。
另一重要集团是统一党，其支配人物是学者章炳麟，他成为共和主义者
已有10年，曾经一度是同盟会的领导成员。他于1910年同该组织决裂，并
① 回过头来看，至少孙逸仙就是一个。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61—62页。同盟会在广东的一个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