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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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相遇，理解作品，最后反过来理解自己的存在。阅读者，正是存在着。读

　　一部文学作品，正仿佛是在“读”自己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就不会只包括

　　肉体、欲望之类实体性因素，而且也包括以语言方式存在的人类文化传统，例如文学。说得确切点，我们的实体性存在本身就是由文化传统去规范和构

　　成的。文化　（语言），正是存在的基本方式。

　　这种存在语言学诗学，有助于帮助人们领会文学与存在—理解的关系，认识到单纯把文学看作认识或宣传手段是片面的。

　　然而，存在语言学诗学在守定存在根基时，又往往忽略历史、实践，它

　　同样也有其片面性。

　　赖　安等：《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第210　页。菲　希：《文学在读者：感受文体学》，《读者反应批评》，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年版，第99　页。

　　文学与超语言学

　　阅读至此，读者可能会问：文学的奥秘难道就仅仅在语言本身吗？语言

　　学真的就能道尽文学的魅力？

　　我们上面讨论过的结构语言学、象征语言学、无意识语言学和存在语言

　　学，尽管彼此各有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赋予语言问题以中心地位，并且深

　　信语言学　（狭义或广义语言学）可以解决文学的根本问题，从而给诗学的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在研究文学的时候，语言学途径毕竟有

　　限：它们可以清楚地描述文学的语言构造，但在阐释这种语言构造的历史根

　　源和情境时却显得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或者说，它们原本就轻视或忽略语

　　言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情境。对此，拉康、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等已经逐渐有

　　所醒悟，不过还缺乏走出语言学困境的有效办法。

　　这样一来，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途径就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了。

　　超语言学不是要对抗或拒斥语言学，而是既正视它、利用它，同时更超越它，伸展到它之外的更广阔领域中去。超语言学要求吸取语言学的成果，但注重

　　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综合视界去看问题。也就是说，它仍然以语言问题为中心，不过是要把语言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或更根本

　　的历史根基上。在这方面，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巴尔特和克里丝蒂娃，符号学家巴赫金、洛特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杰姆逊、伊格尔

　　顿，新历史主义者如格林布拉特，文化唯物主义者如道利摩尔等，曾作过各

　　自不同的建树。限于篇幅，我们这里暂且只约略介绍巴赫金、洛特曼和格林

　　布拉特的有关论述，以见一斑。

　　意识形态符号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本是主要活动于这个世纪上

　　半叶的苏联诗学家，他的独创性著作大多写于或出版于二十至四十年代。但

　　是，由于他的生世和学术性格的特殊性，他的影响和声誉主要是在五十年代

　　以来才逐渐确立的。尤其是近二十年以来，西方以一种“重新发现巴赫金”

　　的势头，出版和阐释他的著作和思想。一时间，“对话”、“复调”、“异

　　声同啸”、“狂欢节”、“未完成性”等巴赫金术语，汇入到加达默尔、拉

　　康、福柯、德里达、巴尔特、利奥塔尔等的术语的激流之中，使得西方美学“对话”由于注入新血液而愈益活跃。许多人惊奇地发现，当今诗学热门话

　　题中的不少精妙构想，其实早已为巴赫金探索过了。纽约白银纪出版社在关

　　于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出版说明中甚至说：“当代符号学

　　巴

　　的许多理论原理同巴赫金早期著作中表达的思想非常接近”。　这话不无道

　　理。巴赫金的语言观和超语言学研究，同当今超语言学的符号学诗学潮流具

　　有惊人地一致而又独特的联系。

　　说到巴赫金，首先碰到的疑难就是有关几部著作的署名问题。本书采纳

　　如下一种说法：以他和梅德韦杰夫　（P。Medvedev）及沃洛希诺夫（V。Volosinov）署名的几部重要著作均出自巴赫金之手。（包括与人合写）巴　赫金：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　年，第1　页。

　　这些著作是：《弗洛依德主义批判》（1927）、《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等。巴赫金继托洛茨基之后，与俄国形式主义展开正面交锋。正是在这种不是回避或简单否定而是正面的

　　交战中，巴赫金给予语言和语言学以中心地位。问题在于，既要以语言为中

　　心，而同时又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巴赫金的思路该如何铺设？这就意味

　　着，采纳语言学和形式主义的语言中心主张，但却不能蹈其形式主义覆辙；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又须调整和发展其总体战略，例如，重新审

　　视内容决定形式的模式，给予形式以新的重要地位。这样的进展在马克思主

　　义诗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就要求巴赫金提供出一系列能充分体现上述战

　　略意图的新的独创性概念，而他也正是这样做了。他做得怎样呢？我们不妨

　　来看看其中的几个：“意识形态符号”、“艺术话语”、“对话、”“异声

　　同啸”“超语言学”。

　　巴赫金把自己的诗学建立在如下基本假设上：语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

　　象，社会离不开语言，语言与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值得注意的富于独

　　创性的概念则是“意识形态符号”，以及由此而引伸出的观点：文学及其它

　　艺术是“意识形态符号。”

　　在此之前，人们一般是在“意识”或“观念体系”的意义上使用“意识

　　形态”的，相信它可以反映物质关系。巴赫金鲜明地提出：凡是意识形态的

　　都是一种符号，而且这种符号属于现实的一个“物质部分”或“物质中介”。

　　巴这显然是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首次大胆的语言学阐释。由此出发，巴赫金强调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符号，是社会中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物质性体现，这就既抛

　　弃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抽象语言系统的观点，也赋予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以

　　物质实体含义。“意识形态创作的全部产品—艺术作品、科学著作、宗教象

　　征和仪式等—都是物质的事物，是一人周围的实际现实的各个部分”。而文

　　学的这种物质性也就在于它的符号性，即文学的社会意义只有“在某种一定

　　巴

　　的符号材料中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不管词的意义是什么，它都在具有

　　某种广度的社会环境中的个体之间建立联系，这联系客观地表现在人们的联

　　合反应之中—表现在通过语言、手势、事情、组织等作出的反应之中”。巴

　　这就使关于文学特性的几种不同观点在此达到了综合：

　　意识形态性＝符号性＝物质性＝语言性这里我们已看到对卡西尔及后来的

　　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等的观点在意识形态视界上的某处程度的新的综合。

　　对巴赫金而言，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符号的物质性并不意味着象机械唯物

　　《

　　论那样“忽视意识形态事物同自然界物体的区别”，或象享乐主义那样使其

　　《“完全等同于个人消费品”，而是表明：文学作品是“社会沟通”的客体。

　　这里的“沟通”，指人与人之间通过文学作品（意识形态符号系统）而建立

　　起特殊的社会联系和相互影响。巴赫金说：

　　不了解社会的联系，亦即不了解人们对特定符号的反应的联合和相参　见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弗洛依德主义批》，附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年版，第142—183　页。巴　赫金　（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纽约，1973　年版，第9、11　页。巴　赫金：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　年版，第8、10　页。巴　赫金：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　年版，第8、10　页。《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14、10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14、10　页。

　　互协调，就不存在意义。沟通—这是意识形态现象首次在其中获得自己

　　的特殊存在、自己的意识形态意义、自己的符号性的环境。所有意识形

　　态的事物都是社会沟通的客体，而不是个人利用、直现、感受、享乐主

　　义的享受的对象。《

　　这样的描述显然已带有人与人相互沟通的社会乌托邦色彩。分别注重艺

　　术符号的沟通性与物质性已不新鲜。但把这两种观点综合在意识形态符号这

　　一新概念中，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社会沟通的物质性形式，或物质性社会沟

　　通形式，这在意识形态诗学的发展史上是一种独特创造。

　　如何理解意识形态符号的这种“物质性”呢？巴赫金把它归结为文学特

　　有的内部符号系统—“物质现实”或“物质实体”。“物体—符号的创造本

　　身，在这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艺术中，意义完全不能脱离体现它

　　《

　　的物体的一切细节”。这种追寻艺术符号的物质存在方式的意向诚然有益，但对“物质性”的开拓仍过于素朴和狭隘。这还有待于同后来的“文化工业”（阿尔多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等联系起来思索。同时，社会环境的作用在符号系统内部是如何转换的？巴赫金并未提供出可借以把

　　握的理论模型。这也许须等待后来杰姆逊对“符号矩阵”的改造加以推进。

　　尽管如此，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符号”概念毕竟是具有首创性意义的。

　　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里，巴赫金更强调意识形态符号

　　的“社会冲突”内涵：“每一个词……都是一个小小的竞技场，不同倾向的

　　社会声音在这里展开冲突和交流。一个人口中的词是各种社会力量活生生的

　　交流互动的产物”。转

　　艺术话语、对话和异声同啸

　　把文学视为意识形态符号是否会冒一种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危险呢？巴赫

　　金对此似是胸有成竹的：诗学应当“依靠语言学，但它不是语言学研究。”

　　作为语言学对象的语言不可能具有“诗意特性”，它“只有在具体的诗意结

　　构中才具有诗意特性”。也就是说，“诗的特征不属于语言及其成分，只属

　　《

　　于诗意结构”。这里把艺术特征确定为诗意特征而不是语言特征，是明确同

　　一般语言学研究划清界限。但“诗意”概念显然是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相

　　信艺术符号具有不同于一般符号　（语言）的特殊结构。

　　那么，这种具体“诗意结构”怎样呢？巴赫金用“艺术话语”（相当于

　　英文discourse）去阐述。“话语”是语言在具体环境中的运用形式，即人

　　们的具体说话行为及所说的话。文学作为“艺术话语”正是一种具体话语形

　　式。“只能谈论语言及其成分在诗歌作品或更简单的诗意构成物—话语—的

　　结构中的诗意功能。”而且，“脱离话语及其形式和具体组织，势必同时失

　　《

　　去诗意特性。”这似乎是把“诗意”归结为话语结构本身的特性，这就有些

　　费解。话语特性难道就等于诗意特性？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14、10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5　页转　引自克拉克和霍奎斯特著《米哈伊尔·巴赫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269　页。《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114、164　页。

　　这就需要在“话语”的内涵上做文章。巴赫金相信，“话语”的“诗意”

　　特性在于它包含比一般“语言”更特殊的东西。这更特殊的东西是什么？是“历史现象的现实性”。“话语已不是自然体和自然过程，而是历史事件”。

　　《作为历史事件，话语总是包含人的具体“社会评价”，即人对历史现象、社

　　会环境的主动的情感反应。这种“社会评价”正是贯穿于话语中决定其意义

　　的那种历史现实性：

　　正是社会评价使得话语的事实上的存在以及它的思想意义具有现实

　　性。它决定对象、词、形式的选择，决定它们在具体话语内独特的组合。

　　它也决定内容的选择、形式的选择以及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联系。“社会

　　评价”的注入赋予话语以活力—历史的现实性在此生成。如此，“诗人

　　《

　　选择的不是语言形式，而是其中包含的评价。”显然，巴赫金试图通过

　　强调“艺术话语”中语言形式对于社会评价的从属性，把诗意特性植根

　　于“历史现实性”之中，从而一面拒斥形式主义反历史的偏颇，一面为

　　意识形态诗学所特有的社会功利立场找到话语结构的具体依托。这使他

　　必然赋予“社会评价”概念以不大相称的过重的“中介”内涵：

　　社会评价在作为各种能力的抽象体系的语言和它的具体现实之间起

　　中介作用。它既从选择语言形式方面，也从选择意义方面决定着现实的

　　历史现象—话语。……意义、符号和现实这三者通过社会评价而实现统

　　《

　　一。

　　这段话的重要性不应因“社会评价”概念的依旧过于空洞、抽象和陈旧

　　而遭到忽视，因为，它表露出二十年代时人为解决本世纪诗学中至今仍属疑

　　难的语言与意义问题的可贵努力。与语言学的符号学诗学（列维—斯特劳斯、前期巴尔特等）主要在语言与意义关系的语言学模式中求解不同，巴赫里输

　　入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现实”，由它代表“社会环境”、“历史”等，相当于语境因素，另一个就是“社会评价”，由它去以“中介”的身份串连

　　起语言　（符号）、意义和现实三者，这显然是属于艺术的“灵魂”一类关键

　　的东西，倘无它，艺术本文便是散沙一盘，或者用后结构主义术语说，是“碎

　　片”一堆。可见，巴赫金既不同于形式主义或语言学的符号学，也有别于后

　　结构主义的本文理论，因为后者正是相反全力拒斥“社会评价”一类当被称

　　作“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东西。巴赫金的上述考虑稍嫌笼统而令人难以掌握，但从社会评价、语言、意义和现实这四方面探索艺术话语的诗意特性，不失

　　为一条可行之道。例如，如果用后结构主义的“延异”、“本文的快乐”等

　　去有节制地抹掉上述四方面的某些机械的绝对性、确定性色彩，增加诸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