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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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有节制地抹掉上述四方面的某些机械的绝对性、确定性色彩，增加诸如杰

　　姆逊对“符号矩阵”的改造等可操作内容，再回注入克里丝蒂娃那种强烈干

　　预现实的邀请，巴赫金的上述设想也许会更为可观，也更具实用性。

　　颇富戏剧性的是，巴赫金的上述构想似乎对当今被后结构主义的轰击震

　　懵了的西方人并无太大吸引力，相反，他们为重新“发现”老巴赫金二十年

　　代就推出的“对话”（dialogue）及相关概念“异声同啸”（heteroglossia）

　　等而拍手称快。为什么？西人此时有自己的特殊胃口，这就是说：既为后结《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114、164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114、164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65、169、170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65、169、170　页。

　　构主义的狂轰滥炸而称快但又不满足于其只破坏而不建设，而巴赫金却能有

　　此功而无此过，何不“拿来”？这样一来，“对话”等概念就需注意了。

　　对巴赫金而言，文学这种“艺术话语”并非单个人的讲话或句子成分，而就是“对话”：“话语是双方的动作，它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谁在说，二

　　巴

　　是对谁说”。　比之早先的“话语”，“对话”突出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社

　　会沟通以及必然性的沟通障碍如差异、冲突等，尤其重要的是突出对话中的

　　双重声音关联这一生存基本条件：“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

　　巴

　　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这等于说生

　　存就由“对话”构成，你时时同一个“声音”对话，这“声音”可能时而熟

　　悉、亲切如“你”，可能时而陌生、敌对如“它”（马丁·布伯尔），反正

　　你正是在这种对话中活着，由这种对话而活着。“对话”就是生存。这表明，“对话”已是一个本体论和语言论相同一的概念，这倒近似于加达默尔的本

　　体论和语言论的阐释学。后者以“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和存在一理解

　　的“语言性”和同样字面形式的“对话”等道出了某种相同信息。但巴赫金

　　的“对话”毕竟自有其特殊内涵。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里，“对话”概念已跃居中心地位，被

　　视为解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语言之谜的关键：

　　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沟通之中。对话沟通才是语言的

　　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　（日

　　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这里明

　　白地让“对话”效力于较早的关于意识形态符号的社会沟通意图的观点。

　　但巴赫金赋予对话以新的含义，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1）对话是“我”与“他者”的对话性对立：“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2）对话不是手段而是目的；（3）对话本身就是行动；巴

　　巴（4）对话就是存在，“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沟通”；（5）对话是永恒地未完成或不可完成的；这五条可以说实质上并未超出

　　加达默尔的视界：对话的存在—本体性、语言性和开放性等等，不过由于早

　　于加达默尔数十年并且是从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路径提出，足可以令西

　　方学者惊奇而肃然了。但更具独创性因而更引人注目的在于：（6）对话具体表现为“异声同啸”，即“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

　　巴　　　　　　　　　　　　　　　　　　　　　　　巴

　　合的声音和意识”，　或“不同声音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经典小说往往

　　以“独白”为主导，一个权威声音统治其它声音，这意味着拥立与德里达的

　　指责相类似的权威等级制；而“异声同啸”则意味着消除唯一权威或权威，每种声音即每个人平等对话，竞相鸣放，而且还包括与自己的对话。例如，巴　赫金　（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第86　页。

　　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44、252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44、252、79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79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43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29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62　页

　　《罪与罪》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独白充满对话性，“他不是思考种种事物，而是与这些事物说话。”这些话中塞满他人的语言，成为他与之争论的对手，于是他同这些声音展开对话：

　　他组织内心的语言，就是针对他近日来听到的、触动他的他人话语，组织一连串生动的、激烈的对语。他称呼争论的对方，都用“你”字，对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引述回敬他的原话，却改变了语气。同时每

　　一个物，每一个新的人，对他来说立即变为一种象征……是某种生活目

　　的和思想立场的象征，是在令他苦恼的那些思想上的问题中代表着生活

　　中某种解决办法的象征。……他把所有这些人物相互联系起来，让它们

　　相互比较或者相互对立，迫使他们相互回答问题，相互呼应或相互揭露。

　　结果，他的内心的语言就象哲理剧一般展开，其中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现

　　实存在的不同生活观和世界观的体现

　　者。《

　　这种消除“最强音”、“主调”而让众声齐鸣的平等、民主的语言世界，尽管还充满着不安与恐怖气氛，但能够平等对话本身，不就是一种“语言乌

　　托邦”么？我们能够在现实中随处与这种无权威的每个人平等对话的境界相

　　遇么？同时，作为作者，我们能如此自信地写作出这样的对话小说么？作为

　　读者，我们能这样自如地深入其中而获得参与对话的快乐么？确实，巴赫金

　　的如上描述令人想起加达默尔的“对话”中的“视界融合”和巴尔特的“本

　　文的快乐”，即都强调对话世界的不确定、差异、平等和由此而生的特殊快

　　乐。如此，当今西方文坛一致看好巴赫金，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巴赫金的“异声同啸”对话自有其机杼。每一种声音并非不确定

　　的或总是“延异”的能指碎片，而是生活世界的“象征”，是意义的携带者，因而是确定的；同时，各种声音之间的对话虽然充满差异、冲突、宛如“哲

　　理剧”，但这个剧本并不象巴尔特所以为的那样是没有作者的“孤儿”，而

　　是由一个确定的、超然其上的作者去创造的。这个作者懂得如何安排出一场“异声同啸”对话：

　　他要表现的，恰恰是一个主题如何通过许多不同的声音来展示，这

　　可以称作主题的根本性的、不可或缺的异声同啸性和不协调性。陀思妥

　　耶夫斯基认为重要的，也正是不同声音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

　　可以说，巴赫金是从一个与众不同的确定的根基上去描述一种不确定的

　　对话，从而既关注加达默尔和巴尔特等人为之兴奋的不确定对话，却又克服

　　了他们轻易抛弃确定性把握的偏颇。但是，“异声同啸性”难道就需要从作

　　者意图去领会吗？凭什么证明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意图呢？而且，这

　　样的领会和证明是否必要和有多大价值？为什么不能说是读者巴赫金个人的

　　阅读感受呢？因此，巴赫金对“对话”、“异声同啸”现象的描述，还有相

　　当浓烈的绝对或决定论色彩。对此作适当的“擦洗”工作，上述“对话”、“异声同啸”概念的真正价值才会显露其光泽。巴赫金上述概念的魅力，部

　　分地还来自于如下事实：它们的出现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阐

　　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表明，真正有力的理论总是同具体文学现象的

　　分析结合在一起的，两者交相辉映，互为阐释，形成文学与诗学的阐释上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26　页。

　　《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61—362　页。

　　相关性，这大概正是“互本文性”或“互文体性”可以部分地表达的吧？

　　巴赫金的上述观点是他的独特语言观和研究方法的体现。

　　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前面我们已领略过语言是“隐喻”（卡西尔）、“诗”（海德格尔）等不同说法。在巴赫金看来，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如果

　　说生存充满“对话”，就是“对话”，那么，“对话”就是生存的最基本的

　　东西，就是生存，而正是在这种生存与“对话”同一的状态中，语言的“对

　　话”本质显露出来。生存的特性也就是语言的特性—“对话性”。同加达默

　　尔的“语言性”相比，“对话性”显得具体、实用，突出文学本文内部的异

　　质、多样、冲突等复杂关联，尤其在运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这一现代主

　　义经典本文时，展示出特别的魅力，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惊人地生动和奇

　　妙的对话世界。但如果就此扩展进文学以外的非语言符号世界　（如绘画、音

　　乐、电影、戏剧等），也许就不会那么顺畅和实用了。加达默尔的“语言性”

　　虽然失之宽泛或大而无当，但有一个好处：适用于几乎一切艺术现象。由此

　　看来，“对话”概念在伸展到非语言符号领域时所带来的问题，有待于进一

　　步探索，这个问题倘能有所破解，会增强“对话”在今日语言学诗学中的威

　　力。

　　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乃至他的全部诗学探索，都没有局限于纯语言学

　　方法，而属于“超语言学”。正是在此他与语言学的符号学诗学划清了界限。

　　例如“对话”，它被认为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这就决定了不仅

　　涉及语言学，而且还涉及社会学、历史等，因此，“对话关系是超出语言学

　　领域的关系”，它恰是“采用纯语言学标准所无法揭示出来的”，这就要求

　　运用超语言学方法。“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

　　方面”，即社会、历史、存在等。对巴赫金来说，超语言学也就是意识形态

　　语言学，即把语言视为处于意识形态环境作用中的人们的具体话语行为。当

　　然，巴赫金并未因此轻易抛弃语言学，而是穿越它，带着语言学的馈赠而进

　　入超语言学之域。“超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

　　《

　　的成果”。只不过，这种运用已是在意识形态视界上了。

　　艺术本文与超本文

　　文学研究需要这样一种超语言学理论，它既能深入文学语言的内部，又

　　能翻出到文学语言的外部，从内外各方面对文学语言作系统性思索。苏联符

　　号学家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由此应运而生。

　　洛特曼（Yury　Lotman）是六十、七十年代名扬西方的苏联塔尔图学派的

　　代表，他的文化符号学诗学被纳入本章讨论，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继巴赫

　　金之后，力图把艺术符号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环境去考察，这对结构主义无

　　视社会历史环境的抽象语言学模式可以说形成一种类似于“解构”的力量；

　　但他也反对后结构主义那种摧毁任何整体或中心、一味解构的极端倾向，而

　　是试图在一种宽广的文化视界上实现符号世界的重构。由此而论，他这种关

　　于符号世界的解构中的重构行动，是与巴赫金的相类似的一种超语言学的符

　　号学追求。但与巴赫金在激烈的正面交锋中努力探索超语言学的“对话”世

　　界不同，洛特曼似对正面交战不感兴趣，但抱负更为远大、开阔和系统：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252、251、50　页。

　　谋求使传统结构主义与新起的信息论、控制论和文化理论等综合为一个基本的概念结构，这个概念结构假定各种不同符号系统具有基本的统一性和功能上的相关性，而在此基础上论证探索艺术符号系统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超语言学符号学有理由被视为更具统一性和相关性的文化符号学（或历史符号学）。在符号系统的统一性和相关性相继被结构主义导向僵化和抽象化、被后结构主义全盘否定的时代，这种以新的方式重建符号学大厦的大胆举动，自然就是引人注目的了。而对于那些不满于解构而渴求总体慰藉的人们，无疑尤具吸引力。这样，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之受到重视，是并不令人奇怪的。

　　在《结构主义诗学讲演录》（1964）、《艺术本文结构》（1970）和《诗的本文分析》（1972）等著作中，洛特曼讨论了诗的语言的性质、艺术本文性质、本文与语境的关系等符号学问题。对此，我们不妨由他的艺术本文概念去略作理解。

　　当洛特曼把“艺术本文”（artistic　text）看作特殊的“模式型系统”（modelling　system）时，他显然是在运用语言学观点。在他看来，语言从本质上说是“模式型系统”，即语言为世界提供“首要的控制原则”。由此而论，艺术本文正是一种赋予世界以秩序的模式型系统。但洛特曼认定，艺术本文不同于作为初始模式型系统的语言，而是建立在这种系统之上的第二级模式型系统。也就是说，他已从语言学进展到超语言学领域，认为艺术本文是超语言的模式型系统。这一观点原则上并未超出巴尔特关于文学的两级符号系统的论述，不过，洛特曼有自己的特殊着眼点。对他来说，艺术本文的特殊性在于，它具有多层次结构，这个结构内部各层次之间存在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这包括：从语词选择产生强化效果，高度有机的结构组织，多重复杂的语言符码等。语言信息的接受者须懂得有关语言符码，以便领会语言信息，同时，艺术本文的读者除了懂得语言符码外，还应掌握艺术符码。例如，要欣赏中国诗这种艺术性本文，首先应懂得汉语符码　（如识汉字，了解汉字的基本表达方式等），其次，更应掌握汉诗的平仄、节奏、韵律、意象、原型等艺术符码。每一艺术本文都由若干不同系统　（字词的、图象的、格律的、音韵的）交叉而成，它们不断组合，冲突和破裂，如此循环，以至无穷，每一次都使艺术本文的意义丰富和变化。如果说“美即信息，”信息指系统的组织程度，那么，艺术本文就是高度凝缩、多重、变化和复杂的因而是美的信息系统。

　　这样，在洛特曼看来，艺术本文远远超越一般语言范畴：它是系统中的系统，